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在时尚界这几年来刮的很是猛烈,但有些问题比之表面的花团锦簇,是更值得关注的,如果把中国风与日本风对比,大概会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吧。

1960年,Stan Wayman所拍摄的东方时尚系列中,里面就有旗袍设计。

时装史学家Jonathan Walford在他的一本关于六十年代时尚的书《Sixties Fashion, From Less is More to Youthquake》中,讲到一些五十年代之后,西方狂刮中国风的细节,从1949年后,有许多人到了香港,60年代的湾仔和铜锣湾曾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内地裁缝。从50年代初,香港大量制作旗袍和袄裤销往西方市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生意。

美国版《VOGUE》2015年五月刊以“Go East”为主题拍摄的中国风内页,其中孙菲菲穿着Chanel 1996年以60年代西方人所设计的一种旗袍款式为灵感的长裙,上面的图案来自Coco Chanel房间里的中国屏风。

纽约的服装制造商Bud Berman首先看到了商机,他于1953年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叫DYNASTY的制衣厂,他手下的设计师Dora Sanders在中式服装原有的基础上,改良了很多更适合西方人穿着的款式,尤其是符合当时西方理想中类似于Dior时装的沙漏般的旗袍,以供女士们作为鸡尾酒会装和晚装的选择,这个设立在九龙塘的工厂,以计时付薪雇佣2500多名工人,来完成这些服装的各种程序包括手缝和刺绣等等。

而随着1960年,电影《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的热映,则带动了中国风进一步的流行,香港也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风情之地,以及浪漫所在。

1960年,模特Marola Witt身穿一件由美国人设计、于香港制造,命名为Suzy Perette的裙子(明显受到《苏丝黄的世界》的影响)。

这其中提到一个细节是很有趣的,那就是后世曲线玲珑的旗袍,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西方人创造的产物,服务的主要对象也是西方女性,虽然同时代的许多华人女性也不能免俗地穿上了新式旗袍,虽然早在二三十代,包括Jeanne Lanvin和Elsa Schiaparelli等人都早有相关中国风的作品,但像五十年代之后,一个至今打着传统旗号的服装,是在某种特殊的状态下,由一群西方设计师所设计,却是独一无二的。

1957年,Elizabeth Taylor身穿当时形如沙漏的旗袍出现在她的朋友在香港举办的宴会上。

1962年的香港旗袍。

张叔平为张曼玉在《花样年华》中设计的旗袍,也是迎合上世纪香港六十年代港派旗袍的特点,极度的贴身合体。

他们从五十到七十这三十年间,几乎制定了一套关于中国风的概念——而每当中国风再一次刮起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那几样东西被重新回流一遍。最为典型的比如旗袍、袄裤、马褂,唐装,龙、云肩、笠子,流苏和盘扣等等。

Prada 2017春夏系列中的中式袄裤。

J.W.Anderson 2017秋冬系列中的外套背心,几乎与清晚期的背心如出一辙。

左为Schiaparelli 2017春夏系列中的江牙海水龙纹外套,右为Keita Maruyama 2016秋冬系列中的龙纹外套。

左为Armani Privé 2017春夏高级定制系列中的中式扣子装饰,右为Gucci 2017春夏系列的中式盘扣。

左为Chanel 2010早秋系列,右为Heaven Gaia 2017春夏系列。

左为Balmain 2016早秋系列中的带流苏的云肩设计,右为Valentino 2016早秋系列中的云肩设计,来自清代云肩的简化版本。

有些元素可以看出,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视觉出发来审视中国风,所得到的结论可能是非常有差异性的,比如说中国风最为标志性的龙元素,在西方人的眼里就常常分不清龙和蟒的区别,他们会认为,长的像龙的就是龙,而忽略了五爪的才是龙,而四爪只能是蟒,后者是礼服中更普遍的存在。

意大利版《VOGUE》2016年五月刊,由Paolo Roversi拍摄的Valentino 2016春夏高级定制系列中一件黑色长裙上的四爪蟒纹。

Ralph Lauren 2011秋冬系列中旗袍裙背后的四爪蟒纹。

在西方,龙在早期的中国风中,是邪恶而神秘的异兽,最有名的与龙捆绑在一起的例子就是黄柳霜,她所饰演的《龙女》(Daughter of the Dragon)中的角色,它经由女性形象,所代表的是当时西方鼓吹的东方主义中的一种映象,充满致命诱惑,危险同时又让白人予取予求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