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葛洛莉亚·斯坦能（Gloria Steinem）将迎来80岁生日。

不用浪费时间打电话祝贺她了。她打算去博茨瓦纳庆祝生日。“我想：’生日那天到底想做点什么？’首先，离开这儿。然后，去骑大象。”

很少有人在公众的注视下老去。距离她对记者说出“这就是40岁的样子”已经又过了四十年。那时，很多女性在30岁以后开始对自己的年龄遮遮掩掩，包括斯坦能自己在内，因此这是个十分革命性的宣言。十年之后，她在华尔道夫酒店举办了“这就是50岁的样子”，为《女士》杂志（Ms.）筹款。从此以后，斯坦能就把生日庆典拿来为慈善活动募捐，她常说，希望葬礼也能办成一场募捐。启程去博茨瓦纳之前，她和犹太拉比阿瑟·瓦斯科（Arthur Waskow）一起，为费城沙洛姆中心（Shalom Center）举办了活动“这就是80岁的样子”。

作为一个始终积极思考的人，斯坦能开出一个清单，列举了进入九十岁带来的种种好处。她指出，性欲减退是个极大的优势：“那些曾经用来花痴的脑细胞现在解放出来去关注一切有价值的事情了。”

“我试着讲给年轻的女士们听，但她们不相信我，”在去博茨瓦纳之前的一次采访中，她说。“我年轻的时候也不相信。”

她著名的头发是被染过了，不过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为刻意修饰的痕迹。她喜欢讲起一个朋友的话，那人得意洋洋地宣称“那天我见到葛洛丽亚，她看上去糟透了”，好像是在揭露一个‘女权主义者竟然也去整容’的流言。

实际上，她看起来一点也不糟糕。她看起来棒极了。她就是你想象中葛洛丽亚·斯坦能80岁时应有的样子。

斯坦能在美国文化当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妇女地位的整个概念被颠覆了——性别歧视被认定为非法，心灵与思想变得开放。在女性历史上，这也许是最重要的时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能够解释变革为何发生在那个特定的时间，还有一大批女性先驱将运动向前推进。不过，每当人们想起这段历史，浮出脑海的第一个名字，总是葛洛丽亚·斯坦能。她是女权主义的脸面。

“人们把我当成是这个影响人类的运动的一部分，是种莫大的恩赐，但这不能等同于对此负起责任。”她温和地说。

斯坦能成为女性解放运动的象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这的确与她惊人的美貌有关。对于那些想捍卫自己的权利又不愿意被认为是痛恨男人的年轻女性来说，她证明了女性可以忠于同性，同时对异性充满吸引力。（老一代对此缺乏热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克辛·切希尔（Maxine Cheshire）曾称她为“知识分子的迷你裙海报女郎”。）

“我认为对于她个人来说，某种意义上，衰老是一种解脱。”她的朋友罗宾·摩根（Robin Morgan）说。“男性世界过分美化了她的形象，他们看重她的外在超过她的内在。”

但内在总是重要的。另一个使斯坦能如此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她与人共情的天赋。读到她报道、或是在电视上看到她的女性觉得，如果在大街上碰到她，他们可以相处得很好。而那些真的在大街上遇见她的人也有同感。身为国际性名人长达半个多世纪，她仍然那么平易近人，耐心对待提问，对揭示真相保持兴趣。当她出席活动时，年轻女性云集在她身旁。当然，每个名人都会吸引观众。区别在于，当斯坦能身处人群中心的时候，她几乎总是在倾听。

记者兼社会活动家鲁奇拉·古普塔（Ruchira Gupta）最近与斯坦能一起访问印度，宣传为印度受众重新编辑的斯坦能作品选集《假装女性很重要》（As if Women Matter）。想拍照、提问、分享经历的人群蜂拥而至，让古普塔，这个比斯坦能小30岁的女性不知所措。“我想说：‘我做不到，葛洛莉亚。这太困难了。你怎么能拿出这么多的时间？’”古普塔回忆道。她说，斯坦能回答道：“这可能是你和这个人面对面接触的唯一的机会。你怎能不投入呢？”

斯坦能仍然把生活中大部分时间用来推动女权运动。（她略带讽刺地提起“仍然”这个词，它现在正在不断地出现在对话中。）今天在博茨瓦纳，明天去印度，再过一周是洛杉矶。古普塔说，不丹和孟加拉也提出了新书巡回的邀请。斯坦能从来不做运动，说起她的锻炼方式，“就是在机场和不同城市之间跑来跑去。”

她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为了推动女权运动。向筹款人们发表演讲。她经常独自旅行，但一点也不孤单，她说：“在飞机上我有自己的飞行伴侣，就是那些空乘。”（空乘人员在斯坦能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时候她乘坐的是经济舱，他们会为她提供头等舱的餐食。现在我们不应该再去挂念葛洛莉亚·斯坦能在80高龄仍然乘坐经济舱的事实了。）

她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一群朋友，其中有些是她早年在游行中就认识了。“我意识到，我们似乎全都更加依赖彼此了，”罗宾·摩根说。“谈话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说‘我爱你’。我们互相打电话，为了问候一句‘外面太冷了——你有没有多加一条围巾？’充满了柔情。”

她最亲密的朋友圈以女性为主。但是在她的“80岁的种种好处”清单上，斯坦能写到了把前男友变成朋友的好处：“你的老情人真的变成了‘老’情人，而你们已经不记得是谁抛弃了谁，谁生了谁的气——只剩下那些除了你们两个，全世界不会再有别人记得的事情。”不过她不打算继续增加前男友的数目了。最近，她回忆说，曾经在旅行中遇到一个年轻男人，她想，“如果我再年轻一点，我们会拥有长达两年的激情燃烧的罗曼史，然后在余生里继续做朋友。”

她说，这不是一个不知足的念头。这是一种觉察。“我不后悔。这是荷尔蒙水平下降带来的好处。”

到没去过的国家看看，这不在她的愿望清单里。当她被问起有没有一直很想见到的人，她停顿了一些，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出了荷兰导演马琳·格里斯（Marleen Gorris），以及一本关于大屠杀的书籍作者斯文·林德奎斯特（Sven Lindqvist）。很多女性若是被这个问题难住，恐怕会脱口而出类似乔治·克鲁尼的名字。“你提到了他，这太有趣了，”她说。“我昨天刚刚和乔治·克鲁尼说过话。”

年龄的确是她会思考的问题。20多岁时，斯坦能在尝试为一个名叫“死亡之书”的项目争取出版社的青睐，她计划汇集各种“精彩的故事，遗言，和其他关于死亡的轶事”，帮助读者开心地面对他们自己人生的终结。“不用说，出版商没有买账。”现在她会从更直接的角度看待问题。

“50岁带来很大冲击，因为那是人生核心阶段的终结。但是一旦你过了那一点，60岁就很棒了。而我真的，真的喜欢变老。我发现自己在这样思考问题：‘我不想要任何我不拥有的东西。’这该有多好？”不过，她补充道，“80岁意味着死亡，不是衰老。至少不仅仅是衰老。”

这是种挑战，过去，她会与之搏斗。身为葛洛莉亚·斯坦能的乐趣之一在于，记者记录下她很多随意的想法。70岁生日，她告诉《时代周刊》（Time）记者，“70岁敲响了死亡的钟声。”显然，她越过了这个阶段，可以假设她在90岁接受采访时会说，80岁令人震惊，但现在是时候真正严肃起来了。

罗宾·摩根把斯坦能的80岁看成一项持续发展的工作。“现在她是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优秀的组织者。她更善于说服人了。她也会是个更好的作者，如果她给自己时间潜心写作的话。”

最后这一点给她带来极大困扰——斯坦能常年纠结于写作瓶颈问题。她计划写作一本关于生活在路上的书，前后花费超过十年的时间，付出一切努力，包括前后四次前往一处作家营地，最终还是没能完成。当被问及是否后悔，她说：“哦，其实我并不期望着不同的结果。而是期望能更快的完成。”

斯坦能对未来一直抱有积极乐观的心态，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确盼着她能发现某些抵抗死亡的绝招。她总在精神上保有一种胜利，一种对明日世界的憧憬，在那里，没有因性别、种族、收入划分阶层，生命自由地流淌，就像她讲过的那些古代印第安人的故事。

你真切地期望她对下个人生阶段做出规划。“我们太习惯于起承转合的叙事，我们期待一个最终结论，或是对秘密做出解释或回答。”她说。“而答案很可能是，没有什么答案。”

不过，那里总有一头大象可骑。

本文来自：译言

译者：Changge

原文作者：Gail Coll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