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品读》2026年第2期内容
汪曾祺先生写“番薯糖水”，说那不过是白薯切块熬的汤，有什么好喝的呢？让我大笑。
打开记忆中那座封存甜味的仓库，发现糖真是个好东西。可美好的事物总不易得，比如糖在我小时候就稀奇得很。
那时山里还没有公路，供销社的货全靠一个脚夫驮来。他有一身好力气，走得不紧不慢；歇脚时大喝一声，震得山响。布匹、煤油、盐、手电筒……这些东西小孩子不稀罕，我们的魂儿只被他驮的糖勾了去。老远就能闻到的暖烘烘的甜气，就像一团温润的梦。夏天更是不得了，糖融化后从麻袋里慢慢渗出，结成暗红色的晶体。如果脚夫心情好，会允许我们用手飞快地摸一下，然后含着手指，甜上好一会儿。不过他常常不肯，板着脸说“那是公家的东西”！
脚夫驮来远方的甜，看得见，闻得着，却常常摸不到。真正与我们“短兵相接”的，是家里那点需要精打细算的甜。
糖不是轻易就能吃到的，得有钱，还要凭票。但生活中不能没有甜味，于是就有了“糖精”这种东西。那白色的细小颗粒，看着像糖，有一回我偷偷捏一小撮放在嘴里，却苦得要死，赶紧吐了出来。这由甜到苦的过程让我充满疑惑——仿佛生活里的许多盼头，想象时甜，真尝到了却伴着说不清的苦。
不过，那只装糖精的小玻璃瓶，吃空之后成了我的宝贝。有一年祖母去大姑家小住，我终于把她盼回来的那个黄昏，她刚一进门，我便郑重地将那只小瓶递给了她——当时在我心里，那是迎接她最好的东西了。
因为需要甜，所以就算没糖吃我们也有办法。伸手捋一把紫云英的花，大嚼，那股甜清冽又神秘，像是把整个春天的早晨都含在了嘴里。豌豆花也甜，只是不敢多吃，大人要骂：“吃了花，还怎么结豌豆啊？”野果里也有甜的，比如五味子、野李子。还有白茅的草根，我们叫它“茅针”，拔出来剥开，草茎白得晶莹，放嘴里嚼一嚼，带着泥土的腥气，甜得丝丝缕缕。它更像是田野偷偷塞给孩子的零嘴，听一个朋友说，这种草根若够多，可熬出上好的糖稀，冷却后淋在樱桃上简直一绝。但我至今也没这样吃过，只是想象中的滋味比许多尝过的甜更真实。
对我们来说，熬糖是一年中最后、也最隆重的节目。长好的麦芽，用石磨磨得越细越好，然后用布口袋滤了渣，剩下的浆汁倒进大锅，小火慢慢熬煮。差不多要熬上一整天，每个屋子都弥漫着暖洋洋的甜味。一大锅甜浆，越熬越少，越熬越稠，颜色也渐渐变得乌黑。待到半冷，大人们就要上手“扯糖”了——来来回回地扯，像给这黑色的甜蜜赋予筋骨。最后盘成一团成了糖板，敲之脆响。每当小孩们馋了，大人们便用小凿子“啪”地敲下一小块，能含上许久。这些糖，大多要掺上苞米花、芝麻，再切成块或片，留着过年待客。
我有个叫胡大同的小伙伴，得知在城里的一个亲戚得了糖尿病，说是糖吃多了，便无比羡慕地说：“有那么多糖吃，我也想得糖尿病！”没想到他后来真病了一场，发着高烧，迷迷糊糊中竟嚷嚷着要吃奶……那时他已经9岁了。
他爹娘慌忙弄来堪称珍贵的蜂蜜水——那时候用来做偏方治病的蜂蜜可是稀罕物，平时根本吃不到。但他不喝，只反复念叨着要吃奶。直到村里一位刚刚生产5天的小母亲端了一碗给他喝下，才神奇地好了。
后来我想，我们如此贪恋甜味，是不是因为在生命的最初，就已经尝过了无可替代的甘甜乳汁？这样一想，再看见母亲，不管她如何苍老，如何鬓角斑白，都觉得她依然是甜的。
作者：南在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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