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位于黄河中游，陕西省关中平原东部，是关中的东大门，是中东部地区进入西北门户的交通要道。境内有黄河、渭河、洛河穿越而过；著名的天险之地华山，也在其境内。
渭南之名，始于前秦时期，以在渭水之南而得名，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素有华夏之根，文化之源，三圣故里，将相之乡美誉。
渭南地理位置独特，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依山傍水，景色秀美，从古至今，名人辈出。如古代三圣三贤：字圣仓颉，酒圣杜康，史圣司马迁，名相寇准，唐代大将张仁愿，唐代诗人白居易，以及近现代的张宗逊、杨虎城等名将都出自这里。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老革命家潘自力同志，也是从渭南这块红色热土上走出来一位党的杰出领导人。他是陕西地区早期党团组织的领导者之一；是渭华起义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是一位集军事、政治、教育、外交于一身的全能型人才。
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大革命时期的第二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新中国开国第一任陕西省委书记。他曾两度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一职，可谓是意义非凡。下面让我们来讲一讲他的传奇故事。
潘自力，1904年出生于陕西省华县高塘镇枣园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尽管家境并不富裕，每天为生存而焦虑，但他的父亲很富有远见，哪怕砸锅卖铁，也要送他前往学校读书，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读书才能为儿子在乱世的旧中国找到一条好的出路。
在父亲的支持下，酷爱读书的潘自力从小进入学校学习。17岁，他又投身军营，在陕西督军陈树藩部当兵，后来他又返乡考入咸林中学就读，所以他不仅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而且也受到了一定的军事知识训练，使其在众多的乡村孩子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时代的佼佼者。
1923年，潘自力怀揣着对知识和光明的向往，来到了文化气息和政治氛围浓厚的北平，他倍感兴奋，深感这是一片广阔的天地。而此时的北平，恰巧刚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民主意识超前浓厚，思想甚是活跃，各种学派、团体林立。
在当前的政治背景下，他选择加入了进步团体—共进社，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他踏进革命征程的第一步。在此期间，他一面求学，一面参加共进社的社会工作，学习和革命两不误。
由于他文才好，头脑灵活，很快便当上了总社的领导人和编辑，在社刊上了发表了许多文章，深刻揭露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尤其是锋芒直指北洋军阀在陕西反动当局的罪恶活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组织上对他的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又奉命返回家乡陕西，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频繁往返于西安、三源、渭南等地，组建共青团组织，并且还在他就读过的咸林中学创建共进社的地方团体，遍洒革命的火种。
之后，组织上为了更好的培养他，将其挑选为第二批学员，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接受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知识的学习和培训，使其革命思想更加的成熟起来，并被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从此以后，开启了他辉煌的仕途生涯。
学成回国后，他被任命为中共陕甘区委委员和宣传部长等职，参与领导了西安市及长安县等地的农民运动。期间，他积极开展群众运动，促使陕西的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促使各个革命阶级、阶层都被卷入到洋溢着高涨的革命气息中，充分显示了陕甘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的强大威力，他功不可没！
大革命彻底失败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各地的党组织都遭到了空前的毁损，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危难面前，陕西共产党组织没有退缩，而是迅速组建起了中共陕西省委，他当选为省委常委和省委书记，并荣幸地参加了中共“六大”，成为了陕西地区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各地的共产党员揭竿而起，拿起武器拼死反抗。在这种背景下，潘自立等人也及时在陕西地区组织策划起义，发动了著名的渭华起义，打响了陕甘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组织发动的三大起义之一，也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是陕西第一次直接领导与发动农民群众，并与军队互相配合进行的武装斗争。
所以这次不仅是陕西、西北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当时全国的重大事件，给予了敌人以沉重打击，深刻教育了陕西广大劳苦大众，向他们指出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正确道路。这次起义也锻炼了一大批共产党的优秀干部，其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后来西北游击队和红军的骨干力量。
白色恐怖笼罩的三秦大地，危机四伏，党组织的生存异常艰难，年仅24岁的潘自力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勇敢地挑起沉重的担子，他不急躁、不悲观，谦虚、谨慎地领导党、团员和干部，在残酷的环境中坚持斗争。
后他不幸被捕入狱，经过近两年的关押，受尽了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意志坚定，没有透露任何有关党的秘密，经过党组织的极力营救，他才得以出狱，总算捡回了一条性命，随后，他又继续奔赴在革命的征程中。
1931年，他奔赴法国留学。期间，他加入了法国反帝同盟中国支部，从事革命活动，后又辗转赴苏联学习。学成回国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几经周转，历经磨难，终于抵达川北旺苍坝，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来到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出任政治部主任，及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干事等职，参与领导了多场战斗，立下了赫赫战功。后又跟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经艰险、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立即奔赴抗日前线，并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副主任等职，参与了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带领根据地军民不畏艰险，奋死拼杀，给予了日伪军狠狠打击，收复了大片失地，见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了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率部参加了平津战役、太原战役、扶眉战役、兰州战役等大型战斗，后又率军进军宁夏，立下了无数战功。
他带领19兵团，身先士卒、不畏生死，勇猛顽强地攻打，取得了“金灵之战”的伟大胜利。此战役给予国民党宁夏兵团以沉重打击，使得宁夏马鸿逵防线全面崩溃，首府银川完全暴露在我军的攻击之下，迫使马鸿逵父子逃往重庆，极大地动摇了敌人的军心，银川更是混乱不堪。
此时的国民党宁夏兵团已经全部溃散，仅剩下毫无组织的残部官兵。随后，他率部浩浩荡荡开进银川城，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全体军民欢庆一堂，兴高采烈地庆祝塞上古城银川的解放。
1949年12月23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将，任命他为宁夏人民政府主席、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开始全面主持宁夏的党政军工作。因此，他也成为了新中国史上宁夏开国第一任首长，集党政军重任一肩挑，承担起建设西北边陲宁夏一省的历史大任。
建国之初的宁夏，由于反动军阀马鸿逵长期以来的腐败统治，可谓是千疮百孔、破败不堪、民不聊生，人们生活极其困难。尤其是一些土匪武装，国民党特务以及残余势力，隐藏在暗处，司机寻找一切机会进行破坏活动，企图摧毁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垂死的挣扎。
面对如此困境，潘自力没有气馁，而是迎难而上，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而光荣。他首先把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作为全省的中心任务。围绕这一首要任务，他号召全省人民加强民族团结，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安定社会秩序，为共同建设新宁夏而努力奋斗。
由于马鸿逵在宁夏经营了很多年，虽然他已逃走，马家军被彻底打败，但马家部队溃散各地，散兵游勇到处乱窜，大批枪支弹药流散于社会，特别是盘踞在贺兰山和同心一带两股大的政治土匪抢劫民财，祸害乡干部。县、区、乡三级的民主建政工作任务紧迫。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宁夏大小土匪势力20多股，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群众强烈要求尽快削除这些土匪。面对严峻的形势，潘自力亲自部署剿匪计划，亲临一线剿匪。在他的得力领导下，经过全省军民的艰辛付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将盘踞在宁夏地区的土匪武装，完全彻底剿灭干净，巩固新生了人民政权，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以前，宁夏曾在很多地方大面积种植鸦片，全省共有七万多烟民。为了实施全面禁烟，他以省政府的名义，曾三次颁发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和布告，并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制定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对永宁县七区两个乡拒不执行政令，继续种植鸦片的问题作出严肃处理，起到威慑和警示作用。
为了表明政府禁烟的决心，他在各个场合表示坚决支持禁烟，并组织力量公开烧毁旧官吏和烟民交来的三万两鸦片烟。群众对此反响强烈，说道：“共产党决心大，是真禁烟”。这一举动，对提高共产党的威信，促进城乡烟民禁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宁夏的镇反运动中，他十分注意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当时面临的职业家庭土地出租、雇工种地等棘手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逮捕公审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这样的处理结果，既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又正确贯彻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宁夏的社会经济发展。
随后，他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在这一关系到广大回汉族农民根本利益和打击封建势力，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中，他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
为了掌握指导运动的主动权，防止发生失误，他在全省土改运动铺开以前，亲自带领工作组，首先在安塑县（今青铜峡市）的叶盛镇用了40天的时间搞试点，深入到群众家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试点，在获得第一手经验后，他又组织制定了具体政策，使土改工作在宁夏顺利展开和完成。
主政宁夏期间，他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重要位置。为民众造福一方，是他终生追求的目标。对于宁夏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他善于从宁夏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实际出发，注重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做好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为此，他常常找在少数民族中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座谈，交换意见，安排他们到政府机关和政协任职，还挑选了两位代表担任了省政府副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鼓励他们坦诚进言，大胆工作。
同时，他还选拔各族优秀干部充实到区、县各级政权领导班子中。在工作中，对回族、蒙古族上层人士注重团结，真诚相待，宁夏工作搞得很有生气，群众心情舒畅。民主人士说道：“我们宁夏人有福气，得了这么个好领导。”
在干部任用上，潘自力不分亲疏，坚持“五湖四海，德才兼备”的原则。省委省政府机关干部来源广泛，有来自19兵团、三边分区、宁夏地下党及新参加工作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步青年、还有旧政府留用人员等，情况十分复杂，稍有不慎，工作就会受到影响。但不管来自哪方面的干部，他都一视同仁，尤其对19兵团转业下来的干部要求更为严格。
作为宁夏党政军的一把手，他平时的工作十分繁忙，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的工作。但他不管工作多么繁忙，都不忘到基层调研，心里常常挂念着人民群众，只要能抽出点时间，他就到下边去走访群众，嘘寒问暖，体察民情，及时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深受宁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他在宁夏任职的那些年，是宁夏发展最快的时期。正是因为他为宁夏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才有今日宁夏的飞速发展。因此，他也成为了令几代宁夏人都肃然起敬的好省委书记和省长，在宁夏人民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在宁夏创下的辉煌业绩，中央领导看在眼里，人民群众铭记在心。后来，他又被调往大西北的另一个省份—陕西省，出任省委书记、省政府副主席、省军区政委等职，仍然主持陕西省的党政军工作。这是他第二次出任陕西省省委书记一职，因为在土地革命时期，他也曾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一职。
陕西省是他的故乡，也是他参加革命的起始之地，他对这里一草一木以及这里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为了让家乡人民尽快摆脱贫穷，过上温饱的日子，他拿出十二份的热情投入到陕西的建设中，甩开膀子加油干。
在任职陕西期间，他把治理宁夏时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全部用在了陕西的建设上。他在领导陕西的农业、手工业发展，以及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中取得了巨大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把陕西省的各项发展带入到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极大地提高了陕西人民的生活水平。
潘自立不仅在地方执政方面有超高的智慧，是一位理政高手，而且他还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他曾先后担任了中国驻朝鲜、印度、泥泊尔、苏联等国的特命全权大使，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领导人物，他也没有逃脱动乱年代的厄运。“文革”期间，他被免除一切领导职务，押送到山西霍县“五七干校”劳动，遭到了残酷迫害，不幸于1972年5月22日，永远长眠在这里，68岁含冤去世。
他去世后，其夫人遵照他的遗嘱，捐赠一万元给其母校—咸林中学。他离开这个世界6年后，组织上为他平反昭雪，肯定了他为国家和人民所作出的一切贡献。他的在天之灵也得到了安慰。
斯人已逝，风骨犹存！潘老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优秀共产党干部，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敬仰中，我们永远铭记他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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