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31日,当年“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蒯大富刑满释放,被安排回宁夏青铜峡铝厂继续参加工作。
蒯大富被捕是在1978年,而正式接受审判却是在1983年,虽然他被判刑十七年,但在押也仅仅就只有几年,因为早在1970年就已经被隔离审查。
事实上,更准确的说,从1968年7月28日以后,蒯大富人生结局似乎就已经注定了。
那一天,蒯大富挨了毛主席的批评,尽管他不愿意退出历史潮流,但历史的洪流滚滚而来,他挡不住。
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对自己的遭遇,蒯大富是“无怨无悔”的。
一
1987年10月,从狱中获释的蒯大富重新回到了宁夏青铜峡铝厂,事实上早在1968年10月以后,他就被安排到这个工厂工作,只是在1970年又被押回了清华大学,这才失去了自由。
蒯大富当时其实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回老家江苏种地。
不过,蒯大富不愿意种地,而是希望能留在工厂,后来国家基于他照顾,这才安排回原工厂当技术员,事实上不光是蒯大富,比如与蒯大富有着相似经历的韩爱晶,其实也受到了特殊照顾,被安排到了株洲飞机厂工作。
当时,中央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对蒯大富这一类人“政治上不受歧视、生活中要妥善安排”。
蒯大富那时已经42岁,十多年美好的生涯都已经错过,想要重新开始的确不是那么容易。
可这一关他还是轻松自如的渡过了。
蒯大富以技术员的身份被安排进了青铜峡铝厂后,主要负责销售,那时刚改革开放,国营厂的日子并不好过,有段时间铝厂的产品也卖不出去,厂长干脆找到蒯大富:
“老蒯,你给我卖铝去,你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都算你出差。”
蒯大富当仁不让的接过了这个差事,后来带着老婆孩子在外面一走就是三个月,买了605吨铝,并带回了605万元钱。
当然,蒯大富算不上是销售能手,他之所以销售产品顺利,主要源于当年闯下的偌大的名声,很多人一听是他来了,抢着出来见他,想要见见当年这位风云人物。
蒯大富很容易就能见到销售单位的最高领导,一番酒酣耳热的畅谈,就能卖掉不少产品。
有个事儿值得一提。
蒯大富当年入狱时,尚未结婚,1987年获释后不久,经人介绍认识了北京大学毕业的罗晓波,两人从认识到结婚,拢共也不到一年。
对于蒯大富而言,这段婚恋也是他一生中难能可贵的转折点。
二
从蒯大富、罗晓波的结婚不难看出,他们在一起是比较仓促的。
1988年,远在青海的蒯大富接到了来自南京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在南京某研究院工作的罗晓波写来的,信里直截了当的就表示,我是北京大学数学系78级的毕业生,我听说过你的事迹,愿意和你共度余生。
即便罗晓波比蒯大富要小16岁,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嫁给蒯大富,罗晓波的前程显然更加光明。
蒯大富一开始比较犹豫,毕竟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
也许是为了打消罗晓波的念头,他在回信中与罗晓波“约法三章”(其实是四条):
“你要和我谈恋爱结婚的话,第一个,你要忘记我是坐过牢的,你不要将来有矛盾吵架的时候,再说你之前坐过牢怎么怎么的;第二个,我这个人以后肯定还会有风波的,将来你要不怕吃苦,不怕牵连的话,你可以和我谈,你不要将来后悔;第三,你要准备和我结婚的话,要准备过穷日子,我没有积蓄,家里还有父母;第四,我现在在宁夏,结婚后我不想两地分居,你要结婚的话,得调到我这里来。你干不干?”
没想到的是,罗晓波后来回信:
“你说的这些条件,对我都构不成问题。”
同年,蒯大富飞奔至南京,同罗晓波领证结婚。
应该指出的是,罗晓波为了同蒯大富在一起,也克服了不少阻力,特别是来自父母亲朋方面。
罗晓波后来依照婚前的约定辞去了公职,跑到了大西北,同蒯大富过起了日子,后来育有一个女儿。多年之后蒯大富谈起妻子来还笑称:
“北大的学生就喜欢做比较出格的事。”
蒯大富从获释再到结婚,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
严格意义上讲,蒯大富其实不算是个太安分的人,这不光是因为那段特殊的岁月,同时也有性格上的原因。
蒯大富本身是属于性格开朗的一类人,喜欢凑热闹也爱好出风头,也因为如此乃至于几十年以后,他还数次回到北京,同当年的那批人聚首畅谈。
尽管北京是蒯大富的“伤心之地”,但这也并不妨碍他对北京有很大的执着。
1992年,蒯大富携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工作,任总工程师。但当时的蒯大富已经有定居北京的想法,甚至还几次想要拿出积蓄在北京买房。
倒是罗晓波不愿意留在北京,这源于她那几年同丈夫在北京的“仓惶”有关。
1993年,北京海淀区准备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打听到蒯大富人在山东,以人才难得为名,特聘他回来从事管理工作。
可这个工作没干多长时间,就受到了干扰,蒯大富后来被客客气气的请出了北京,后来受几个朋友邀请远赴深圳打拼,罗晓波在北京安安稳稳的呆了几年,但事实上也因为受到丈夫的影响,没办法只好从所在的杂志社辞职,最后几经流离,到了深圳跟蒯大富团聚。
三
蒯大富到了深圳以后,才算是迎来了春天。
那阵刚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东风,深圳的发展很快,蒯大富和朋友合伙开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事实上,即便是过了几十年以后,蒯大富的名字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深圳从商时,蒯大富的名头往往能起很大作用,一如他当年买铝材时候的情形。
蒯大富自己也想低调一些,所以也为自己取过化名,还发过化名的名片,但大家似乎都不认,久而久之,蒯大富也就绝了这个想法。
蒯大富在深圳打拼的相当成功,后来还自己开公司,不到两年功夫就累资巨万,还在深圳购房。
2001年,蒯大富斥巨资买下了深圳最早的商业住宅,每平米售价达8000元,总建筑面积200多平,堪称是豪宅,后来房地产业大涨,他这套房子后来售价超20000元,蒯大富还调侃过:
“那时候没有投资意识,我们就是要房住,就买了一套。要知道房地产发展成现在这样,那时候按揭买它三套,呵呵。”
就连蒯大富的员工也表示,只是从财富积累来看,蒯总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人。
可蒯大富也有他自己过得不如意的地方。
当年深圳落户并不容易(大概今天也是一样),蒯大富通过下海经商虽然获得了不少财富,但落户问题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特别是后来关系到孩子上学问题以后,户口就成了一个超大的难题。
罗晓波后来才知道,问题还是出在丈夫身上,当时办事人员明确告诉他:
“如果表格上不填蒯大富的名字,没准就可以。”
罗晓波后来回去同丈夫商量,可以先进行假离婚,等到落户深圳以后再恢复婚姻关系。
蒯大富一开始坚决不同意:
“为了孩子上学,你非逼得我离婚?不进就不进,不然我就等于在向黑势力投降。”
不过,蒯大富不妥协,户口就不能落深圳,孩子上学始终就存在问题,在罗晓波的强烈要求下,孩子又以不上学为要挟,蒯大富终于同意了“假离婚”。
不久之后,罗晓波与孩子顺利落户深圳,并成功上学。
蒯大富这时提出复婚的请求,出乎意料的是,这回罗晓波说什么也不同意,就连孩子回来劝她他也不听。
罗晓波认为
“在他什么都不是就一个劳改犯的时候,我从南京那样一个虎踞龙盘的地方嫁到宁夏的戈壁滩去,婚姻再不幸福,我维持也要维持到死,什么质量不质量的,就得从一而终。保证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呢?今天复婚了,我明天就离家出走,以后回来签 一个火化证明,有意义么?”
蒯大富落户深圳的问题,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也没能解决了,后来还又涉及到一个社保问题。
2004年,蒯大富以挂靠子女的名义把户口从山东人才市场迁移到了深圳,但因为是属于迁入而不是调入,涉及到社保问题,因为蒯大富社保没有交够15年。
按照我们今天的逻辑,没交够15年补交就可以,况且蒯大富其实也不缺那点钱,但他到社保局跑了很多次,都没能办成。
究其原因,恐怕也和蒯大富过往历史有关。
不过,蒯大富终究还是因为过往历史,得到了解决社保问题的机会,不过这也就都是后话了。
蒯大富晚年生活还算是平静,妻子罗晓波虽然同他离婚,但其实自始至终也没有离开他,女儿也很孝顺,只是他自己不愿意拖累女儿,选择住在养老院。
值得一提的是,蒯大富晚年曾三次中风,对于一般上了年纪的人而言,中风无疑是个危险的急症,但他每次都顺利挺了过来,只是人更加苍老了一些。
不过,人生能以如此平静收尾,对他而言未必不算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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