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登上审判台，是四万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东京审判|审判台|战犯|梅汝璈|法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年过古稀的梅小璈，每次和别人说起父亲梅汝璈的一生，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个画面：东京审判结束后，父亲回到祖国，年仅44岁，头发却已经全白了，眼角的皱纹里，满是疲惫和遗憾。梅小璈知道，父亲那些花白的头发，那些熬出来的皱纹，都是为了给千千万万中国遇难同胞讨回公道，都是为了在国际法庭上，守住中国的尊严。而父亲那句“我登上审判台，是四万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更是刻在他心里，一辈子都忘不了。

1904年，梅汝璈出生在江西南昌一个普通村子里，家里条件不算差，但父亲对他的要求特别严格，从不允许他偷懒。小时候的梅汝璈，不管是下地帮忙劳作，还是在家休息，手里总拿着一本英语书，趁着空闲时间刻苦读书，从不敢有丝毫懈怠。1916年，12岁的梅汝璈凭着自己的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学校，也就是现在清华大学的前身，成为了村里人的骄傲，也为他后来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4年，20岁的梅汝璈离开祖国，远赴美国深造，先后在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法律，一路刻苦钻研，从不松懈。那时候，中国国力薄弱，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常常受到歧视，在梅小璈看来，父亲那一代留学生，过得格外不容易，他们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赢得尊重，才能学到真本事，将来回国为祖国出力。24岁那年，梅汝璈顺利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带着一身学识，毅然选择回国。

1929年，梅汝璈学成归国后，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当老师，教学生们英美法、政治学等课程。他讲课认真负责，不仅把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更常常结合国家局势，教导学生们要做有骨气、知耻辱的中国人，要记住国家的苦难，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抗战期间，战火纷飞，很多学校都停了课，但梅汝璈始终坚守在教育岗位上，从未退缩。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多年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亿万中国人民为之欢呼，可那些在战争中被杀害的同胞，那些被摧毁的家园，却永远无法复原。1946年5月3日，美、中、英、苏等11个国家，在日本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门审判二战期间的日本甲级战犯，而梅汝璈，成为了这个法庭11名法官中，唯一的中国人，肩负着四万万同胞的期望，远赴东京。

出发前往东京前，梅汝璈心里很清楚，这场审判，注定不会轻松。他曾对着大海立下誓言：“若不能严惩战犯，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这句话，不是一时的豪言壮语，而是他对全国人民的承诺，是他拼尽全力也要完成的使命。登上审判台的那一刻，梅汝璈时刻提醒自己，他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千千万万被日军杀害的中国同胞，代表整个中国。

刚到东京，梅汝璈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法官座次之争。按照常理，法官的座次应该按照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中国理应排在第二位。可法庭庭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却故意刁难，想把英国法官排在中国前面，还以盟军最高统帅的决定相威胁。梅汝璈当场表示抗议，甚至脱下法袍，拒绝参加庭审预演，坚定地说，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惨、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理应得到应有的地位。

梅汝璈的强硬态度，让韦伯始料未及。他还幽默又坚定地说，如果不按受降签字顺序排座次，那就找个体重秤，按体重排，体重重的居中，这样才公平。这番话既缓和了气氛，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最终，在梅汝璈的据理力争下，韦伯不得不妥协，法官座次最终按照受降签字顺序排列，中国保住了应有的地位，梅汝璈用自己的坚持，第一次在国际法庭上，捍卫了中国的尊严。

东京审判期间，梅汝璈面临的压力，常人难以想象。作为唯一的中国法官，他既要严格遵守法官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偏袒、不徇私，又要时刻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让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他常常白天参加庭审，认真倾听双方的辩论，仔细查看每一份证据，晚上还要熬夜整理资料，研究案情，有时候一熬就是一整夜，连合眼的时间都没有。

庭审过程中，阻碍重重。日方辩护律师百般狡辩，歪曲历史，试图为战犯脱罪，而有些国家的法官，因为本国没有遭受过日军的沉重伤害，对日军的暴行缺乏切肤之痛，甚至主张对战争犯从轻处罚。梅汝璈没有退缩，他常常在休庭期间，主动找到其他国家的法官，拿出日军侵华的证据，一遍又一遍地揭露日军在华犯下的滔天罪行，说服他们严惩战犯。

为了让战犯伏法，梅汝璈和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等人，一起收集了大量证据。他们顶着压力，翻阅了无数日军档案，找了很多亲历者出庭作证，哪怕日方故意销毁证据，他们也从未放弃。梅汝璈常说，他不是复仇主义者，不想把仇恨算在普通日本人民身上，但忘记过去的苦难，就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

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共开庭818次，历时两年多，庭审记录堆得像小山一样高。这两年多里，梅汝璈几乎没有好好休息过，每天都在高强度的工作中度过，他的头发，也一点点从乌黑变得花白，眼角的皱纹越来越深，原本挺拔的身躯，也变得有些佝偻，谁也想不到，审判结束时，他才只有44岁，本该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却苍老得像个老人。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终于落幕，可这个结果，却让梅汝璈留下了太多遗憾。当时被起诉的28名甲级战犯，有2人在审判期间病故，最终只有7人被判死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还有1人被判20年监禁，最轻的只判了7年。更让他愤慨的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昭和天皇，竟然得以全身而退，完全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让他始终无法释怀。

审判结束后，梅汝璈带着一身疲惫回到祖国，44岁的他，头发已经全白，面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他没有丝毫喜悦，反而满心愧疚。他觉得，自己没有做到最好，没有让所有战犯都得到应有的惩罚，没有完全报答四万万同胞的期望。可在所有人眼里，他已经拼尽了全力，他在国际法庭上的坚守，已经为中国赢得了尊严，为遇难同胞讨回了部分公道。

新中国成立后，梅汝璈没有停下脚步，他投身到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中，先后担任外交部顾问、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继续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始终没有忘记东京审判的经历，没有忘记那些遇难的同胞，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着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想把这场审判的细节记录下来，让后人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可遗憾的是，这本书还没有写完，梅汝璈就因病停下了笔，直到他去世，也没能完成这部心愿。他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这部书的手稿里，那些手稿，记录着东京审判的每一个细节，从法庭组建、战犯名单确定，到座次之争、庭审过程，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字里行间，都是他对历史的敬畏，对同胞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