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04.09
2026年全球地缘动荡加剧，传统国际秩序面临新挑战：美国受困于多重冲突而分身乏术，世界步入了力量转移的历史窗口期。在动荡周期中，中国如何利用自身超大规模的工业产能，将其转化为应对局势变化、提升国际地位的战略筹码，成为当前大国博弈的核心课题。
文章指出，庞大的工业产能是大国崛起的物质基础。中国应借鉴美国历史经验，通过单边开放政策下对产能的统筹和引导，推动由商品输出向系统性“生态输出”的升级，将国内制造业的产能优势转化为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优势和地缘政治筹码，进而在国际秩序重塑期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
战火纷飞的时代，蕴藏着中国的大机遇。现如今在欧洲、亚洲、非洲多地均有热战持续，俄乌冲突延宕多年、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有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从武装冲突的波及范围、被卷入国家的数量（尤其是经济和代理人层面），以及对国际秩序的破坏程度来看，我们事实上已经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
世界动乱对小国意味着灾难，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断遭到破坏、联合国的冲突调停能力近乎失效，小国的安全和利益尤其受到动荡的威胁。与之相反，对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而言，尤其是当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被卷入多重战事分身乏术之际，这客观上为中国依托产能优势提高国际地位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且历史上美国的崛起也是依赖相似的历史机遇。
庞大制造业产能曾推动
美国实现战略跃迁
回顾20世纪前期的国际格局可以发现，美国在二战期间实现了从相对孤立的西半球经济体向超级大国的跃迁。这一成果的物质基础，在于其远超同时期任何大国的工业/制造业产能。在1937年，美国的资源储备令全球其他工业国望尘莫及，有测算认为美国二战前的工业潜力是德国的2.4倍，是日本的7.6倍。其绝对的工业实力如下表所示：
表1: 1937年全球战略原材料生产分布（百分比）（图源：League of Nations (1938/39):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Geneva）
仅以1937年的全球战略原材料产量数据为例，美国占据了全球原油产量的60.4%（相比之下，苏联为10.6%），煤炭产量的34.2%（苏联为9.3%），铁矿石产量的38.0%（苏联为4.0%），以及铜矿产量的32.4%。这种原材料层面的绝对碾压态势在二战爆发后表现得更为显著。在石油这一核心资源上，同盟国（极度依赖美国本土的开采与炼化）在战争期间的原油总产量达到10.43亿吨，而整个轴心国集团的产量总和也不过6600万吨。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的煤炭产量稳定维持在每年5.25亿吨左右，而苏联受制于德军入侵和领土丧失，1942年的煤炭产量锐减至7550万吨，甚至到1945年也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根据各国工业化水平和制造业全球占比份额提出了“全球战争潜力”的测算概念。其中，美国在1937年战争潜力占全球比例的41.7%（德国14.4%，苏联14%，英国10.2%，法国4.2%，日本3.5%），即便在和平时期，美国的战争潜力也接近后五国的总和。更为关键的是，苏联等国在战前已经将其国民收入的26.4%用于扩军备战和重工业军事化，而美国当时的国防支出仅仅占其庞大国民收入的1.5%。战前苏联的工业/制造业已处于满负荷运转，而美国却在三分之二的钢铁厂闲置的前提下仍保持着超额产量。此外，由于刚刚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1939年失业人数仍高达约1000万，这使得美国政府既能动员民众参战（二战期间征召了超过1600万军人），又能大幅提升生产规模。在1938年至1941年间，美国通过重新雇佣失业资源，实现了军民领域的双重增长。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演讲中明确指出要“以压倒性的产能优势超越敌人，以便在世界大战的任何战区提供毁灭性的装备优势”。同盟国军队所使用的全部军事装备中，近三分之二由美国工业界提供。在太平洋战场的航母对决中，日本倾尽全国之力仅建造了6艘航空母舰，而美国凭借其恐怖的造船能力与模块化组装技术，一口气建造了17艘主力航空母舰。
一架F/A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准备从「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用蒸汽弹射器发射升空（图源：BBC）
庞大产能同样能赋予
中国战略机遇
历史的轨迹正如肯尼迪论证的一样：大国的兴衰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基于资源之上的工业/制造业产能。如同二战时期的美国，当今的中国不仅在民用领域拥有联合国工业体系中最完备的“全产业供应链”，也同时具备历史上美苏两国在二战中的强大军备制造能力。在美国的国防供应链因中东战事承受巨大压力、在特朗普的再工业化努力迟迟没有起色、在美国和欧洲产业空心化严重的现实下，中国现在拥有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产能优势。
另一大优势在于中国未被卷入战争的泥潭。直到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才正式参加到二战的前线战斗，而当时战争进程已过半。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美洲本土从未像斯大林格勒或柏林一样受到严重打击，美国本土制造业供应链也都未受到战火冲击。战争对参与国造成的是国力消耗，但却给予了中国制造业的外部需求，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像历史上的美国一样、有能力利用产能影响世界的机会窗口。
政策统筹推动产能优势
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必须指出的是，单纯的产能优势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美国的产能奇迹也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历史上美国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极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政策组合”。在宏观统筹与微观激励两个层面上，通过国家公权力强力介入并重组私营部门生产要素，实现了对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协同发展的引领、整合与主导。通过《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国防工厂公司（DPC）、GOCO模式等制度创新和跨国输出机制，决策层熟练使用“不对称依赖”战略，将国内过剩的工业产能转化为地缘政治筹码，最终系统性地瓦解了旧有帝国（如大英帝国）的金融独立性与贸易封闭体系，同时也对苏联等核心盟国形成了深度的后勤制约与战略捆绑。美国通过一套内外政策体系，在国内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制造业霸权，在国际进而将制造业的商品剩余转化为全球金融霸权，最终将这种金融霸权制度化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地缘政治主导权。
当前，中国生产了超过全球30%的制造业产品，规模体量已超越美、德、韩三国的总和。例如，中国在海事、物流和造船业拥有压倒性的统治地位，造船总产能约是美国的232倍，且其“军民融合”之深令美国深深忌惮。为进一步合理发挥我国制造业产能优势，为对内深化“统一大市场”的区域协同发展，为对外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地缘政治冲击，美国依托产能优势实现超级大国崛起的成功经验或许可以为我国政策引导提供以下镜鉴。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图源：新华社）
讲好中国叙事
第一，讲好中国叙事，大力驳斥西方虚构的所谓“中国冲击”“产能过剩”。中国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大国，依据自身优势发展出来的庞大产能非但不是针对他国的“冲击”，而是推动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福祉。自加入WTO以来，中国持续为世界经济提供增长动能，贡献率曾一度高至50%；即使近年来下调了国内增长目标，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旧高达30%左右。
加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第二，对外进一步加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加强单边开放。开放是向外输出产能的前提要素，在美国等其他大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中国加大力度单边开放则是惠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机遇窗口。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实践，通过大力开放所搭建的国际商品和生产资料流通网络，不仅可用于商品与先进技术流通，更可赋能他国经济建设和产业链升级。在未来，中国的产能也可为俄乌、中东等冲突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战后重建支持。
升级对外输出机制
第三，升级对外输出机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生态”。中国应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机制，将商品输出升级为“中国生态”的系统性输出。例如，在向“全球南方”国家输出新能源光伏与高铁时，配套输出中国的基础设施标准、数字通信网络以及技术人员培训。基于高质量公共产品供给的“系统性赋能”，通过构建“产业融合”与“标准共建”，进一步夯实大国战略博弈中的合作基础。
本文作者
伍子尧：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GBA Review 新传媒
校对｜李 征
排版｜许梓烽
初审｜王希圣
终审｜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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