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有生于和平年代的人，都含着同一把”金汤匙“长大，它的名字，就是文明。那些重生于废墟之上的普世价值，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直到战争或者灾难轰然降临。
就像BBC纪录片《文明》里所指出的，”我们可以花许多时间争论文明是什么抑或不是什么。但当它的对立面出现时，在种种暴虐、残忍、偏执和毁灭欲中，我们立刻就会明白何为文明。在人类残破的肢体、文明的顷刻陨落，我们会真切知晓文明到底为何物。“
小失序蚕食日常，最终大灾难击溃秩序，当文明果真面临崩溃和毁灭时，如何从废墟中、混乱里长出新的血肉，崭新的生命？
1945年5月，“二战”战火终于熄灭，但是此时的欧洲大陆也几乎成为一片废墟。有一个少年在日记中写道：“在焚毁的房屋废墟里躺着烧得半焦的尸体。再也没有紫丁香与洋水仙为这个春天带来芬芳。”
然而，短短十余年间，欧洲奇迹般地从废墟中涅槃重生。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这片饱经创伤的大陆如此迅速地恢复？”M译丛“系列的最新力作，牛津大学欧洲史教授保罗·贝茨的《毁灭与重生：二战后文明的重建》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保罗·贝茨在《毁灭与重生》一书中，从独特视角审视这一历史进程，描绘了欧洲重生的不同层次：战后初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等国际组织积极参与难民救济，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国际社会组织军事法庭，审判主要战犯，重建司法秩序和国际法体系；经济逐步恢复后，人们开始日益关注舒适住房、新式家电等等，政府致力建设福利国家；教堂等宗教建筑的重建被视为信仰重生的关键，宗教主导思想领域，构建人道主义和人权话语......
他尤其关注普通人如何克服混乱，重建生活秩序：可以是恢复对同样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德国难民的理解与尊重，也可以是重建一个理想中的居所——它干净，整洁，充满温馨....保罗·贝茨寻找的是欧洲文明的含义和地位，是他们如何重新认识自己，以及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何克服混乱，甚至克服毁灭？也许在这里你能找到的，将不仅仅是宏观世界的答案。
摄影新闻：如何面对遥远的不完美受害人？
在短短几年之内，英国人对德国幸存者的看法是如何从鄙夷与疏远变成包容与合作呢？答案很简单：在战后的前几年里，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的政治话题从战争走向和平，从作战走向占领再到冷战同盟。
然而，这依然没有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一情感上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件事情上，英国的摄影记者发挥了作用。我们要记住，起初，大部分反映德国战败后情形的照片是由胜利者拍摄的。对于同盟国而言，媒体与战争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同盟国进攻德国的部队里有不少于 558 位作家、记者、摄影师 和电影制作人，他们受雇的目的正是记录军事胜利。相比之下，在战争的尾声，第三帝国却在查禁反映破坏和社会动荡的照片。摄影师大量拍摄了轰炸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在科隆一带，但这些照片都遭到审查，大部分内容直到战争过后才得以展示。苏联的占领部队要求全体德国人把相机上交给当局。事实上，战争刚结束时，没有多少德国人愿意拍摄遭到彻底摧毁的祖国。
同盟国的摄影师留下了反映战争行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像资料，而描述战败德国情形的第一批照片将题材集中于德国战俘营的解放。从 1941年起，苏联人就已经在记录纳粹分子的暴行，但他们在战时的拍摄焦点很快就从德国罪行的恐怖转到庆祝征服与宣扬英雄主义—攻占国会大厦和帝国总理府是最受欢迎的摄影作品。
虽然在 1944 年和 1945年初，同盟国（尤其是英国人）对被俘虏的德国士兵表示同情，但随着解放集中营所揭示的骇人听闻的情状， 这种同情很快就烟消云散。同盟国的士兵详尽地拍摄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达豪集中营（Dachau）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接着，这些照片登上美国和英国的各大报刊。美国人对占领区内德国人的反感，体现于通信兵团所拍摄的照片中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黑白分明的道德世界。美国部队总是强迫德国人面对自己犯下的恶行，有好几次还逼迫德国人拥抱尸体（以摆拍照片），作为对其罪行的惩罚。
对德国人的同情一直是敏感问题。1945 年刊登于伦敦《画报》 （Illustrated）的一篇文章《人间惨剧》（Gallery of Misery）就是 一个好例子，文章还配上了英国摄影师伦纳德·麦库姆（Leonard McCombe）拍摄的照片。编辑觉得有必要在直触人心的、 反映贫穷与悲惨之恐怖情状的照片下面补充一则附注，以免读者对 德国的幸存者报以太多同情。正如他们所写的：“这些德国流离失 所者遭到了残酷的对待，但他们没有沦为其政府曾经对其他人犯下 的处心积虑的残忍罪行的受害者。至少，他们还能活下来。”
伦纳德·麦库姆拍摄的德国的照片。《画报》（伦敦），1945年9月22日，图源《毁灭与重生》插图
到了 1945 年的下半年，英国与美国的摄影师分道扬镳，推出明显对德国人表现同情的报道。柏林火车站和临时宿营地的悲惨景象是英国摄影师最喜欢拍摄的题材，并帮助塑造了那一年英国人对德国生活的观点。这一点从工党发行量巨大的《每日先驱报》和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 等报刊中可以看出。
和美国通信兵团的同行一样，大部分英国摄影师隶属于陆军部，在陆军电影与摄影部门工作。停战后为英国的画 报杂志拍摄照片的摄影师里，有许多人曾是战时的随军摄影记者。背负特别使命的英国记者的目击报道总是在探讨令德国全境“无家 可归之人”蒙受痛苦的人道主义危机。许多篇报道在介绍英占区德国人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他们生活在肮脏的住所里，营养不良， 而且饱受病痛的折磨。
一位《每日先驱报》的记者精准地捕捉到了对昔日敌人表示怜 悯这个道德难题：“今天我见到数千个德国平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遭受了昔日纳粹势力推行残暴统治时施加于其他民族身上的悲惨与苦难。”对于这位记者而言，德国人的悲惨状况是对英国价值观和英国国民性的考验：“但如果我们要向德意志民族证明 我们为人处世的方式、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而他们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要与那些死去之人、残疾之人和遭受无法忍受的艰辛痛苦之人一同保持住信念，那么，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还得立刻解决。”这种观点反映了英国人目睹全体欧洲人共同承受的苦难之后油然而生的同情心。
随着时间推移，英占区摄影作品的基调也发生了改变。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末，随着占领部队逐渐习惯了在德国与德国人一道生活， 原本态度更加强硬并将英国军事人员与受管制的德国人民严格区分开 来的军方摄影作品在态度上软化了。随着局势稳定下来，摄影师逐渐将重点转移到日常生活和民间重建上。
这就是为什么摄影新闻如此重要，因为它在战后催生了一种新的普世情怀。正如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小说帮助促成了人们对正在遭受苦难的遥远的陌生人产生新的人本主义情怀，这些照片在1945年后帮助推动人道主义进入新阶段方面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消费作为一种救赎，击破精英的壁垒
1945 年后，拥有一个温暖、干爽而宁静的家成为人们的夙愿。
首先是拥有自来水、煤气、室内管道和电， 接着是添置收音机、电视机和汽车，这些东西成为许多市民生活中 的里程碑，并塑造了所谓的“重建一代”的梦想与愿望。
1961 年在法国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询问1000个妇女需要什么才会过得幸福。结果显示，只有 22% 的受访者回答是爱情，而54%的受访者选择了“舒适生活和物质便利”。
东欧地区也展现了类似的模式。在战后欧洲每一个国家，房屋建设都是社会政策的中心话题，尽管它们各自在物质损失、住房紧缺、社会动荡 和难民危机方面的经历极为不同。住房问题吸引了相当大的公共关 注，包括各国政府、市政决策者、福利工作者、妇女组织、建筑师、 设计师、广告商和消费维权人士。所有人都有强烈的重新开始的愿望—强烈到对于许多欧洲人而言，拥有属于自己的家才算标志着 战争及其后忍饥挨饿的年月真正结束，这一点体现于当时英国和欧洲各地的回忆录和口述历史，叙述者中包括流离失所者与难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杀戮、破坏、种族灭绝和强迫人口迁 徙令住房的含义变得很不一样。不出意外，”家“成为战争刚结束时最受欢迎的展览主题。在欧洲各地，政府官员、工业界领袖、教育家和博物馆馆长重新对家居展览感兴趣，以此作为国家恢复、社会进步和审美教育的标志。这正是西欧的情形，早在1946年举办的“英国制造”（Britian Can Make it）展览和1951年举办的“不列颠节”（Festival of Britain）展览就已经定下了基调。这两次展览会重点强调的是爱国主义和工业制造。1945 年后的展览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展览的不同之处在于低调处理帝国和阶层的议题，关注的焦点落在国家的团结、经济与本土文化上。冷战同样加强了家庭的政治意义。
1952年，马歇尔基金会赞助了西柏林展览会，以“我们正在建设更美好的生活”（We Are Building a Better life）为主题—展示的内容是一个两居室的独户家庭，与大约 6000 件“供我们西方文 明畅享的”物品—吸引了将近 50 万人参观，其中有四成人来自东柏林。展览会还聘用了几个演员展示美式现代家居生活的种种美图，参观者则从上方俯瞰这场消费品的盛景。
欧洲的相对和平与繁荣产生了关于文明潜在危险的新担忧，这往往表现为逐渐兴起的反美主义，尤其是在欧洲的精英人士中。自19世纪末以降，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一直是欧洲文化评论的标志，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关于“美国主义”（Amerikanismus）与大众文化的辩论尤为盛行。尽管许多人在讨论来自美国的威胁，尤其是这个新的超级大国消解传统阶级和社会阶层的能力，但在20世纪60年代， 许多西欧的批评家更担心美国式现代化将会造成的文化后果。
这类批判最为尖锐的表达或许出自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他曾是逃离德国的流亡人士，最终定居美国，并成 为新左派运动的精神导师。他的作品《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1955 年）和《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 1964 年）捕捉到了与日俱增的担忧，即文明本身将带有压迫性的“建 制派价值”（Establishment values）强加于现代社会并扼杀了真正 自由的表达。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于 1963 年的畅销 评论作品《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从女性主义角 度批判所谓的舒适愉悦，她指出，对于妇女而言，受到热烈追捧的 郊区寓所其实是“镀金的牢笼”和“舒适的集中营”。对于这些批 评家而言，物质文明（及其广告文化）的诡计在于，虽然它展示了 自由解放的诱惑，但其所造成的主要影响，是将解放自由的力量转 变为对物质享受永不餍足的追求。
然而，西欧的反美主义思潮和对工业文明的批判最终并没有得到公众的支持，因为绝大部分欧洲公民张开双臂欢迎美式现代性及其带来的物质享受。文明开始摆脱18世纪和19世纪遗留的影响：物质文明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物质挂帅或排挤其他的一切，而是与民主化和克服旧时的精英壁垒联系在一起，这体现于战后迅速扩张的大众教育、医疗服务与房屋建设。
在新世界里，普通人如何行动？战后的行为指南
战后关于现代文明的愿景并不只局限于重建民族国家和重塑家庭空间，还包括个体与社会的改善。或许最能体现这些改变的例子，是1945 年后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礼仪手册的涌现。
在条件极其恶 劣的“饥荒年代”，欧洲人不得不面临如何解决基本的温饱和住房问题，指南读物与当时的紧迫需要似乎八竿子打不着。在历史上，这些书籍是和平与繁荣时期的产物，迎合的是会客厅里搽脂抹粉者的焦虑，而不是遭受轰炸的城市和临时搭建的棚屋所呈现的流离失 所、无家可归的恐怖情形。
但是，战争刚刚结束，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就有一大批介绍规矩礼仪的书籍在欧洲和北美出版，到了 50 年代末达至鼎盛。
1945年后在欧洲出版的指南读物，其特别之处在于它们所处的政治形势。物质的毁灭和人命的损失意味着传播阶级品味、传承家族物品和继承社会地位的传统方式都被战争打断了，这使得活下来的年轻一代—正如这类作品总在指出的那样—被切断了历史关系，而且缺乏教养，未能充分接受道德与文化的引导。这些指导手册创作者的宗旨是解决战后一代不知道该如何生活和注意言行举止的问题。
让我们先了解德国的指导手册，你会在里面找到新旧结合的内容。所有作品的共通之处包括如何正确地介绍别人、与陌生人打招呼，在剧院和公共交通设施里遇到别人时应该有怎样的举止，如何在各个场合恰如其分地发言。这些指引当中有许多内容针对的是年轻女性，包括关于着装、调情、恋爱、选择伴侣和准备当家庭主妇 的指引。其他指引针对的是年轻男性，他们当中有从前的敌军战士， 有在战争期间失去父母的男孩，都是需要文明教化的特别对象。关注的中心内容是卫生、清爽的发型、时尚的衣着和锃亮的鞋子。 代生活的要素—如何在电影院里举止适当，如何应答电话—大体上是 18 世纪文化符号的延伸。此外还有一些要素反映了正从灾 难中恢复的世界，这体现于介绍如何应对家人的死讯，如何在葬礼上举止得体，如何安慰一位寡妇等内容。其主旨仍然是着眼于令社会交往不与现代世界脱节，但又令德国人能表达自我，不用去模仿外国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前20年里，科学、人道主义法律、居家生活和礼仪等领域各自在发挥作用，帮助欧洲各国从战争转变为福利国家，令这片大陆重塑文明。将它们团结在一起的是共同的信念：文明代表了和平与进步。
除了欧洲内部的重建，书中也关注了欧洲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与碰撞：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国家，试图重新掌握殖民地，却遭遇反殖民浪潮；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和加纳等非洲被殖民国，以历史和传统为根基积极构建非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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