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这是苏轼任密州知州是所作《望江南·超然台作》的两句诗，读来意境恬淡惬意、令人心驰神往，然而当时现实中的苏轼，其境遇却并非如诗中所言的那版潇洒裕如，相反，却正在遭遇他仕宦途中的一道坎儿。

公元1074年秋，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而他出任杭州通判，也是因为上书直言王安石变法的种种弊病，得罪权臣，不得已自请出京。三年期满，它又被调任密州知州，即胶西地区，治所在今天的山东诸城。由通判升任知州，本是好事一件，然而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苏轼在《超然台记》中，把杭州和密州进行了一番对比。杭州是湖山之观、人间天堂，他住的是雕墙之美的别墅；而密州则是桑麻之野、饿殍遍野，而他虽为知州，住的却是采椽之居的陋室。确实，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生活确实颇为惬意，除了衣食丰饶之外，苏轼也感觉到，他跟杭州有着一种特别亲切的缘分，甚至说他的前世可能就是杭州人。而到了密州，他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悲惨的景象。他说，当年密州粮食歉收，然而官府却依然对老百姓索取无度，以至于牢狱中住满了罪犯，而民间盗贼横行。就连苏轼自己都缺衣少食，经常要到城外去挖野菜充饥。当时人都以为苏轼可能过不了密州这一关。然而事实如上，苏轼不仅怡然自得，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而且还很有诗意。用苏轼自己的话说，一年以后，他不仅吃胖了，花白的头发也反黑了。

那么面对生活不如意的密州，苏轼是怎么度过的？

作为文学家和才子的苏轼，密州知州任期内，是他在思想和文学上承前启后、发生重要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苏轼，既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意气风发立志高远的一面，也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伤痛，以及“薄薄酒胜茶汤，觕觕布胜无裳”的隐逸念头，在思想状态和文学创作上充满了矛盾和纠结。这种纠结其实来自现实生活，源自他作为一个从政者的处境。他对朝廷的某些导致民不聊生，甚至官逼民反的政策极为不满，但作为基层官员，又不得不去执行。而就是在纠结的现实生活中，苏轼既表现出了悲天悯人的情怀，也展现出其卓越的施政才能。

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当时密州的民不聊生，许多人家生完孩子就弃之荒野。苏轼了解情况后，就立即从官仓中挤出数百石米，专门用于救济无粮养育新生儿的家庭，或鼓励百姓收养弃婴，但凡收养弃婴的家庭，官府每月给米六斗，且命名为“劝诱米”。这一举措立竿见影，弃婴的社会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后来被贬黄州后，苏轼听闻湖北当地有一个骇人听闻的风俗，凡超生的儿童，在刚新生时就要溺死。他就立即给鄂州太守写信，很诚恳、很详细地分享他在密州时救济弃婴的经验。苏轼说，凡有妇女怀孕的家庭，官府一定要登记造册，密切关注。如果遇到没有能力养育新生儿的家庭，可以适当救济；只要新生儿养育数日之后，家里人自然就舍不得下手了。

《超然台记》所述的苏轼，一年以后即让密州实现从乱到治，百姓安居乐业，而他也得以修缮府衙，并建成了一座超然台。而他自己也过上了“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怡然自得其乐的诗意生活。

但苏轼的超然，不仅是面对现实中无法逃避的纠结与困扰时，仍然能保持一种超然物外、悠游自在的心态，而且能够尽心竭力且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尽管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但正如他在《思治论》中所讲的“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一样，苏轼从未停止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