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兰以94岁高龄去世。但到底李香兰是谁，很多人依旧一头雾水。

（资料图：李香兰（1920年2月12日-2014年9月7日），本名山口淑子，歌手。1940年代来上海发展，因歌曲《卖糖歌》《夜来香》等逐渐成名，日本投降后被送回日本，1958年冠夫姓成为大鹰淑子，告别舞台转而从政，1974年当选参议院议员，1992年退休。2014年9月7日上午10时42分逝世，终年94岁）

首先她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随机问了一位资深文青，答曰：“中国歌星，好像当过汉奸”；又问了一位知识分子，他的历史知识倒是比文青朋友正确，知道李香兰是日本人，但没有听过她的歌，更不知道她还是影星，对后半生作为政治活动家的李香兰更一无所知。

一位DJ朋友则告诉我，电台是绝不能播李香兰的歌的。死了都不能播吗？更不能播，那就成纪念哀悼了，更加要命。

那张学友那首《李香兰》也不能播了？那当然。不过这首歌的国语版《秋意浓》就没问题，原唱作者玉置浩二的版本应该也没事。搞笑的是周星驰对李香兰的传播亦有贡献，《国产凌凌漆》里周星驰也装模作样哼唱过几句《李香兰》（不过那其实是吴国敬唱的）。

然而李香兰依旧是敏感词。敏感和无知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

其实中唱前几年早就出过李香兰的CD和复刻黑胶。李香兰的自传《此生名为李香兰》2012年也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李香兰出过两本自传，都是在日本报章上的连载回忆文章结集而成，两本略有重复之处，但《此生名为李香兰》写的是前半生，台湾翻译出版的《战争、和平与歌：李香兰自传》则更侧重后半生。李香兰这个1930-1940年代的经典符号，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新时代，又被刻意进行了加工和再生产。

早在“文革”期间，李香兰（山口淑子，大鹰淑子）就已经以自民党议员的身份访华，1975年7月在访问平壤途中在北京过夜，出席了廖承志的欢迎晚宴。随着中日邦交的全面恢复，李香兰复活了。

《战争、和平与歌》中李香兰回忆了第二天在平壤金日成向她敬酒的故事（还附了与金日成干杯的照片）。金日成突然起身用日语喊“李香兰小姐”，并对她说：“在白头山（即长白山）的抗日游击队时代，我看过你的许多照片和画片，光只有战斗不算人生，我们需要快乐的事，需要听听音乐。”

自民党访问团团长田中元便请求李香兰来一曲，于是她唱了日本民谣《樱花樱花》。在安可声后，又唱了自己的代表性金曲《苏州夜曲》。

《苏州夜曲》是李香兰主演的电影《支那之夜》中的插曲。《支那之夜》讲述一位原本抗日的中国姑娘爱上一位日本士兵的故事，乃是李香兰最大的罪责。她在自传中提及1946年法官最后宣判她无罪时，极为严肃地对她说：“但你还是有道义上的责任，本法庭为你用李香兰这个名字演出《支那之夜》这样的电影感到遗憾。”李香兰也当庭签署了道歉书，并且此后拒绝录制《支那之夜》的同名主题曲。直到1980年代写自传的时候，李香兰才找到历史契机重新观看了自己当年演的包括《支那之夜》在内的“大陆三部曲”，并为之流下悔恨之泪，自称三天三夜无法入眠。李香兰后来就连对《苏州夜曲》也“政治过敏”，金日成或许是最后一个听李香兰公开唱这首歌的人。

1987年《李香兰：半生自传》推出后在日本掀起了一股李香兰热，NHK在1989年拍摄了电视剧《李香兰》，著名的四季剧团1991年又推出了一台歌舞剧《李香兰》，当时的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在日本应邀观看了这出歌舞剧，并拍板邀请剧团访问中国（当然肯定“请示过中央”）。最终在1992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的前一年，日本歌舞剧《李香兰》在日本天皇访华之前在中国公演。李香兰才在1946年之后第一次在中国正式“解禁”。

但此前，这个名字是跟“汉奸卖国”和“靡靡之音”联系在一起的。我第一次听说李香兰这个名字，是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那阵子，那时候作为小学里的读报积极分子，我清楚地记得《羊城晚报》在头版刊载读者投诉（或者说举报），说是有酒店茶座播放靡靡之音《何日君再来》。又有评论文章指出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靡靡之音，乃是旧社会上海滩租界的黄色反动歌曲，时代遂一下子从邓丽君重返李香兰——李香兰原来才是邓丽君背后、历史深处的污染源。

黄色加反动，乃是双重污染。这就是为什么李香兰至今依旧会是中国电台的敏感词。并非真有什么特别针对李香兰的禁令，只是电台习惯性的自我审查而已。

对他们来说反日这根弦，尤其是要时刻绷紧的。

1992年在中国巡演，由浅利庆太导演的日本歌舞剧《李香兰》，有一个由日本演员志村庆美扮演的抗日游击队队员，按照李香兰的说法——“他以悦耳的北京话唱抗日歌曲《松花江上》时，观众鼓掌不停……”而2004年在迷笛音乐节上，一支日本乐队在台上遭到很多爱国“粪青”狂嘘和谩骂，还挨了矿泉水瓶，甚至有“粪青”专门买了一箱子矿泉水瓶来砸日本乐队。最滑稽的是在日本乐队刚要开始演的时候，一位“粪青”一脸悲愤地唱起了“我的家就住在东北松花江上……”。

李香兰在自传中特别纪念了两位恩师服部良一和黎锦光——他们居然在同一天（1993年1月31日）去世。服部良一为她写了《苏州夜曲》，黎锦光则写了《夜来香》。19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的文人把《夜来香》视为黄色反动歌曲，说明历史知识还算过硬。1945年日本濒临战败，日本已经无法再在上海制作“国策电影”，于是改为举办演唱会。主办单位是日本陆军报道部，然而这场显然大有“汉奸音乐会”之嫌的《夜来香幻想曲》音乐会却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由服部良一和陈歌辛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李香兰主唱，第一部分是演奏陈昌寿的《水上》，李香兰演唱《苏州夜曲》和《白兰之歌》；第二部分是演奏《蓝色多瑙河》，李香兰演唱多首西洋和中国歌曲；第三部分则是高潮部分：李香兰演唱各种版本的《夜来香》——胡琴版、伦巴版、华尔兹版，更有趣的是，还有布吉乌吉（BoogieWoogie)版！

李香兰称促成这场音乐会的是当时陆军报道部负责文化活动的中尉中川牧三，其本人便是男高音歌唱家，直到2004年101岁高龄还活跃在舞台上。不过对这场“靡靡之音”演唱会，当时中村牧三却面临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压力，首先，爵士乐乃是来自美国的“敌对音乐”，另外，据中村晚年对李香兰所述，当时陆军报道部也有人强烈反对举办这样的音乐会，理由是“日本士兵正在前线拼死奋战，你们却要举办这样充满靡靡之音的演唱会”。

不管如何敌对，不同战营的军事化政治意识形态在看待文艺方面总是思维方式一致的。革命文艺对“敌对音乐”和“靡靡之音”当然也同样要加以严防死守，乃至剿而灭之。

中国革命博物馆1989年编写出版过一本《民族小号手：新安旅行团史料选》，新安旅行团是1935年由江苏淮安新安小学成立的一个抗日救亡文艺儿童团，抗战胜利后又由抗日转向解放。当年的革命儿童晚年对解放上海的回忆非常有意思，尤其是王树元的小文《陈老总请我们喝咖啡》堪称经典的革命历史文献，讲的是陈毅市长宴请上海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请新安旅行团去表演。陈毅说：“来，吃点蛋糕，喝点咖啡，开开洋荤吧！”

作者对此有一段革命启示录般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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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见到陈老总，那是在战场上硝烟未散的时候，是在农村土台上。而今天，我们见到陈老总却是在这世界闻名的上海滩上，在这巍峨高耸的国际饭店内。过去我们见到陈老总时，脚下踩的是混着牛粪、鸡屎的黄土泥巴，而今天，脚下却是擦得可以照见人影的打蜡地板。过去我们见到陈老总，头上是绿树蓝天，而今天，我们头顶上却是装着水晶吊灯的描花油漆天花板。四周桌子上摆的已不是地瓜、鸡蛋、油炸糖饽饽子，而是冒着热气的咖啡，一瓶瓶橙黄的橘子水和松松软软的覆盖着扭成各种花纹，开着各种鲜花，长着各色绿叶的奶油蛋糕和糖果点心了！于是，大家顿时清晰地感到：我们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党的工作重点的的确确是转入到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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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转入城市之后革命腰鼓队难道就没用武之地了么？显然，消失的将是爵士乐和靡靡之音。作者在文末来了一个大转折，俨然把上海当做延安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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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望十几层楼的玻璃窗外，冉冉上升的彩色气球，和冲天而响的炮竹纸花，大家的眼神都默默地交流了一下。这目光都似乎表示着一个决心，一定要像在解放区一样，在这香风逸漫、霓虹灯照的上海滩站稳脚跟，抵制资产阶级的各种腐蚀，为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为将革命进行到底而贡献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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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和反资，始终是革命文艺的梦幻二重奏。

作为敏感词的李香兰，遂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面镜子。

本文来自：腾讯·大家

作者：张晓舟，广东人，现居北京。曾长期从事报纸和杂志行业。乐评人，足球评论员，大众文化和媒体研究者，专栏作家，著有《死城漫游指南》《粉红乌托邦》《生于午夜》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