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杨小凡君和程诚君惠赐最新力作《亳州酒史研究》，笔者手不释卷，伏案研读，深感受益匪浅。

亳州酒史源远流长、史料繁富，编撰成史是较为轻松的事情。但以睿智通达的史观，把繁富的史料集合成一部鲜活、有趣、酣畅的史话，使读者阅之有四两拨千斤的享受，则必须要有高瞻远的文化视野和雄阔的知识功底才行，因为这并非易事。

这部《亳州酒史研究》书中披露了大量笔者首次所见的亳州酿酒业发展史料，多有实物佐证文献，足见治史态度严谨。而令我耳目一新的，是《贬官至亳与酒》一章，所描绘的北宋名士贬谪到亳州的诗酒生活，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文人把酒临风时更深层次的心理世界。

亳州酿酒业的兴盛，与河运相关。而定都开封的北宋一朝，地处涡河之畔的亳州，成为开封与江淮地区的交通要津。杨、程二君认为，亳州距离开封不过200公里，水陆交通都很方便，而且物阜民丰，官员遭贬到此，距离上不远不近，也不太受苦，最能体会到皇权的恩威并举。

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北宋，亳州显然是皇帝贬谪文人的理想去处，因此范仲淹、晏殊、欧阳修、黄庭坚、王钦诺、晁补之等十余位著名文臣都曾遭贬至此。

一般文人遭贬，往往是创作高产期，在诸多被贬亳州的文人中，尤以欧阳修、晁补之作品为多。欧阳修在《戏书示黎教授》里调侃说：“古郡谁云亳陋邦，我来仍值岁丰穰。”遭贬即是受惩罚，自然要到受苦的地方去，但亳州显然不是。“梦回枕上黄粱熟，身在壶中白日长。”

欧阳修遭贬到亳州任职时，已经61岁，过了耳顺之年，本可颐养天年，以诗酒自娱，“终老仙乡做醉乡”。但他始终不改仗义执言的秉性，也因此屡遭贬斥。

在亳州的欧阳修，是北宋文人精神世界的一个缩影。北宋被贬亳州的文人，多是参与北宋政治改革和文化运动的干将。他们既是治世之能臣，也是文学之巨匠。

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这个“穷”，不是物质生活上的贫穷，而是指政治待遇上处于困厄之地。当诗人处于困顿抑郁之中，意志不得舒展伸张的时候，总要通过写作来发泄情绪，因此往往能写出更多、更好的诗作来。

诗穷而后工，不是欧阳修的首创，而是有着源远流长的来处，有着体系宏博的传承，是中国贬官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贬官文化上承《诗经》，与隐逸文化有所重叠，但又有不同。孔子认为，诗具有不可估量、不可替代的社会功用，它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这“怨”，在贬官文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继承与发挥。

眼见楚国灭亡而无可奈何，屈原将愤懑之情倾注于《离骚》之中。西汉初年的天纵奇才贾谊被贬长沙，读《离骚》而和屈原惺惺相惜。刘向在《淮南子》中评价说，诗人的怨刺之情，是“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它就像水往下流、烟往上飘的自然规律，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而到了司马迁，又明确提出“发愤著书”的创作规律，认为传世著作多是作者本人在身处幽困而心有不甘的情境下完成的。

唐代的韩愈延续了这一传统，提出“不平则鸣”的观点，以自然万物受外界激荡都会发出声音为比喻，认为文学创作应当敢于对现实的不满提出批评。敢于直言往往会付出代价，韩愈因此吃尽了苦头，也常常陷于两难境地。但他在贬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高洁人格和铮铮铁骨，则是足以流芳千古的。

到了与文人共治天下的宋朝，贬官文化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出北宋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则让我们品味到北宋文人“简古纯粹”的性情。

当然，宋朝文人遭贬的原因十分复杂，很多不能以简单的道义作为衡量标准。因此也导致宋朝贬官文化形成硕果累累又参差多样的特征，遍及文学、史学、哲学、艺术、教育、酿酒等各个领域。而北宋名臣到亳州，正是宋代贬官文化的一个缩影。

自古坚持独立思想、政治主张，以及伸张正义者，常受谗言奸佞和当权者的迫害。有的人从此心灰意冷、隐逸江湖，有的人转而同流合污，唯有少数初心不改，坚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但在被贬之初，谁也免不了情绪愤懑，总要在精神世界寻求和解与升华，纵情山水是一种情绪释放，但酒才是浇去胸中块垒的理想选择。纵然是不善饮酒的苏轼，也是在把酒问青天中起舞弄清影。

酒在他们的笔触下，渐渐有了诗人的气质、文化的味道、家国的情怀，真人、美酒在善其身和济天下之间，一起融化了。

杨、程二君《亳州酒史研究》中的这《贬官至亳与酒》，再现了北宋贬官笔下的亳州盛景，读完深受启发。在酒文化的视阈中，这是一段史料，是一段诗意生活，也是一种情结，是中国酒文化中极具研究价值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