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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揭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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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往揭阳榕城的侨批,大多写着“揭邑西门外”的收件地址。1956年,一封从新加坡寄来揭阳榕城的批信,收件地址写着“揭阳中山路宝锡巷内”,此况较为少见。

宝锡巷,顾名思义就是打制锡器的巷子,位于揭阳榕城中山路184号旁边。如果从东边的中山路巷口进入,向西步行, —直可以连接到暗桥池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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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锡巷”三个蓝色大字由揭阳籍著名岭南派画家黄独峰题写,是揭阳古城一处重要的文化标识。

宝锡巷的得名与揭阳古城的手工业传统密切相关。民谚所述“姑苏样,潮阳匠,揭阳之锡居其上”,不仅点明了宝锡巷因打制锡器而得名,更揭示了揭阳锡器在明清时期的工艺地位——样式效仿苏州,工匠来自潮阳,而揭阳的产品品质最优。

明代以降,榕城凭借榕江水运之便,成为潮汕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锡器作为日常生活与祭祀必备之物,自然形成了专业生产街巷。在榕城,过去每条街巷的首尾出口处,都设有栅栏扃柱门斗,夜间关栅上扃锁匙,以防偷盗撬门。如今,很多街巷此设置都已湮没,但宝锡巷依然保留有旧时石门。

揭阳籍著名岭南派画家黄独峰故居就位于宝锡巷内。作为岭南画派代表性人物,黄独峰(1913~1998)早年师从高剑父,后游学东南亚,画风融合中西。他在宝锡巷的故居,如今虽已斑驳,却见证了这位艺术大师与故土的联结。新中国成立前,黄独峰返乡省亲时,题写了“宝锡巷”三个蓝色大字,其时正当艺术盛年,笔墨间既有传统碑学功底,又透出岭南画派特有的洒脱气象。这三个蓝色大字保存至今实属不易,已成为揭阳古城一处重要的文化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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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古城宝锡巷内的黄独峰故居。

这件从新加坡寄往揭阳榕城宝锡巷的侨批, 一改以往写揭邑西门外的写法,直接以“揭阳中山路宝锡巷内”为收件地址,甚为少见。寄件人为母亲刘瑞卿寄给其儿子周永通。封面书法字体飘逸,如行云流水,令人赏心悦目。汇款为港币15元 ,盖圆形红色汕头中国银行核盖侨批之章 ,该章直径38毫米 ,分三行排列,上盖“汕头中国银行核盖之章”,下面日期可调,中部为可调换的港币与人民币兑换比率 。下部文字“业已结汇限五天内介讫” 。该结汇印章启用在1952年10月至1958年4月期间。此款结汇印章使用至1967年1月,使用期长达15年,为汕头中国银行使用时间最长的结汇印章。在该印章上方盖一蓝色方形戳“此批款已登门送讫”字样。

右下角的宣传戳“欢迎华侨投资建设伟大祖国”,配以图案并刻“揭阳人民银行”字样,则是上世纪50年代动员侨汇支援国家建设的生动写照。这段时间的宣传条形章时有所见,但都是不带图案和不刻单位名称 ,带图案并配刻上“揭阳人民银行 ”的,显然并不多见,给人以耳目—新之感。而且一个批封同时出现两家银行名称章戳的也较少见,为研究当时侨务政策提供了直观素材。

这件侨批,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所承载的金融史信息,也在于它的书法之美。此山水封图案为云壑秋高图,描述秋天山中的景色。典出南朝齐·孔稚珪《北山移文》 :“诱我松桂, 欺我云壑”和唐·陈润《赋得秋河曙耿耿》 :“ 晚望秋高夜, 微明欲曙河” 。画面与毛笔书法相得益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十分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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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寄往揭阳中山路宝锡巷内的批信。

批封的背面盖汕头侨批专用日戳, 显示的日期是1956年12月10日 。日戳上方盖“新加坡鼎盛祥记信局”红色圆形印章,该批涉及信局为1941年开业,1977年因汕头联号批局纳入中国银行而停业。

新加坡侨批除不贴邮票之外(因为一般采用总包寄递),在封上列字也跟泰国批局有所不同 ,泰国批局对批信在揽收登记时,一般用《千字文》 中的文字顺序作为列字编号的顺序,而新加坡批局却不一样,有用批局自己的名字作顺序列字的;有用批局所在地的地名列字的;还有用批局老板名字的;更新奇的还有用英文字母作为列字的,更显与众不同 。

在揭阳侨批中, 市区榕城之批信均少于邻近各县区,究其原因,在于以前农村前往南洋谋生的人数较多,且多家族聚集性,而榕城经济繁荣的程度较广大农村为好,以前的人非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冒很大风险出洋讨生计 ,潮汕有歌谣云:“ 阿弟有亩阿兄无 ,阿弟生仔叫大伯,大伯听着无奈何,拍个包鼓过暹罗”,较为形象地说出“过番” 内情 ,所以侨批多见于农村特别是山区也就不难理解了。

文/摄:吴旭 蔡幼芳

编辑:付依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