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故事选中，没资格懵懂”
2012年12月31日跨年晚会，很多人将电视锁定在了湖南卫视，为了等待一个久别重逢的人重回聚光灯下。当音乐扬起，他出现在舞台上，在他开口的那一刹，台上台下，集体泪奔。
那一场面，纵使不是粉丝仍感动容。
“事实上，我完全没有想到康复过程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最初，他以为也就是三四个月便可以出院，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当他还躺在医院时，《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制片人找到他，问他是否还继续拍摄这部戏，他回答，“等一下我吧，再拍没关系，我可以的。”
这场等待太久了。
2012年3月，制片人再次找到俞灏明，确认他是否可以再次参演，开工的时间就定在两个月后 ——剧组已经无法再等下去了。
“幸好他提前告诉我了。 ”俞灏明说制片人的最后催促如同一剂强心剂，“我的脸还是肿的，新皮肤还很红。 ”无论人们多么期望励志故事中的奇迹诞生，毕竟现实不同于戏剧，他坚持出院回到剧组。一场高强度训练开始了，每天游两次泳，全天时间都被他用来做康复训练。不仅要将自己从谷底迅速拉上来，并且确保上来之后如常能跑能跳、游刃有余。
从“真空 ”状态到重回 “人间 ”，我们看到的是他重返“春天 ”剧组后 仍有痕迹、恢复良好的容貌。我们无法切身体会的是他故地重游、忐忑纷乱的心境。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张被媒体曝出的失真照片。无法感受的，是那颗从“真空 ”重回“现实 ”的心。
早在 2011年，俞灏明征得父母同意独自回北京小住，期间他开始承受与外界重新接轨的种种不适及心理落差，最麻烦的是疤痕再生严重。不久俞灏明远赴美国调整。
“是，灏明得了抑郁症。 ”俞父说。
“之前感觉是一直撑着的，故地重游碰触那些回忆，那股劲一下子松懈下来。 ”
“那个时候（在美国）就是随心所欲，比如说在美国待久了，想到周边的国家去，从网上订了机票第二天就屁颠屁颠飞过去，享受自由的感觉，对于我来说已经很快乐。 ”
与自己打了场持久战
两年时间，一场没有观众的默剧，主角被命运抛到台上，他面对空荡观众席，与自己演了一出对手戏。
把时间指针回拨到2010年10月22日下午 4点左右，回忆起那一刻，他没用任何惨烈的形容词，“那时，完全没有意识到情况很糟糕，我还在思考着各种细节，千万不可以给妈妈打电话，我向助理罗列了‘不能让他们知道的人 ’，再次考虑之后，才让他给爸爸打电话，嘱咐了表达方式。 ” “最担心自己有没有毁容，只能通过救护车的倒后镜，努力把头凑过去看了一下。整个脸都黑了，眉毛没了，头发烧得很短。到了医院首先问大夫，会毁容吗？这对我来说太重要，我怕想要走的这条路会终止。 ”
事发后，关于俞灏明的讯息几乎封闭，除了父亲偶尔代表他出来致谢，几乎没有他的声音，“我断了跟所有人的联系，谁都不见，尽管有很多人猜疑、很多人担心，但总比大家看到当时我的状况感觉要好一些。 ”严苛的战斗正在前方等他，他需要专注。
长达一年半的康复期。伤口由剧烈疼痛到强烈瘙痒，梦中都在呻吟，不能出门，日光会对脆弱的新生皮肤造成伤害还有更无法忍受的是久久不褪、时时反复的疤痕。一天 24小时有大半的时间花在与疤痕作斗争，穿着弹力衣进行器械训练，脱下弹力衣要做肌肉拉伸。几乎观察不到进展的疤痕恢复让他的压力倍增。伤痕的平复工作之繁复细致，超越常人想象，有时候一点小小的挤压或许就会造成终生无法抚平的印记。反复无常又顽固的疤痕不时挑战着他的耐心，“你可能刚做完半个小时或者十几分钟之后它又变回原来样子。 ”这样的过程对一个 25岁不到的年轻男孩，有些煎熬。
爸爸给他制定了时间表，八点起床，早饭，练毛笔字，看电影，读书，锻炼，用填满的时间表和行动力代替思考，容不得自怜或任何一丝犹豫。
我们的第一次聊天，他语速非常缓慢，对比以往的访谈，任何人都能明显感到他语言方式的变化。后来不同时间段的两次长谈，从互相小心试探，到逐渐放松。他习惯性为别人着想的举动让人印象深刻。任何自以为是宽慰话语在他面前都显无力，他总是率先打破所有可能的尴尬，用各种“萌”让周围的人先笑了。
关于未来，还有梦要做，虽然，“这经历造就了现在的我，一定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当然“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对男人的理解是：你必须扛得住事情”。
这是属于他的命运。
他想要人看到这速成的催熟。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另外一张白纸，需要重新被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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