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亚，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一名在B-17飞机机鼻工作的女性。图片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系阿尔弗雷德·T帕默于1942年拍摄。

像往常一样，我和我十几岁的孩子们泡在厨房里。他们当中一人说的话，令我反驳道：“嗯……我想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14岁的女儿惊讶地看着我：“是吗？”16岁的儿子看起来也很震惊。他们的反应更是把我也吓到了。对他们而言，这是件出乎意料的事么？他们从来不曾将“女权主义者”（我身份的核心）跟我（他们的妈妈）联系起来么？显然，他们没有！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我试图给出自己对女权主义的定义，并理解孩子们对此的界定：一种冷酷无情的女性。我并不是那种会被孩子的观点激怒的家长，为此我感到骄傲。他们还处在成长变化之中，他们的观点不足以令人恐慌，但这次我却失了方寸。至少从高三开始，我就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更早的时候，作为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长大的小孩，一个女性主义电影影评期刊作者的女儿，我接受了女权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和目标。女性需要拥有跟男性同样的工作机会，得到同等的酬劳。在法律、道德和智力上，女性要和男性一样，被同等对待。女性的身体要由自己来支配等等。

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做了一个决定。我既不会小题大做地给他们来一番“女孩与男孩”的论述，也不会兴致勃勃地告诉他们：女孩跟男孩一样棒。然而，那个下午却让我开始对此感到后悔。为什么要把这个人人都思虑过的问题灌输到他们单纯的头脑中呢？不过，现在我怀疑自己在这点上做得很失败。也许我该早些向他们介绍“粗话”。

在追问下，我得知儿子显然把“女权主义者”跟他学校的女生们联系了起来。他说女生们总是抱怨自己因性别而受害，但在他看来女生跟男生享有同样的好处。我女儿则单纯地觉得男女平等已经实现了，她不理解为什么现在还有人自称是女权主义者，并且还要为此而斗争。对她而言，做一名女权主义者跟做一名废奴主义者有着一样的意义。这时，我眼中泪光闪闪。我该如何解释呢？对我而言，女权主义不仅仅与法律和工作机会相关，它还涉及到更大的范围：它是一种人生观，它是经过历史学、人类学、生物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的严谨研究而得出的一种观点。

今年六月，在《卫报》网站的一个博客里，一名叫Jinan Younis的17岁英国女孩描述道：因为她试图在校内建立一个女权主义者社团，她在推特上遭到接二连三地辱骂，骂人者是她认识的男生们。那些言论包括：“女权主义并不代表她们不喜欢‘那活儿’，她们只是还没找到能满足自己的那根。”在Jinan Younis的女权主义社团加入一个在线项目后，辱骂随之升级。这个在线项目叫“谁需要女权主义”，女孩们在此举起一个标牌，并补足“我需要女权主义，因为……”这句话。Younis提到：“有人说我们‘激进的阴道’跟‘撒哈拉沙漠一样干’”……部分女孩的照片旁边被写上了她们性生活的细节，也有人发消息威胁说要进行“人身攻击”。

这些下流的评论是否反映了年轻男性对女性的普遍态度？这是否预示了年轻女性在表明自己的女权主义者身份时所会遭受的待遇？年轻人对女权主义饱含敌意，我家孩子对此漠不关心的态度是否已经算最温和的了？

由于被这些问题困扰，我决定针对“当今青少年如何看待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者”开展一个小型调查。他们是否感到受惠于过去的女权主义运动？还是他们认为女权主义是个非主流的倾向，是一段与自己不相干的历史？

针对这些问题，得到有力的答案需要大量且长时间地研究。不过，我仍然可以对真相略知一二。与其试图在15人的受访小组中追求性别、种族和阶层的多样性，我还是决定随机一些。我询问自己的邻居和读书会成员，他们的小孩是否可以同我聊聊。最后我采访到了9个女孩、6个男孩，这其中还包括我自己的2个孩子（我最后采访的他们，问了相同的问题）。他们的年龄从13岁到19岁。11名受访者是白人，2名非裔美国人，还有2名白人和亚裔的混血儿。7人上私立学校。6人上公立学校，还有2人是公立学校毕业生。这一统计明显是针对中到中上阶层的孩子，虽然其中至少有一对夫妻经历过经济紧张，他们可能是因为自身情况或孩子上学而失业或负债。我们镇明显地倾向于自由民主党。

当我问采访对象，他们对历史上的女性权利了解些什么，大家的回答相当粗略。在我们当地的学校中，奴隶制、解放和民权运动得到了高度关注，而各式各样的女性运动却遭受忽视，课本中只提到过女性为争取选举权而进行的抗争。青少年们也没有从课外社团中获得这类信息。虽然我的访谈团队成员来自6所当地的学校，但只有一所开办了所谓的女权主义者社团。这所学校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这个社团有30多个成员（男女合计），它的成立是为了与那些普通的女性主义社团区别开来。我的所有受访者都知道这个社团允许女生穿吊带背心，而这种着装最近才被学校禁止。这一切真是令我沮丧！

年轻人们在家里也没有听说过女权主义。我对此不得不赞同，因为作为家长，我也选择了同样的做法。那么他们从哪里获得有关女权主义和性别平等的信息和观点呢？他们的知识大部分来自一些社会共识、个人观察、媒体、自我反省（当我给予提示时）和（我发现的）他们妈妈做出的榜样。

当我问受访者，他们是否相信男性和女性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平等，几乎所有的女孩和半数的男孩回答：是的。工作场所被认为是“不平等”之地，尤其是仅有少数女性能获得高薪和体面的工作。谢丽尔-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2013）在当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不知道大家的观点是否受到了它的影响；抑或是作为富家子弟，她们期望自己投身到最具影响力的阶层，但对处于经济阶梯中弱势地位的女性需要做出的抗争却知之甚少。

一对分别是16岁和13岁的兄妹，试图弄清楚为什么当他们还小的时候，他们的妈妈成为了一个辞掉带薪工作的人。哥哥说：“在多数家庭中，比如我们的，一旦妈妈觉得孩子们没有得到家长的足够陪伴，她便会辞掉工作。为什么做这件事的总是妈妈？”妹妹说：“我的妈妈一直在工作，直到有天她觉得与全职工作相比，她更想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猜他们同意让妈妈辞职，然后让爸爸继续工作。但我不太确定这其中的原因。这不是因为我的爸爸有份更好的工作，也不是因为他们工作的薪水差不多。”哥哥：“为什么不是爸爸照顾家庭，为什么一定要妈妈放弃她的工作呢？”妹妹：“因为妈妈更温暖，妈妈更‘妈妈’一点。”

一个男孩指出体育运动是另一个对女性不公平的领域，他说女性运动得不到足够的资金，而且少有人参加。受访者中有一对夫妻（其中一人曾经在国外工作并充当志愿者），他们以国际视角指出，如今武力仍被滥用，强奸仍会逍遥法外，而且针对女性的道德奴役在许多其他国家依然存在。

总的来说，跟我交流的这些青少年对近来女性权利的发展有着摇摆的态度。他们只知道那些吸引媒体注意的孤立事件，比如2012年众议院成员托德-艾肯称“正当强奸”不导致怀孕；而同年早些时候，所有男性代表在众议院举行了一场关于避孕的听证会。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通常是这类消息的源头，当家长们听广播时，孩子们也获取了这些信息。家长们注意到：至少还有一种方式能确保孩子们在关注新闻。

我怀疑这些青少年已经不再像过去的同龄人那样那么忽视政界。我直到大学才对美国政治进程或是时下的争议有了很多了解。与今天的年轻人不同，我和我的朋友们会定期读日报，也会看电视上的晚间新闻。尽管如此，我还是被缺少女性运动常识的受访者们带回了从前。对他们而言，过去20至40年的政治历史几近空白。由于在学校的选修课中做过一次演讲，一名高中生对此了解得比较多。她演讲的内容与针对女性实施暴力的法律及社会历史有关。仅有4名青少年（其中一名是男孩）提到了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该案使得堕胎在美国成为合法行为，或者说这是一场关于生育权的战役。只有一人说得出“第二浪潮”这个词和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运动。当我问她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些内容，她说主要是看了《荡妇》上的一篇文章，还有一些是从维基百科上查到的。

这个男孩还说堕胎曾经是女权主义者的举动，不过自“罗诉韦德案”起，它便再也不是了。

大多数青少年声称他们在自己的学校内没见过性别歧视；少数人表示，在课堂内外，男生有时不把女生的观点当回事儿，而且与女生相比，男生在课上更会大声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一名15岁的女孩抱怨道，在她读高中的第一周，她的数学老师（一名女性）竟然惊讶于班上的女生比男生多。“他们认为男生更聪明，”这位学生说。

在职场的歧视和社会的不尊重之外，女孩，而不是男孩，最经常遭遇的则是“强奸文化”或“荡妇羞辱”，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说道。这意味着男性的性侵获得鼓励，而女性的性侵或是看上去过度的性举动则受到谴责或羞辱。如果有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浪潮，那么它的发起者可能是从未听说过苏珊-布朗米勒的年轻人们，他们秉承的信条是：强奸并非是性欲的犯罪，而是力量的错。我记得自己在十八、九岁时读苏珊-布朗米勒《违背我们的意愿》（1975）所体验到的震撼。不过，现在人们已经对书里的构想习以为常。一个15岁的女孩告诉我，强奸是“男性认为他们优于女性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他们唯一能实现的一种形式。”一个16岁的男孩说强奸是“一些男人认为自己比女人更有力，或是自己能占有女人。他们认为女人不太算人。”

关于强奸文化，组内年龄最大的三位受访者发表了最多的意见。一个大学毕业生跟我说“强奸在校园里是个很大的议题”。她说到一位住在自己附近的大学女生。这位女生做的强奸报告非常难以置信，而且后来她还研究发展出了强奸的创伤后症状。这个大学毕业生提到自己的入学教育包括做一次关于“女性如何避免被强奸”的报告。她所在的小组假设的场景似乎在责备女性：“她应该把自己要什么说得清楚一点。”“她不该喝太多酒。”这位毕业生还说道：“女孩从很小的时候就学到要对强奸保持警惕。我曾经和一些朋友们聊到，她们对被强奸非常恐惧，即便自己并没有处于危险场所。她们只是担心，像担心一件抽象的事情。然而，这才是最糟糕的事！强奸不该成为人们连散步时都会担心的事。”

另一位毕业生也提到了类似的事情。在高三的时候，她在健康课上读到一个女孩在派对上被强奸的故事。“读完以后”，她在邮件中写道，“我和另外两个女生在那堂课的剩余时间里，都在试图让一组男生确认，不管故事里的犯罪是怎样的，强奸对于施暴者来说百分之百是一个错误。我们没有成功。除了我们之外，课堂上还有很多女生。老师也没有站出来说我们是对的；取而代之的是，他似乎在参加一场抽象的哲学辩论，并建议大家对故事中的每个角色都予以一定的谴责。”

高三的学生说，强奸文化与“性是一种商品这一思维模式”有关。她详尽地解释到：“这种想法即性是男人想要的，女人便以提供性来换取感情的支持或是美好的约会。从男性的视角来看，它是：‘好呀，我做了这项和这项，那么现在我可以占有你了……如果接下来你不跟我上床或是要跟我保持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那我会觉得自己被骗了。’”

对我的受访者而言，强奸文化和荡妇羞辱与其说是一种需要对抗的力量，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生活中的压抑氛围。不过，这也可能仅仅是因为我的受访者没有向我提供他们性方面的、浪漫的个人经历。他们其中一些人年纪太小，以至于还没有这类经历。当我对年纪稍大一点的人进行些许试探时，他们表示和自己异性同伴曾经遇到过一点性别角色的困境。（他们当中没有人自称是同性恋者，至少对我没有这样说）。一名15岁的男孩告诉我，当遇到汽车问题时，传统的性别角色依然生效。“我往往不会看到女孩开车，而男孩坐在一边。除非女孩比较年长，而且男孩不会开车。”当我问他这其中的原因时，他说：“我也不知道。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人们总会在电影中看到一个男的开车到女孩家接她，或是一个男的开车把女孩送回家。”

因此，我的受访者是知道性别不平等的，而且一些女孩对性别和力量之间的联系尤为敏感。不过，他们是否将强奸和强奸文化定义为女性主义者的话题呢？与身体有关、与性别有关的堕胎和家庭暴力呢？对我而言，这不是问题。如果不了解社会是如何有选择地禁止、鼓励、忽视或掩盖这些行为，你便无法完全理解这些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或是它们对女性造成的压力。所以我问我的每个受访者，他们是否认为强奸、堕胎和家暴仅仅是女权主义者的话题。较大的女孩们倾向于说：是。一个人回答说：“堕胎是个女权话题，因为很多关于堕胎的道德争论会低估怀孕女性的个人观点以及健康。强奸和家暴也是女权话题，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都只针对女性，而是因为人们在媒体上讨论的方式以及依法处理的方式。”

不过，一部分男孩和较小的女孩却被这个问题问倒了。他们似乎认为“女权主义”意味着“仅仅针对女性”。不只一个人带着困扰地说：“不，这是关于人的议题。”他们指出男性也会遭受强奸和家暴，所以这两项不能算做女权话题。当我们聊得更多，一些人说堕胎、强奸和家暴在一些情况下可以被视为女权话题，比如警方或法院拒绝追查一件强奸案。一个16岁的男孩说，即便是这种情况也没有必要将强奸划为女权议题。“我觉得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那并不是因为案件没有被认真对待，而是因为强奸本身很难检举。你必须快速拿到物证，而且（如果你不能）如果没有目击者，一个人的证词会跟另一个人有冲突。谁会想打一场赢不了的官司？是的，基于这些理由，你得不到确切的答案。”他还说堕胎曾经是个女权话题，不过在“罗诉韦德案”发生后，它便不再如此。当我指出美国的许多州正在缩减堕胎渠道，他改变了主意，并表示自己还不知道这些。他看到保护已经获得的应该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目标。

如果我们的学校提供矛盾的信息，如果女权主义在家中得不到讨论，如果一些性别上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那么这些青少年如何才能获得男女平等的基本思想？他们确实相信男女平等。许多人对此有个简单的答案：他们的妈妈。无论他们的妈妈是在家，还是在外工作。一个女孩说“在我家，妈妈一直都有工作。我向来认为男人和女人应该是平等的。”当我指出她的妈妈有四个孩子，并且曾经辞掉带薪工作，只是在我采访这段期间刚刚恢复上班时，四个孩子中的老三，一个大约9岁的女孩答道：“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她只是个总在工作妈妈，她一直非常积极向上。”

另一个女孩告诉我：“我的妈妈在公司身居要职，她刚刚获得提拔。所以我身边处处有这样的女人们。妈妈对我有积极的影响，并且让我想变得强大和独立。我的许多朋友，他们的父母可能离婚了，或是什么的，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强大的妈妈。”尽管如此，另一个女孩说她的妈妈并没有上班，也没有跟她谈到过女权主义，但是个“有主见的妈妈”，她妈妈曾经写给她一段话“你不该受制于人，你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一个15岁的女孩说，她不能定义自己为女权主义者，因为她还有其他更重要的身份，她对政府感兴趣，而她把这叫做“领袖”。

这种态度的传递是否让这些青少年界定他们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回到我一开始的那个问题：青年人们到底如何定义这个词？如果我曾经担心他们说女权主义者是一些愤怒地烧毁胸衣的女人、一些厌恶男人的女人，那么实际情况真令我惊喜。女权主义者曾经被指爱发牢骚、抱怨太多。一个16岁的男孩声称女权主义者极端如此，诸如常说“女性从来没有获得过跟男性同等的机会。”一些受访者还无法勾勒出女权主义者的形像，不过那些能做到的，通常想到的便是“铆工露斯”。

这个二战时期的美国宣传形象，她袖子高高卷起，手臂肌肉发达，她已经成了女性强壮有力的普遍象征。孩子们从各种资料中（一些来自学校）了解到露斯。一对兄妹是从他们妈妈的生日礼物：一个附有露斯卡片的工具箱上得知的，（卡片上写着“我们能行！”）他们的联想力如此活跃让我很高兴，不过几乎没人想到一个当代的形象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希拉里-克林顿？艾莉丝-沃克？蒂娜-菲？一个17岁的受访者说，她想到了“吸血鬼猎人巴菲”和巴拉克-奥巴马，因为他曾经出现在2009年女性杂志的蒙太奇封面中，他衬衫敞开，身上有一句标语：这就是女权主义者。

不管我的受访者是否将自己视为女权主义者，他们的回答都是非黑即白的。在所有的男孩中，只有一个18岁的受访者回答“是，也不是。”他提出自己不确定“女权主义者”是否适用于男人。其他男孩和一个女孩跟我说，男孩或男人不能是女权主义者。不过，三分之二的女孩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年龄让答案变得不同。所有16岁及以上的女孩表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而较小的女孩说她们不是，或者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结束谈话后，我对今天的青少年们感觉相当乐观，至少他们接受着正规的教育，生活在稳定的家庭之中。他们多数人似乎都保有好奇心、爱思考、能自省，并且愿意接受新知识。如果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女权主义没有一个准确或详实的概念，那么他们也会倾向于站在一个深思熟虑的立场。

尽管如此，在某些方面，我依然觉得心神不安。当成年人和青少年继续以狭隘的方式来界定“女权主义者”这个词，那么我看不到未来它能获得比现在更多的接受度，而且现在也还差得远。我问那些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女孩，她们为什么这么判定。她们说自己不是积极分子，而且她们更关注其他的话题。我认为女权主义像一个观察世界的镜头，或是一套解释工具。不过大多数年轻人视其为一种表演。人们高举口号，鼓动人心，而且它还是一个排他性的名号。一个15岁的女孩说，她不能定义自己为女权主义者，因为她还有其他更重要的身份，她对政府感兴趣，她把这叫做“领袖”。她不认为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可以与领袖的身份共存，并且这也不能鼓舞她的热情。

与此同时，缺乏对其历史和思想的基本了解，也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女权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一个17岁的青年人告诉我，她相信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阶段，即你认为女权主义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她解释道：“如果你（一名女性）发现有些事你可以做，那棒极了！如果你想做一名家庭主妇，然后一整天在家做饼干，很不错。如果不想，也不错。”我问道有些事她不认为是女权主义，是否是由于女性自己这样宣称。她提到了一则女性在网上拍卖自己初夜的报道。这名女性说这是一种女权主义者的行为，因为她通过传统社会赋予女人初夜的价值使自己受益。“不过，如果这件事只是你一个人受益，”她说，“你不能真的把这叫做女权主义。这仍然只是在推动父权制。”这个学生足够成熟，她能分辨出这其中的差别，但是“你认为女权主义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这个流行的概念可能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

当我问这位热情又有积极的学生，她是否读过有关女权主义的开创性作品时，她表示没有，没读过苏珊-布朗米勒，也没读过苏珊-法鲁迪、内奥米-伍尔夫和贝蒂-弗里丹，不过她听说过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3），而且计划读一读它。要求高中生们埋首在这样的作品中也许有些过分，不过即便这样也有例外，一个17岁的女孩说她从6岁起便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她那时不仅没有开始读书，而且对第二浪潮的女权主义文学也一无所知。我想这其中定有原因值得关注。她到大学时可能会去接触这类书，到时我一点也不会惊讶。我自己也是在进入大学后才开始读这些的。不过，她的大部分女同学和几乎所有的男同学可能不会读这类书。他们不会修习女性研究的课程；他们不会通过知识去追求平等，从而让自己的力量能够灵活、持久。因此在下一次遇到强奸案、预算辩论或是歧视诉讼的新闻中，他们还是会得出一致的结论。

当今的年轻人可能比过去的任何一代都更倾向于平等主义。不过，他们对“女权主义者”这个难以捉摸的词却缺少理解，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损失。

本文来自：译言网

作者: Pamela Erens

译者：不准起毛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