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率为何居高不下?

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率为何居高不下？我们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 双重角色与双重歧视

我国农村女性长期处于家庭与社会的深刻危机或者矛盾状态中。近代以来，我国剧烈的社会变革促使农村妇女长时期地陷入激烈的矛盾状态之中。当然，妇女解放作为近代中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要成果早已彪炳史册，不容置疑。但是，没有思想启蒙的铺垫和经济基础，似乎是一夜之间兴起的“妇女翻身解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中国农村女性人格的分裂。中国主流政治文化极力倡导“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也要当家做主”“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移风易俗”，致使女性“自主意识”空前提高。但是，沿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一株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大树，具有超稳定结构，近代中国革命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时，还未来得及彻底颠覆数千年来形成的对中国女性的历史定位。

因此，中国妇女解放的“未预结果”可能就是：“不少农村女性处于一种‘不男不女’、‘半男半女’、‘似男似女’的人格和性格的分裂状态。这样，女性就在社会的‘现代’与家庭的‘封建’，进而又在家庭的‘现代’与社会的‘封建’中挣扎。‘脱序’在挣扎中产生，自杀（行为）在‘脱序’中完成。”李斌、左格尔：《脱序型——中国农村女性自杀原因探究》，《石家庄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80页。成年女性承受着家庭主妇和社会主人的双重负担。“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使得不少妇女性格从“柔性”走向“刚性”。但刚性易折，碰到委屈或重大负性事件时往往以死表示抗争，而不是像旧时代那样逆来顺受、忍辱负重。

更为特殊的是，中国的农村女性由于具有“农民”“妇女”的双重角色，而遭受到双重歧视。作为女性，可能会有性别歧视；作为农民，难免会有身份歧视。她们的身份与性别，似乎天然地注定了其“弱势群体”的地位。假如农民和妇女在中国是一直备受关注的老问题，那么，农村女性不幸地集中了两者的所有窘迫境况。婚姻、生育、家庭，即使不是全部也是最大限度地占据了中国妇女的生活世界，对于生活在农村的女性来说尤其如此。

“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用这句话概括中国农村女性的命运尤为贴切。她们的不幸还在于，既不能逃离更不能改变既定的生存困境。没有良好的文化教养，缺少足够的生存能力，习惯于服从，未获得自主个性、独立人格，这些都是农村妇女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为严酷的是，物质和精神都贫乏的生存环境，使中国广大的农村女性几乎先天地失去了走出困境的可能。

二 传统人格的缺陷

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忽视个性的张扬，以依附、屈从为特征的女性人格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至今，仍影响着今天的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要求促成中国妇女人格中的内倾性和自虐性，这决定了她们在充满自我牺牲和忍辱负重的生活中日积月累所积蓄的攻击性极易内倾化，即以最极端的方式——自杀表现出来。

在古代，由于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大多数妇女只能默默地生又默默地死去，青史留名的女性可谓屈指可数。但自杀殉节的“烈女”却在封建社会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史书所载，节妇烈女宋以前不足百人，宋以后也就百位数，而明清时期已是万人以上。在安徽歙县，光是妇女的贞节祠堂就有六千座之多，坊更是不计其数。

传统的中国妇女普遍追求自我用情的专一，传统人格的道德模式与女性个性弱点的结合，为其情感追求指明了一往无前的悲剧前景——殉情自杀。殉情自杀在当今中国农村仍有相当大的比例。婚外恋、未婚先孕的增多也增大了女性因被遗弃而自杀的可能性。西方传统观念认为自杀者中无孕妇，而中国自杀既遂与未遂者中均有孕妇，特别是未婚先孕、婚姻关系未为家庭认可的，多为妊娠自杀。

传统的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不仅习惯于依附男性，更习惯于依附家庭和家族，因此在人际关系复杂、人际结合度过于紧密的家庭中，各种家庭矛盾和纠纷势必成为中国女性高自杀率的家庭根源。

三 农药的泛滥与公共卫生体系的缺损

一篇名为《正是故乡花开时》的文章，文字不长，却让人震撼不已，作者滕刚用近乎诗意而幽默的笔调描述了农民与农药：

……我看到农药瓶总会想到死亡。我乡下的亲友们则说他们看到农药都有一种冲动，一种想把它一饮而尽的冲动。真是奇怪，农药是治虫的，但在老家，农药不仅用来治虫，它越来越成为家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在没有农药的时代，老家人自杀方式通常是上吊、跳河、撞墙、割动脉。自从有了农药，喝农药成了他们自杀的唯一方式。当一个人爱别人爱到极点时他(她)可以喝农药；当一个人恨别人恨到极点时他(她)也会喝农药。夫妻、婆媳矛盾，也是通过喝农药解决的。农药实际上已经成为老家人解决情感问题、解决矛盾纠纷的一种方式。不管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他们捧起农药就喝，就像喝可口可乐一样。农药成为一种惩罚自己又惩罚别人的最佳选择。虽说农药使不少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但大部分人喝农药都被抢救过来……

这是多么残酷、多么黑色的诗意和幽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农村家庭承包制实施后，农药分散使用与储存，对于中国农村妇女而言，农药这种致死度极高、方便快捷的毒物唾手可得，这是她们以服农药为主要自杀手段的重要原因。当前，对我国农村居民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的毒化制品有三大类：一是有机磷农药，如“1605”“1059”“3911”“乐果”等；二是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如“呋喃丹”“速灭威”等；三是巴比妥类药物，如“速可眠”“安定”等。在广大农村必须加强高毒农药的监管，必须尽快研制、推广低毒农药。可喜的是，2003年，中国政府已明令禁止生产、销售“毒鼠强”等高毒灭鼠剂，对非法制售的人员将追究刑事责任。

乡村自杀死亡率高的一个原因可归结为农村医疗救护条件的缺乏与落后，使得一些可以救治的自杀者变成“既遂”。公共卫生体系缺损使中国政府在应对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的肆虐和自杀的高死亡率问题上窘迫不堪。

医疗费用的增长高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缺乏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医疗费用增长过快、药品价格居高不下，令多数农民望而却步，不少卫生院走的是以药养医的道路，以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非常严重。

四 家庭婚姻问题——第一位的原因

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的首位原因是家庭问题，其中夫妻不和占多数，中国农村式的婆媳矛盾则是另一种动因。中国15～39岁年龄组农村女性高自杀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年龄组的女性要度过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五个关。

第一关：“选夫关”。农村女性大多仍是通过“相亲”来选择配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有很大比例。另外，“童养媳”、换亲典妻、买卖婚姻及拐卖妇女现象禁而不绝（四川省1987～1989年被拐卖妇女达24078人），这样被强制性地“选夫”的女性其命运可想而知。“没有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马克思语），许多不堪忍受又一筹莫展的妇女愤然自杀。

第二关：彩礼嫁妆关。彩礼与嫁妆是农村女性身份的重要象征，同时也往往是酿成婆媳矛盾的导火线。彩礼轻嫁妆薄的媳妇日后便要低人三分。男女双方因彩礼嫁妆而争执自杀的案例并不鲜见。

第三关：婆家相处关。婆媳关系在传统的中国是一对天然矛盾，已成为闻名世界的一个社会问题。“30年媳妇30年婆，熬到头来做婆婆”是中国妇女的古训，媳妇变成婆婆后如法炮制，甚至是变本加厉地苛求自己的儿媳妇，这种恶性循环已成为中国传统人伦关系中的一个怪圈。媳妇与公婆、姑嫂、妯娌之间的相处是很多农村青年女性遇到的难题。

第四关：生育关。农村女性并不能充分享有法律赋予的婚姻自主权利，这也许并不算一个太严重的问题，生育问题则更能突出地反映中国农村妇女遭遇的生存困境。应该生男孩而不是女孩，并不仅仅是来自婆家的压力，而是来自整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不育妇女患抑郁症的比例较大，自杀意念阳性率高。那些不幸的不能生育的女性，极有可能凄壮地走上绝路。另外，不论生男还是生女，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都是首先考虑的因素，农村妇女必须承担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甚至相互冲突的社会责任，并将承受不能履行责任的心理和生理压力。

第五关：家庭重担关。农村中支撑家庭的中青年妇女承担了生育、抚养、生产、奉养的重任，她们在各方面受挫的可能性很大。

五 “民工潮”及其家庭转移风险

在“民工潮”的影响下，大量农村学龄女孩随父（母）进城，不停地流动迁徙，居无定所，求学无门，更严重的是受到歧视，造成自身心理的落差。近年来，随着“二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这一大批既不属于城市也融不进故乡农村的新的“边缘人”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一部分父母进城务工后，在家的女孩失去父母的直接关爱，受挫的可能性加大。

农村妇女既要承担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还要承担本是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责任，如生产劳动、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由于丈夫长期不在家，婆媳矛盾这对中国家庭的传统矛盾随时可能激化，媳妇们受挫的可能性加大。负担的加重也是导致妇女自杀的因素之一。

丈夫外出务工挣钱，妻子带着孩子在家生活，这是当今农村一种主要的家庭模式。这些妻子们成为“留守妇女”。丈夫们大多一年才回来一趟，有的两三年才回家一趟。家里的农活全压在她们的肩上，她们还必须服侍公婆、教育孩子，甚至完成乡村公派的修桥、修路等任务。除了体力上的压力，她们还要承受巨大的感情上的、精神上的压力。留守妇女失去了传统的稳定的家庭生活，她们的生理及心理长期处于压抑状态。

情感交流自然可以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还可以缓解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给夫妻双方带来的压力，是保持婚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反，夫妻之间交流减少，就会成为夫妻离异的隐患。留守妇女和丈夫长期分居，空间距离的扩大阻碍了夫妻情感的交流和沟通，甚至增加了双方的相互猜疑，感情危机随之产生。近年来农村离婚率呈上升势头，且多为外出务工人员。

本文来自：社会性别与发展网

作者：李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