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段时间，趁着休假，连着过年，回国待了两个月，也是去欧洲以后在家待得最久的一次。这三年，我在瑞士、比利时和德国都有相对比较深入的生活，不断构建新的生活秩序，也走走看看，去了一些国家，感受不同的文化底色。之前我都是聊国外观察，这次回国我也不知不觉作为一个“他者”，有了相对外部的视角，所以聊聊回国之后的亲身感受。
回来之后在北京、深圳、香港和某西北四线小城各待了一段时间，春节还和家人去四川自驾，原本计划再去云南旅居一个月实地了解数字游民的生活，但工作的缘故提前结束远程办公。所以就单从这几些城市的观察出发，抛砖引玉。观察一定是带有坐标的，文中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比较，但如果读者想从这些比较当中得出一定是哪里好，或者哪里比哪里优越这样的结论，建议就不要往下看了。
回来也没拍什么照片，全都拍吃的了，所以配图质量不高，见谅。
1.当我们在谈国内的时候，由于地域发展差异，已经不能笼统地说国内如何如何，更应该按照城市或城市群，来进行区分。比如我的感受是，北京是一种情况，香港深圳是一种情况，川渝地区、西北三四线城市的发展又是另外的情况。因此在具体问题上，不以地域或城市群区分，是不客观的。
2.当然有一些全国都存在的共性情况，例如公共设施（水电气）的价格以及物价水平确实相对较低、人工成本便宜、外卖便捷方便、基建完善等等，这个之后再说。
先说深圳
3.政治氛围不浓，商业氛围极重。在深圳主要是去了南山和福田，标语密度不高，看到最多的是“来了就是深圳人”。感受是大家对于搞钱真的是有一种激情。餐厅、咖啡厅、奶茶店、路上，每个人要么是在讨论工作，要么是讨论怎么创业，或者急匆匆地本身就是在赚钱的路上。在深圳路上骑车要非常小心，因为大家速度都很快，特别像工作日的纽约街头，走慢一点都是一种罪过。
4.华强北必须去看看。要说中国现在什么是无可替代的竞争力，供应链我想当之无愧的第一。这其中以华强北为代表的大湾区硬件产业集群是非常明显的例子。硬件发烧友特别喜欢“攒”这个字，攒个电脑、攒个机器人，在华强北，我的感受是只要有图纸和想法，你几乎能攒出任何想要的东西，协作摩擦成本极低。在欧洲，你找一个异形螺丝可能需要写三封邮件等三周；在华强北，上个厕所的功夫就能找到三家供货商。有这样的积淀做基础，长出硬件的独角兽只是时间问题，甚至不是一个概率问题。
（拖着行李箱提着黑塑料袋穿行在华强北大楼里的“背包客”，他们是华强北生态中的一部分，在网上买的手机配件，绝大部分是由他们去楼里批发商那里扫货后打包发给你的。几年后，他们会拥有自己的档口，升级角色）
5.创业公司是真的多，而且多是连续创业者。这些年以一些深圳大公司为培养基，培养出来了一大批创业者。十年前，创始团队是阿里的运营、百度的技术、腾讯的产品背景是投资人必杀三件套，那今天“大疆系”则是另一块投资人青睐的招牌。
6.如果说以前的中国竞争力是秦晖老师说的“人口红利、低人q优势”，那现在类似于珠三角供应链集群优势这种情况，让事情在发生变化。当然不去考虑这种变化发生对谁好对谁不好，如何产生，只是我的体感是确实在发生一种客观现象，比较敏感，这里不详细展开了。
7.在欧洲，提到创业，大家会先去讨论这个点子有没有法律风险，符不符合欧盟相关法律。没有想好的一个小细节，可能直接会让公司倒闭破产甚至创始人也面临牢狱之灾。其次是繁重的税负、高昂的人工成本和严苛的合同条款。条条框框的限制下，长出来一点点成果都属实不易，更别提要去打商战了。这套制度对创业的显性要求非常之高，很难。但反过来在深圳，创业本身并不存在难度，难的是其他隐性的东西。这是不同的文化和制度基因决定的。
8.此外，深圳年轻人密度极高。在深圳的那么多天，很少见到老年人。都说深圳是“蛊城”，本身就有筛选，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有抱负的年轻人当然应该去有活力的地方，整个城市都有着不一样的生机。当然未来作为城市的可持续来讲一定还是要有其他考量，这个我没观察到就不说了。不过一方面在欧洲待久了看多了平静和安逸，另一方面本身自己不用工作是游客视角，所以倒是很喜欢这样的氛围。
说说香港
9.体感上，这里比起之前来，变化了很多。除了尖沙咀这些黄金地段依旧人满为患，偏远的地方商业开始衰败，甚至有一些萧索之感，当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里也不讨论了。我问朋友曾经街上的那些年轻人今安在，朋友说一半离开了，剩下一半当牛马，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果然工作是最好的稳定剂。
（也并非所有地方都人满为患，一个周六下午的香港某街道实拍）
10.大量大陆居民进入香港工作、学习、生活，如今在港可以不用讲粤语或者英文，使用普通话基本没有问题，微信和支付宝也可以覆盖大部分消费场景，这个变化还是很明显的。在观察中，发现香港深圳两个城市的融合速度非常快，很多人在香港工作，深圳生活，或者深港两地的年轻人恋爱结合，进行最小成本的地理套利。大密度、高强度的人员流动，带来了信息交互，也为商业带来了新的投机机会。
11.见了两位以前在北京的朋友，如今都在香港从事金融。这两年香港的金融发展，主要增量来自于大陆客户、家办，从前的任职要求有“精通粤语、英语”，现在则多处很多岗位要求“精通普通话、英语”。前些年没有来得及出去或者不知道怎么出去的钱，这两年开始逐渐汇入到香港的池子，属于后知后觉和迫不得已吧。理解这个，就能理解很多为什么，比如为什么收紧了CRS，为什么外汇管制好像留了一个口子。
12.同样收紧的，还有在香港办银行卡。几年前环境宽松，人去就能办，当时推荐了好几个朋友都成功下卡，这两年政策逐渐收紧，等我自己去的时候，汇丰等一些银行已经提高了门槛，大堂经理也是百般刁难，好在材料准备齐全也都顺利。
13.很多时候，机会窗口不等人，赶早不赶晚。就像我很早之前苦口婆心给朋友推荐，劝他有机会留几张国外电话卡。朋友总问我为什么。要珍惜任何一个打开的可以跟世界交流的窗口，尤其是在AI时代。未来的AI只会分为两种，按照政治概念分的，但谁也不会拥有绝对的护城河和垄断优势，Claude写代码没口音，GLM量大管饱，对个体而言没有必要站队，把合适的模型用在合适的位置上，还要合法，所以两边套利是最好的选择，言尽于此，不能再多说了。
再说北京
11.在北京十年了，回去之后的感受是“肃穆”。2016年，北京出台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城市的核心职能设置当中，明确了：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四个中心的定位。今年恰逢十年，清晰地感受到“经济”这个词没有在定位中出现的导向性还是很明确的，尤其去过香港深圳之后。
12.十年前的那一轮整治效果还是很明显。这次我住在海淀去长春桥附近，周边没有什么业态，金源购物中心虹吸了基本上所有的功能。烟火气当然会影响市容市貌，所以街道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买瓶水得去地铁站里面的自动贩卖机，或者外卖。以前喜欢去的苍蝇小馆，也基本看不到了，除了附近大学旁边有几条街上有一些业态以外，功能性的店铺单元都被打包进了整合的区块中。比如吃饭就得去一些商圈商场，工作就得去集中的几个写字楼……虽然我一直觉得城市应该是长出来的而不是规划出来的，但北京作为一个独特的城市，也确实不好评价。尤其是北京太大了，海淀和朝阳的情况也肯定不一样。只不过我偶尔也还是会怀念那段时期，开放包容，欣欣向荣。
13.公共交通服务应当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从我观察来看，地铁站不管大小，每个站口安检人员5人起。北京地铁站一般是2-8个口，这还不算换班和站内的保洁、乘务、维修等等；公交每趟车配备1个安全员；各种桥，每个桥四个口平均1个护桥员；胡同口的安全员，穿着红马甲的老年志愿者，还有关键路口、路段的明暗岗哨就不提了。安检员平均年龄基本都在25岁上下，路桥看护40岁上下，盲猜都是与第三方公司签的外包合同。
14.同样的，全覆盖的摄像头。有天专门数了一下，一个地铁进站口门口（还没有进地铁站内部），大小不同型号种类分属不同单位的摄像头共8个。进了站厅，安检口摄像头8个，还不包括两个人脸识别摄像头在安检设备前正对着安检门。
15.以前我对于这样的“入侵式设备”是没有感知的，但在欧洲已经习惯了没有摄像头的生活，回去后的感受很明显，不舒服。更何况，这样的安检效果如何呢？其实无法证伪。既不能说不这样安检就不安全，也不能说这样安检就一定安全。但只要资金实打实地花出去了，责任自然也不在自己的头上。反正花的也不是自己的钱，大家就都图个心安。
欧洲很少有需要安检的公共交通，印象中只在西班牙坐高铁的时候安检过一次，其他时候地铁、巴士、火车随上随下；当走在一条街上要被查四五次身份证，肩上的包拿起来又放下，包里的东西被不认识的人翻出来一件一件看，本来就尿急还让你把手里的水喝一口……怎么说呢，当然理解，但不舒服是真的。这种是客观的感受，以至于我在北京几天也在反复思考，“我的安全”必须是通过牺牲“我的感受”而获得的吗？或者说，为了抓取极低概率的风险，付出如此高的社会总成本，合算吗？不能细想。
16.这其实也是中国超大规模社会的管理压力与欧洲小国寡民模式在数学模型上不同，所以治理思路也不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还是”既然找不出不如放过“。对于两边的治理者而言，”安全“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不安全“所要承受的后果也是不等价的。除此以外，政策的落地和实施，策略方式差异也非常大。欧洲系统倾向于将风险散布给个体承担（自担风险，换取效率与尊严）；此地倾向于将风险集中管理，由公共财政支付极高的行政成本来清零风险。对于个体的生活层面，认可哪种选择哪种”不舒服“就是自己的考量了。
17.另一种“肃穆”是年轻人的状态。不同于深圳的年轻活力和“卷”，在北京看到的年轻人，以及跟他们聊天的状态，散发一种“淡淡的死感”——好像不甘心，又没有办法；一边焦虑，一边认命工作。在金融圈工作的朋友们遇上了政策变化，收入低了不少；创业的朋友们，全球的形势都不好，难度比以前大了很多；体制里的朋友们倒是没什么变化，只不过也没那么多“进步”的心思了。一方面环境确实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我身边的朋友也都到了一个不宜乱动的阶段，所以普遍体感是大家的生活工作都在一种“非常确定”中，而本身大环境又带来了诸多“非常不确定”，这种价差磨平了很多雄心勃勃和追求。几年前大家的心思如果是“求变”，那这几年更多是“求稳”。
18.倒是开始见到了一些老外。我离开前的那两年，北京走了很多外国人，当时的环境对外国人的日常出行、生活影响很大。这次回去，在簋街、三里屯又开始见到活跃的老外了，但大多都是游客，想来应该是免签政策带来的红利。做入境游，现在应该算是个风口。
老家西北小城
（火车途径甘肃兰州榆中实拍）
19.这么多年四线小城的生活其实没有变化。对于西北的四线城市来说，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支柱就是转移支付。产业或许是有的，能够带动的经济增量微乎其微。经济活动的循环是消费驱动+外部输血+体制内扩张。
20.消费驱动主要靠外出务工人员的汇款，本地人能够“溢出消费”。说白了就是外地赚钱本地花，本地没有自身的造血机制。
21.转移支付和体制内的扩招占据了县城主要消费量，撑起了表面就业和购买力。小城里一半人是财政供养人员，是消费主力，另一半人是为这群人提供消费的。去年好像有体制内禁止吃喝政策，出台后，不少高端餐饮业又遭受重创。全城大约42万人，街上的业态分为几类：餐饮业是大头，烟酒销售其次，药店第三，宾馆第四。
22.县城房价也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现在均价在5k左右，比较敏感就不聊了。
23.甘肃人的成人礼是离开甘肃。所以我身边当时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同学，都离开了甘肃去了外地上大学，另一部分没考上大学的或者学习不好的就留在本地服务业；离开的这部分人，家里如果是县城婆罗门的，毕业之后回去在当地又做回公务员，没什么背景或者不想在家发展的，也就如蒲公英一般飘落在各地生根。个人命运自有不同，但黄土高原上生出的农耕本色使然，也确实没听过什么敢想敢拼成就大业的，基本都是像农民一样守着一亩三分地踏实耕作，这点跟沿海地区还是不太一样。
四川几城
24.春节还去了趟四川。走了南充、宜宾、泸州、眉山、绵阳几个城市。总体感觉是，四川不愧天府之国，生活的确安逸巴适。如果在国内让我选择一个躺平生活的地方，四川毫无疑问在前两位。特别喜欢此地人刚柔并济的性格，本性也良善。和家里人聊到地域歧视，说起国内对每个地方几乎都有一些刻板印象或者是歧视，唯独对四川没有什么“坏”印象，顶多也就是说四川男人是“趴耳朵”，但这在如今也是好男人典范。想了想好像确实也是这样，川渝人性格里的东西蛮打动人的。
25.四川有很多古镇，商业化程度没有那么高，很多古镇居民世代居住于此，民风淳朴。我在一般的古镇景区是很少消费的，但是在川东一些古镇里，发现物价确实不高，卖的东西也都是当地的特色，什么轰炸鱿鱼烤冷面臭豆腐之类的比起其他地方来还是少很多。
说起古镇就不得不提李庄古镇，抗战期间李庄其实就是中国的文脉所在了。汇集着几乎一半的国家级文物、中国最顶尖的学者、科学家、中央研究院、博物馆、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全部迁于此，林徽因也在这里因为环境导致肺病复发，成为去世的直接因素。我原本会觉得这里应该有非常详细相关纪念馆，但除了营造学社旧址和陈列馆、文化抗战博物馆以外，没有系统性和上价值的纪念。我理解这种纪念馆的尺度和难度，但其实辗转腾挪的地方有很多，这次去宣传上就只有夜景灯景和李庄白肉了，有点失望。
26.去了泸州老窖和五粮液的酒文化景区。看了一圈后，从投资角度对白酒还是偏悲观。挑点能说的，诚然白酒被打造成一种文化，好像具有文化属性什么的，但没有办法掩盖其“年轻人不爱喝”的根本矛盾。未来白酒单纯作为一个文化消费品，其标价当然可以高，而且像四川、贵州这些地方一些城市的经济与白酒深度绑定，形成利益共同体，只能进不能退，但从现在消费主力的需求来看，白酒的价值得往后靠靠。如果还想着靠打“老登”牌，扯文化说历史，根本不适合今天的白酒营销。
（五粮液酒厂鹏程广场）
27.宜宾和绵阳这两年发展势头很猛。一方面，原有的产业支撑让城市基础非常好；另一方面，引入的新的产业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量。比如宁德时代等120多家配套企业落地宜宾，形成动力电池产业，还有晶硅光伏全产业链；绵阳有京东方惠科等中端屏等新型显示，还有先进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链。近两年两城经济增速均在5%以上。由此而获益的，是整个城市的房价和旅游业。以亚朵酒店为例，同房型均价宜宾要比眉山高将近50%。
28.在四川的一个切身感受是，年轻人很多。其实四川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长期第一大外出务工省份，理论上说，本地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年龄应该大一些才对，因为在外务工收入肯定要比在本地务工收入高，所以打不动工了才回来。但不论是南充、宜宾还是泸州、绵阳，我观察到的情况是：当地餐厅服务员、网约车司机、宾馆前台这些岗位都是年轻人，这与在北京和西北县城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结合前面的观察，要么充分说明这些年四川经济变强了，回流变多，可吸纳和承载的就业量上去了；要么是有另一种原因，这里我也不展开了。市场自有均衡，总体来说资金的方向就是机会的方向，机会的方向就是人的方向，人的方向就是发展的方向，这是一条规律。（如果资金找不到机会，那人最好的选择就是躺平）
以上就是回国两个月的一些观察所见，浅尝辄止谈一谈，不可能面面俱到也没法深入。也有跟朋友们的深入沟通和交流，以后借着其他话题再来聊一聊吧。
我身边总有一些想回国发展的朋友，这次回去我大概能理解他们：作为一个不用上班的“游客”，国内的低生活成本、高生活便利，价差确实能构成理想中的“生活品质”。
不过视角不同，问题便不同。所以我的建议是，尽量从不同的身份和角度去感知生活品质背后的对价，理想情况是用最小成本尝试时间和空间上的套利，并以二十年为周期进行回测，或许会有新的角度。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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