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有一句话“贵州文化在遵义”。许多人听了，也会感到疑惑。遵义历史上到底有什么文化底蕴呢？遵义在贵州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本文就来简单说说。首先明确一下，这里说的文化底蕴主要是历史文化底蕴，并非是民族文化。
遵义是贵州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在先秦到两汉时期，贵州存在一个古国——夜郎国。夜郎国灭亡了以后，设置了牂牁郡，其郡治在且兰县，也就是今天的福泉、黄平一带。按理说，那时候的遵义应该是蛮荒地区了，就算贵州有点文化，那也应该在且兰吧。但偏偏遵义的文化发展起来了。
那时候，遵义一带还不叫遵义，而且叫做鳖县等，也是隶属于牂牁郡。遵义处于巴蜀到贵州高原的必经之路，因此遵义能够很快受到巴蜀传来的中原文化影响，开始出现第一批学者。当时，黔北一带出现了三大学者，分别是舍人、盛览、尹珍，他们是两汉时期贵州文化教育的开拓者，有“汉三贤”的称呼。
舍人曾经担任犍为郡文学卒史，撰写了《尔雅注》三卷，成为南中地区最早的经学注本；盛览师从司马相如学习辞赋后返乡传播中原文学理念，著有《合组歌》《列锦赋》。而尹珍曾经跟随许慎研习五经，回乡后建立了儒学馆，成为了南中地区伟大的教育家。以上三人在黔北推广教育，对贵州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黔北的文化沉寂了几百年。到了唐朝时期，在贵州设置黔中道，黔中道的首府是在黔州，也就是今天重庆的彭水，因为这里在乌江干流下游，有利于经过水道经营黔中。而遵义当时叫做播州，属于黔中道。当时，中原“三教并行”，尤其是佛教昌盛，这些宗教文化也源源不断传入播州，推动了播州文化的兴起。当时，有一位播州的僧人——海通法师，主持修建了乐山大佛。
宋朝时期，随着播州土司的崛起，播州文化发展起来。播州杨氏大力推广汉文化，使得遵义大部分地区逐渐汉化。当时，播州教育文化发展，出现了一些比较杰出的文化人物。例如播州冉氏兄弟，他们为了抵御蒙古提出了“保蜀三策”，并主持修建了合川钓鱼城。南宋时期，播州开始开科取士，开创了贵州抵御开科取士的先河。宋理宗批准播州每年贡士3人。1238年，冉从周高中进士，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冉家也被称为“破荒冉家”。播州在开科后，中进士8名，而贵州其他地方还未开科。
海龙囤——世界自然遗产
元明时期，播州文化继续发展。杨汉英当播州主的时候，推动儒学教育，继续引入科举制度，使播州每岁可贡士三人。杨汉英本人也博通经史，著有《明哲要览》《桃溪内外集》等著作，在贵州也是开了先河。当然，也要承认，自贵州大规模改土归流以来，贵阳、安顺、铜仁和都匀等地迅速发展，播州文化的先进性就不断被挑战，所以在明末，播州文化走向了衰落。不过，播州文化的重要性依然不可忽视。播州杨氏修建的海龙囤，现在是贵州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清朝时期，遵义回归贵州，为遵义府。这个时期，遵义经过“改土归流”，文化再次复兴。有人说，遵义文化复兴是播州文化奠定的基础，这个说法错误。遵义文化的复兴，主要是改土归流后，外省文人迁入遵义，逐渐影响而崛起的。这时期的代表文化是沙滩文化，其开创者是平定播州后从外地迁入遵义的黎氏家族创造的。
沙滩文化，是典型的儒家耕读文化，以黎、郑、莫三大家族为核心，涌现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著名的文化人物，著述 200 余种，在国内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其中，郑珍精经学、莫友芝通文字音韵，两人被誉为“西南巨儒”。而黎庶昌为晚清外交家与散文家。其学术与文学成就达全国一流。当时，有人甚至赞美沙滩文化““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迁徙到遵义，这里的文化底蕴引起了浙江大学师生的重视，于是提出了 “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 的口号。
除了历史文化之外，遵义还有几种物质和精神文化在贵州独占鳌头，分别是酒文化、茶文化和红色文化。新中国建立后，遵义列入全国24个首批文化名城，是当时贵州唯一入选的城市。当然，说贵州文化在遵义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因为这里的文化仅仅只是中原文化，或者是儒家文化，是外地文化来贵州生根发芽的产物，所以在贵州北部和东部发展比较好。但是，贵州的本地文化更多是民族的，而遵义的民族文化则逊色于黔中核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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