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为哈佛大学本科生演讲，听众大多为女性。她请那些曾想过将来会成为某家公司首席执行官或美国总统的女性站起身来，许多人坐着没动。这对于身为社会精英的桑德伯格来说，是一个通往性别平等之路的关键障碍，即她口中的“领导雄心代沟”——女性对自己能够像男性那样“领导”缺乏自信。

不过竞选总统并不是大多数女性半夜思考的问题。伦敦国王学院公共区域管理学教授埃里森·沃尔夫在新书《XX染色体因素》中关注这群沉默的大多数。书中语调轻快且调查细致，研究了（一些）女性经济地位的上升。

强调“一些”，是因为就如法国著名女权主义作家伊丽莎白·巴丹德的观点一样，沃尔夫指出普天之下皆姊妹的观点已死，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女性从剩下女性中脱颖而出。沃尔夫写道，“尽管在人类历史上曾普遍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但是时至今日已经很少人这么做了。” 巴丹德认为，宣扬女性主义的妇女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单独的阶级。她们心中拥有自己的雄心和想法，是完全和大多数女性不同的，却和精英阶级的男性不谋而合。

这些女性，就和她们同属精英的男性们一样，和受教育少的女性相比结婚晚、生育子女少。她们扑在全职工作上，休息时间更少（与过去相反）。而她们收入中有一个更大份额的钱要付给保姆和家政人员。尽管谈到性别，职业上越来越平等，但是大多数女性其中包括家政人员，仍旧倾向于投身在有着明显性别界限的工作中。

结果就是：在西方社会，处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男性和女性结成连理，加剧收入不平等，减少社会流动性。

这本书让人醍醐灌顶，告诉我们现在对于工作与家庭的辩论带着精英主义的味道。其中辩论中主导话语权的是中产阶级女性，她们寻求工作和家庭两不误，然而低收入女性却不得不为了生计长时间工作。一些创新举措，比如父母共享产假，以及父母之间共享兼职安排，这些不仅仅是文化命题，更是奢侈品，只有相对富裕的夫妇才负担得起。

接下来就是沃尔夫所提出的最具挑衅也是最富有争议的论断：“如今成年女性的工作不是一个所有女性共享的经验，她们没法和以前妇女那样照顾家庭。”性别平等对于职业女性来说需要付出代价。沃尔夫虽然没有明确指责，不过她的态度明确：“没有了新的服务阶级，精英女性将会变得手忙脚乱、焦头烂额。”的确如此。不过她们同属精英阶层的丈夫同样也十分依赖那些奶妈和管家。

阶级一直以来都是主要分界线。正如弗吉尼亚·伍尔芙曾描述的，或许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女性和“知识分子的女儿们”也很难有共同经历可讨论。然而尽管有着许多不同之处，21世纪初的女性仍旧一样面对着明显基于性别而不是阶级的障碍——从日常性别歧视和性暴力，到母亲所面临的挑战即母亲这个身份。

对于未来为成为另一个桑德伯格的女性以及她们的奶妈们所将要共同面对的一件事，那可能就是社会中仍旧对于女性的行为举止有着固有的刻板要求。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领导者，她们因表现出“男性”特征而被人诟病，斥之为“野心勃勃”和“粗暴无礼”。因为她们和原本富有同情心、柔弱的女性和母亲形象相冲突。这也就解释了，即便沃尔夫的书中让读者知道女性地位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获得许多革命性的提高，但是仍旧有许多性别差异被视作“正常”。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刻板印象，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XX性别因素》时不时读起来像是在读《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中的女性角色。这本新书结合了话题的广度和深度，一些新颖的观点或许博人一笑，但另一些却能全然颠覆你原本的观念。

本文来自：深圳特区报

作者:顾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