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我和杨建国结婚的第七年，日子就像用久了的抹布，看上去还算完整，但拎起来一抖搂，全是毛边和破洞。
他是出租车司机，我是超市收银员。我们在城东老小区里有个六十平的小两居，贷款还有十五年。儿子小海五岁，刚上幼儿园大班，每天睁开眼睛，就是钱。房贷、车份子钱、幼儿园学费、生活费、两边老人时不时要贴补的药费……杨建国开始买彩票，大概是两年前。起初是偶尔，后来是期期不落。他说这叫“希望”，每个月花个百八十块，买个一夜暴富的念想，不亏。
我懒得跟他吵。为这事吵过，没用。他说我不懂压力，方向盘在手上一握就是十个小时，腰是木的，脖子是僵的，看红灯都看成重影，就为了那点流水。回到家，听我念叨菜价又涨了，听儿子嚷嚷同学有了新款的变形金刚，听老家的电话说妈的风湿病又犯了……他说，那张小小的、印着数字的纸，是他透气的缝。
直到那天晚上。
他洗了澡，趿拉着塑料拖鞋，啪嗒啪嗒走到客厅那张掉漆的方桌前。桌上摊着几份过期的报纸，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还有一叠他精心保存的往期彩票。他拿起一支圆珠笔，对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双色球号码，眯着眼，一个个核对。台灯昏黄的光打在他过早爬上皱纹的额头上，油腻反光。
“哎！”他突然拍了一下大腿，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
我正靠在旧沙发里，用手机看幼儿园家长群的消息，被吓了一跳。“怎么了？”
“你看这个，这个红球28，上期我差点就选了！就差一点！还有这个蓝球12，我梦里梦到过！”他指着报纸上的开奖号码，手指因为激动有点抖，眼睛发亮，那光亮和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汗衫极不相称。“我就说我有感觉！下次，下次肯定能中！”
我扯了扯嘴角，没接话。这种话我听了不下一百遍。
他见我没反应，兴奋劲儿有点受挫，但很快又燃起来，低头在纸上写写画画，嘴里念念有词。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抬起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老王，我跟你说，我刚才心里偷偷许了个愿。”
“又许愿？”我眼皮都没抬。他信这些，路过寺庙要拜，看到锦鲤要许愿，连微信里那种“转发这条神龙，三天内必有好事发生”的帖子，他都要点个收藏。
“这次不一样，我下了血本了。”他搓了搓手，脸上是一种混合着戏谑和某种古怪认真的神情，“我用我媳妇——也就是你——20年的寿命，换我中8000万！”
屋子里一下子静了。
只有窗外远处马路隐约传来的车流声，和儿子小房间传来的轻微鼾声。
我按在手机屏幕上的手指停住了，慢慢转过头，看着他。他咧着嘴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眼角的褶子堆在一起，似乎在等我像往常一样骂他“神经病”或者“胡说八道”。
但我没骂。
我看着他脸上那熟悉的、带点市侩和侥幸的笑容，看着这个和我同床共枕了七年、生了孩子的男人，心脏那块地方，好像突然被冻了一下，然后一种木木的、钝钝的感觉，顺着脊椎慢慢爬上来。不是很剧烈的疼，就是冷，还有空。
“用我的命，换你的钱？”我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连我自己都惊讶。
“哎呀，说着玩的嘛！你看你还当真了！”他大概觉得气氛不对，挥了挥手，试图用大笑掩盖过去，“这不就是个念想！你看那些小说里不都这么写，等价交换！我这不是显得心诚嘛！用我最宝贵的换！”
我最宝贵的？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很陌生。这个“最宝贵”的东西，在他嘴里，可以这么轻松地拿来“交换”，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8000万”。哪怕只是“说着玩”。
“哦。”我应了一声，低下头继续看手机。群里的消息在滚动，讨论周末亲子活动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的视线落在那些字上，但一个也没看进去。
他有点讪讪的，摸了摸鼻子，又嘀咕了几句“女人就是开不起玩笑”，然后继续埋头研究他的数字去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他身边，听着他很快就响起的鼾声，睁着眼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有一小块潮湿的霉斑，形状像一张扭曲的脸。七年了，我们从出租屋搬到这里，生了孩子，为了谁洗碗谁拖地吵过，为了给孩子报什么兴趣班吵过，为了过年回谁家冷战过。我以为生活就是这样，琐碎、疲惫、偶尔有点暖，但大体是捆在一起往前挪。我以为我们至少是“我们”。
原来，在某个他脑子里闪过的瞬间，我是可以明码标价被交换的“代价”。20年寿命，8000万。还挺“划算”。
黑暗中，我慢慢地、慢慢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胸腔里那片空荡荡的冷，凝成了一小块冰。
第二天是周六，我轮休。送小海去上绘画班后，我去了趟菜市场。路过那家杨建国常去买彩票的福利彩票站时，我停住了脚步。
彩票站门面不大，红色的招牌有些褪色，玻璃门上贴满了各种走势图和中奖喜报。里面烟雾缭绕，几个男人或站或坐，盯着墙上的图表，表情是如出一辙的专注和渴望。杨建国经常是其中的一员。
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卖菜的刘婶拎着空篮子经过，看见我，笑着说：“芳儿，站这儿干嘛？等建国啊？他今天好像还没来呢。”
我摇摇头，笑了笑：“没，路过。”
刘婶压低了点声音：“你家建国，还挺执着哈。不过也是，这年头，谁不想撞个大运呢。”她叹了口气，扯了扯身上起球的毛衣，“我儿子谈对象了，女方家开口就要城里一套房，把我卖了也凑不出首付啊。”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是啊，谁不想呢。沉重的房贷，永远不够花的工资，孩子未来更巨大的开销，像一座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彩票，是山缝里透进来的，虚假的，但诱人的光。
刘婶走了。我看着彩票站里那些模糊的人影。杨建国大概也和他们一样，坐在某个凳子上，皱着眉头，把希望寄托在一串随机数字上。然后，在心里，把他妻子的二十年，轻轻地放上了赌桌。
我推开了彩票站的门。
一股浓烈的烟味扑面而来，混合着汗味和印刷品的油墨味。没人注意我，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数字上。我走到柜台前，老板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正在看手机短视频，外放着喧闹的音乐。
“买彩票？”他头也没抬。
“嗯。”我说。声音有点干。
“机选还是自选？双色球？”
我沉默了几秒钟。柜台玻璃下压着一些即开型彩票，绚烂的图案有些刺眼。我开口，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一个字一个字，从我喉咙里挤出来：
“自选。双色球。用我丈夫全部性命，换我中奖1个亿。”
老板按在手机上的手指停住了，他抬起头，有点茫然地看着我，好像没听清：“啥？”
旁边一个正埋头研究号码的老头也扭过头，狐疑地瞥了我一眼。
我脸上没什么表情，重复了一遍，语气平淡得像在说“来棵白菜”：“我自己编一组号码。买一注。”
“哦……哦，行。”老板大概觉得我有点怪，但也没多问，顾客说什么号码的都有。他敲了敲键盘，“号码。”
我报出了一串数字。那串数字毫无规律，是我推开门的瞬间，脑子里闪过的几个无关数字的胡乱组合：我和杨建国结婚的日期，儿子小海的生日，我们房贷的每月还款额，家里那台总出毛病的冰箱的购买年份……最后一个蓝球号码，我想了想，说了“13”。今天是13号。
老板熟练地打出了票，从那个小小的针式打印机里吐出来。我付了两块钱，接过那张薄薄的、粉色底纹的纸条。上面印着我刚报出的那串数字。
把它对折，放进钱包最里层的夹层时，我的手指是冰凉的，但很稳。
走出彩票站，阳光有些刺眼。我拎着菜篮子，慢慢往家走。市场里人声鼎沸，讨价还价，鸡飞狗跳，充满了粗糙而旺盛的活气。这才是真实的世界，而我刚才，好像去另一个荒谬的时空走了一遭。
用丈夫全部性命，换一个亿。
这句话在我脑子里回荡。和杨建国那句“用媳妇20年寿命换8000万”并排放在一起，像一副诡异又工整的对联。
我忽然有点想笑。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回到家，我开始收拾屋子，洗衣服，准备午饭。把那张彩票的事，妥帖地压在了心底最角落，像藏起一把生锈的、可能永远用不上的钥匙。
杨建国中午没回来，跑车忙。傍晚他交车回来，脸上带着疲惫，一进门就嚷嚷饿。吃饭的时候，他兴致不高，扒拉着碗里的米饭，说今天跑得不行，净赶上堵车，流水比平时少了快一百。
“对了，”他忽然想起什么，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彩票，拍在桌上，“今天买的，我感觉特别好！红球我研究了最近三十期的冷热号，蓝球凭直觉！老王，这回真有戏！”
我瞥了一眼那张彩票，就放在我中午买的酱油瓶子旁边。两张彩票，静静地躺在油腻的餐桌一角，一张承载着他用我寿命换8000万的“希望”，另一张承载着我用他性命换1个亿的“诅咒”。
“嗯。”我夹了一筷子青菜放到儿子碗里，“吃饭。”
小海眨巴着眼看看爸爸，又看看我，童声稚气地问：“爸爸，中奖了是不是可以买好多好多奥特曼？”
杨建国来了精神，rua了一把儿子的脑袋：“那可不！中了奖，给你买一屋子奥特曼！咱家换大房子，换大汽车！你妈也不用上班了，天天在家陪你玩！”
小海高兴得直拍手。
我低头喝着碗里的汤，汤有点咸。不用上班？换大房子？用我的二十年，还是用他的全部？
晚上，杨建国又对着他那堆宝贝数字研究了半天，临睡前，还特意把今天新买的那张彩票，压在了枕头底下。他说这样能沾沾“梦气”。
我背对着他躺下，闭上眼。钱包就放在我枕边的小抽屉里，里面那张小小的纸，似乎散发着微弱的、不容忽视的热度。
荒唐。
我们都清楚，彩票中奖是极小概率事件，比遭雷劈高不了多少。那些话，不过是困顿生活里一点无伤大雅（吗？）的宣泄，一点自我安慰的妄想。
谁会把随口一句的“许愿”当真呢？
可是，为什么我心脏那块冰，一直没化呢？
周二晚上，双色球开奖。
第二章
开奖那天晚上，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杨建国跑晚班，说是有个老顾客预约了去机场，能多赚点，回来得晚。我哄睡了小海，检查了门窗煤气，然后坐在客厅那张旧沙发里，打开了电视。遥控器按来按去，最后停在那个开奖的频道上。节目还没开始，在放广告，一个接一个，声嘶力竭。
茶几上，摆着杨建国出门前特意“供奉”起来的彩票，用一个干净的烟灰缸压着，生怕被风吹跑似的。旁边还放着他那本写满数字和“秘籍”的皱巴巴笔记本。
我看了那彩票一眼，起身去卧室，从钱包最里层拿出了我那张。粉色的票面，已经被折叠的痕迹弄得有些软。我把它放在茶几的另一边，和杨建国那张隔着烟灰缸，遥遥相对。
两张彩票，像两个沉默的赌徒，等待着命运的骰子落下。
九点十五分，开奖节目终于开始。主持人穿着亮闪闪的礼服，笑容标准得像尺子量出来的，用快得让人头晕的语速说着开场白。背景音乐激昂亢奋。
我盯着屏幕，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沙发扶手上一个破洞的边缘。心里其实没什么波澜。我知道中不了。我只是想看看，当那些球一个个滚出来，数字一个个亮起的时候，我会是什么感觉。杨建国那张寄托了“希望”的号码，和我这张承载了“诅咒”的号码，在那些随机滚动的数字面前，会有多大区别。
第一个红球滚出来了：09。
我心跳漏了一拍。我的号码里，第一个是……07。不是。
第二个红球：14。
我的是11。不是。
第三个：22。
我的是19。不是。
第四个：26。
房贷还款额的尾数……好像是6？不对，我填的是全额。不是。
第五个：31。
冰箱购买年份？不，是12年。不是。
第六个：33。
……毫无印象。
我拿起我的彩票，对着屏幕，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看。红球六个，一个都没对上。果然。我扯了扯嘴角，意料之中。那股一直绷着的、说不清是紧张还是别的什么劲儿，忽然就泄了。荒唐，真是荒唐。我居然真的坐在这里，对着电视核对这种“许愿”彩票。
我把彩票扔回茶几上，身体向后靠进沙发，觉得有点累，又有点可笑。为自己那瞬间的“当真”，也为杨建国那句“玩笑”。
最后，蓝球在透明的摇奖机里跳动，落下。
13。
屏幕上，蓝色的数字“13”放大，定格。
我的眼皮跳了一下。
蓝球……我选的好像是13？我猛地坐直身体，一把抓回那张彩票。蓝球号码，清清楚楚印着：13。
我只中了一个蓝球。按照规则，这只能拿回五块钱。连本钱都没赚回来。
果然。我松了口气，但松掉的这口气还没完全吐出来，就被一种更奇怪的情绪堵住了。一个都没中的彩票，和只中了一个蓝球的彩票，本质上没区别，都是不中奖。可为什么，当看到那个“13”出现时，我心脏会猛地一缩？
是因为那个“诅咒”吗？用他全部性命换的……一个蓝球？五块钱？
这算什么？命运的嘲讽？还是某种不祥的、微弱的呼应？
我盯着那张只中了蓝球的彩票，久久没动。电视里，主持人已经在恭喜本期中奖者，背景音乐换成了欢庆的曲调，衬得我这安静的客厅格外冷清。
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响起。
杨建国回来了。他带着一身夜风的寒气和出租车里特有的那种烟味、旧皮革味，嘴里哼着荒腔走板的小调，听起来心情不错。
“回来了？”我把两张彩票都迅速收了起来，我的塞进睡衣口袋，他的放回烟灰缸下。
“嗯！今晚跑得顺！”他换了鞋，搓着手走过来，眼睛第一时间就瞟向茶几，看到烟灰缸下的彩票还在，明显松了口气。“开了吗？怎么样？”他急吼吼地问，脸上带着惯有的那种混合着期待和忐忑的神色。
“刚开完。”我指了指电视，屏幕上已经在播别的节目了。
“你怎么不叫我！”他埋怨了一句，一个箭步冲过来，小心翼翼地从烟灰缸下抽出他的彩票，又一把抓过遥控器，找到回放。他凑到电视前，几乎是贴着屏幕，手指点着彩票上的数字，嘴里跟着摇奖机滚出的球念念有词。
“09……有！漂亮！”
“14……有！太好了！”
“22……有！哈哈！”
“26……有！四个了！四个了！”
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脸涨得通红，握着彩票的手也在抖。每喊出一个“有”，他的背就挺直一分。
“31……有！五个了！五个红球！老王！老王！五个了！”他猛地回头看我，眼睛瞪得极大，里面全是血丝和一种近乎狂喜的光，他挥舞着手里的彩票，语无伦次，“只差一个！只差一个红球，一个蓝球！就是二等奖！至少好几十万！几十万啊！”
我看着他，没说话。心脏在胸腔里，缓慢地、沉重地跳动着。
他转回头，死死盯住屏幕，呼吸粗重得像拉风箱。第六个红球滚出来了：33。
他彩票上第六个红球是：28。
“33……操！”他猛地捶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发出一声短促的、像是被掐住脖子的哀嚎，整个人从那种极度亢奋的状态瞬间垮塌下来，肩膀耷拉下去。“是33……我的是28……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啊！”
他瘫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双手抱住头，手指插进头发里，盯着手里那张彩票，反复地看，仿佛多看几眼，那个“28”就能变成“33”。嘴里不停地喃喃：“五个……就差一个……几十万……就差一个数……怎么就……怎么就……”
那种从云端瞬间跌落的巨大失落，几乎实体化地笼罩着他。刚才还发光的脸，此刻灰败下去，眼里的光熄灭了，只剩下不甘和懊丧。
我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为那“差一点”的几十万痛心疾首。看着他完全忘了，就在刚才，他还为“用媳妇20年寿命”许下的、换取8000万的愿望。那个愿望，随着这“差一点”的二等奖，似乎也轻飘飘地，无足轻重了。
“蓝球！对了，还有蓝球！”他忽然又抬起头，像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充血的眼睛看向屏幕，蓝球已经开出来了，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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