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士尼动画片《白雪公主》电影海报
美国迪士尼公司在1937年斥巨资拍摄了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彩色动画长片《白雪公主》（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上映不久便引发了各地的观影热潮，“在世界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为以后所有的动画长片定下了一道高不可及的标准线”（史蒂芬·卡瓦利耶《世界动画史·1928-1957：动画电影的黄金时代》，陈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影片随即被引入中国，同样备受好评。日后致力于儿童文学翻译及创作的任溶溶，到了晚年对此依然津津乐道：“我小时候喜欢看迪士尼的动画片，直到后来动画片发展拍出来的《白雪公主》和《幻想曲》。”（《说说好莱坞老电影》，载2016年2月26日《新民晚报》）足见印象之深刻。为了满足不同观众的偏好，在粤语地区还将片名另译为《雪姑七友传》，有人甚至惊呼它是电影艺术“转进到另一个重要的阶段的象征代表作”（赤《〈雪姑七友传〉里那些角色原来都“真有其人”》，载1938年10月27日《大公报（香港）》）。当时就有影评指出，这部电影的情节“是根据格列姆氏童话集中的故事而来的”（《关于白雪公主影片》，载1939年6月《明灯道声合刊》）。而仔细爬梳这个童话故事在中国的译介始末后不难发现，人们实际上早就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这位甜美可爱的公主所遭遇的曲折坎坷。
文白嬗替与巧拙互见：格林版白雪公主故事的汉译
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东方杂志》从1909年起特意开设《时谐》专栏，陆续刊载过五十余篇翻译小说。其中有一篇《雪霙》（载《东方杂志》第六年第十期，1909年），虽然并没有交代其来历，可稍事比勘就能明白实即源于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受当时风气影响，这篇译作使用了浅显的文言，有时还要着力追求古奥典雅的效果。开篇介绍女主角的得名来由，说她“肤白如雪，腮赤如血，而发黑乃如檀，因名之曰雪霙”，就刻意挑选了《韩诗外传》里“雪花曰霙”（《艺文类聚》卷二《天部下》引）的生僻字眼。当王后追问魔镜天下究竟谁最美时，镜子居然赋诗作答：“山中高士宅，林下美人眠。为报雪霙在，翩翩世外仙。”稍加寻绎，其实暗藏玄机。明初诗人高启赋有“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梅花九首》其一），不仅成为童蒙读物里的偶对典范（参见《笠翁对韵·十灰》），还得到诗论家的推许，认为能“状梅之精神”（姜南《蓉塘诗话》卷十九），“是无寄托之好句”（吴乔《围炉诗话》卷五），以至屡屡被《醒世恒言》卷二十九《卢太学诗酒傲公侯》、《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娇梨》第四回《吴翰林花下遇才人》、《虞初新志》卷十三《补张灵崔莹合传》等小说融入叙事之中。译文在此略加点窜檃栝，明显是受了高氏诗句的启发。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还会伺机做一些调整。童话中小矮人们误以为公主毒发身亡，围坐着守护了三天三夜。译文却改称他们“守视七日，终不甦，则以为真死矣，谋葬之”。这样处理想必与传统丧葬习俗中有所谓“头七回煞”即亡魄会在死后第七日返回家中相关，经过改易更能使本土读者身临其境而感同身受。
《东方杂志·时谐·雪霙》
《时谐》专栏连载完后又曾单独结集（商务印书馆，1914年），足见在当时很受读者青睐。不过这种译笔所预设的读者，绝不会是略识之无的幼童。有出版者对此就颇不以为然，直言“这是儿童很大的不幸”（《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新书·德国民间故事集》，载《文学周报》第六卷，1928年）。然而此事又谈何容易，在文言译本问世多年以后，更适合儿童阅读的白话译本，如王少明译《雪姑娘》（收入《格尔木童话集》，河南教育厅编译处，1925年），高君箴译《魔镜》（收入郑振铎、高君箴合译《天鹅》，商务印书馆，1925年），坚白译《雪姑娘》（载1926年第44期《晨报副刊·家庭》），刘海蓬、杨钟健合译《白雪娃》（收入《德国童话集》，古城书社，1928年），康元白译《古怪的镜子》（收入《新时代小学生丛书·童话》中册，广益书局，1933年），魏以新译《雪白儿》（收入《格林童话全集》，商务印书馆，1934年）、谢颂义译《白雪公主》（收入谢颂羔编《格列姆童话选》，广学会，1939年）、林俊千译《白雪公主》（收入《格林姆童话》，鸿文书局，1941年）、张亦朋译《白雪公主》（收入《格林童话全集》，启明书局，1949年）、丰华瞻译《白雪公主》（收入《格林姆童话全集》之四《白雪公主》，文化生活出版社，1952年）等才陆续问世。有些译本在介绍原作者时，或称“格尔木”，或作“格林姆”，或云“格列姆”，与日后相沿成习的译名“格林”均有出入，而另一些译本干脆将原著情况略过不提，好在覆按主要故事情节，应该都本自格林版童话。
王少明译《雪姑娘》
高君箴译《魔镜》
坚白译《雪姑娘》
考虑到儿童的理解能力有限，这些译本都已改用白话，但并不顺理成章就显得明白流畅。尤其是最早问世的王少明译本，译者预先便向读者告罪：“我的中西文程度都不佳；译文可通与否，未能自知。”（《格尔木童话集·译者短言》）比如讲到王后指派的猎人私自将公主放走后，“他恁思恁想，心里好像似有块石头在里边左右展转一样”；提到疲惫不堪的公主想在小矮人屋里找个地方躺下，“但是这些床差不多全不合他的适”；说起王后准备亲自动手，“有一天他忽然把他的脸皮，染成了别样颜色，身上穿着老商婆的衣服，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像他本来的样儿”，措辞造语确实都有些生涩别扭，令人不禁想起茅盾后来在讨论儿童文学翻译时所期望的，“在文字方面千万请避免半文半白的字句，不必要的欧化，以及死板枯燥的叙述”（《关于“儿童文学”》，载1935年《文学》第四卷第二号，署名“江”）。不过这是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时的普遍现象，只是在受到原文牵制因而腹背受敌的翻译中体现得更明显罢了，倒也不必过于求全责备。
平情而论，为了达到更为理想的效果，早期译者们还是耗费了不少精力仔细琢磨过。以魔镜对王后的回应为例，或译作“皇后太太，/你是世上的至美，/但住在七矮人那里的，/还要美过你千万倍”（刘海蓬、杨钟健），或译作“美丽的皇后啊，在家里没有人可同你赛，/可是雪白在山上到自由自在，/同着七个矮子，那样子真怪；/他是一千倍的比你可爱”（康元白），或译作“王后啊，你的美丽本无双，/但是在山上，那七个矮人住的地方，/白雪公主还活着，而且很健康，/她的美丽没有人比得上”（丰华瞻），尽管形式上不如旧体诗那般整饬，但在节奏、韵律等方面还是比较讲究的。在记录童话时，格林兄弟有时会“用德国方言”（魏以新《格林童话全集·译者的话》）。不知是否受此影响，有的译者在字斟句酌时也会别出心裁，偶尔穿插一些方言俗语。比如在提到王后的心头隐患时说，“现在这位白雪公主已经日长夜大”；王后自以为计谋得逞后得意地叫嚣，“现在你是完结了”（谢颂义）。又如在向小矮人们求得公主的棺材后，“王子就叫他的几个仆人把棺材掮走”；途中由于颠簸震动，“白雪公主所吃的那片有毒的苹果从她喉咙里回了出来”（丰华瞻）。“日长夜大”“完结”“掮”“回”这类极富地域特色的吴语词汇，以其鲜活灵动而让人感到饶有意趣。
刘海蓬、杨钟健合译《白雪娃》
康元白译《古怪的镜子》
这些译者依据的底本其实来源各异：王少明特别标榜“本书系译自原文——德文”（《格尔木童话集·译者短言》）；魏以新为取信于人也郑重申明，“系根据Leipzig,Hesse＆Becker Verlag德国名著丛书版本译出”（《格林童话全集·译者的话》）；康元白甚至信誓旦旦地保证，“本童话系由原文直接译出，无转译之舛误”（《新时代小学生丛书·童话》中册《例言》）；而郑振铎则坦言他们在选材时，“都是从英文的各种书本里翻译而来的”（《天鹅·序一》）；林俊千也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所采用的原本，有英美的文学杂志，有哥林斯版的英译本，也有美国史特立女士的译本，和约翰生的《格林姆故事百篇》等许多种，所以有几篇情节，和国内出版的格林姆童话，未免稍有出入”（《格林姆童话·序》）；张亦朋同样因条件所限，只能“根据柯林斯版的《格林兄弟童话集》的英译本译出”（《格林童话全集·小引》）；丰华瞻采用的虽是“跟德文原本对照起来最为接近，最为忠实”的英译本，但也审时度势，“另外参考苏联的选译本”（《格林姆童话全集·译者序》）。与此同时，各家译本遵循的原则也不尽相同：王少明诟病前人所译“多与原文不相符合”，所以严格自律，“对于他的内容，自觉着也未加以增删”（《格尔木童话集·译者短言》）；郑振铎却承认并不完全是“翻译”，“为求于儿童的易于阅读计，不妨用‘重述’的方法来移植世界重要的作品到我们中国来”（《天鹅·序一》）；坚白在译文后另加按语称，“因为要使小儿子容易读，使我们不能照原文直译”，于是署名时也名实相副地题作“译意”；康元白则自诩“译笔力求流畅明达，儿童读之，与创作者无异”（《新时代小学生丛书·童话》中册《例言》），显得非常自信。
正因为各家底本来源错综复杂，而且或直译或意译，将它们放在一起相互比对，就能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差异。比如猎人放走公主后，为了向王后交差，不得不另外寻找替代物。德文原作说他带回去的是“一只小猪”（魏以新），有些译本却成了“小鹿”（王少明、康元白、张亦朋），更可怕的竟然还有译本作“一个年轻的孩子”（刘海蓬、杨钟健），恐怕是因为底本不同而造成的传闻异辞。另如公主闯入小矮人的屋子后，偷吃过他们的食物。德文原著里说她把“每个小杯里的酒喝一滴”（魏以新），可有的译本却含糊其辞地说她“在这个碟子里吃点，在那个碟子里吃点”，根本就不提酒杯（王少明），还有的径直偷梁换柱地改成“在每只杯子里都喝了一口汤”（高君箴），或是“一些咖啡”（坚白），想来是这些译者或其所据底本觉得小女孩不应该饮酒的缘故。与此类似的还有王后最终的下场，在德文原作中她穿上了烧红的铁鞋，“一直跳舞到死了倒在地上为止”（魏以新），然而有的译本却说她“走到乱山，被一块大石头绊倒，就跌死在山上了”（高君箴），或语焉不详地称“她回到自己的宫殿以后，不久就丧失了她的生命”（坚白），甚至只是在公主婚宴上“呆呆地站在那儿，如同一只木鸡一般”而根本就没有死（谢颂义），兴许是这几位译者或其所据底本觉得太过血腥残忍的场面少儿不宜，便随手修改了。最有意思的莫过于王后第一次去暗杀公主，在乔装打扮后上门去叫卖的究竟是什么呢？这些译本或作“各种颜色的领带子”（王少明），或作“绸的领巾”（高君箴），或作“一个五色线织的腰带”（坚白），或作“各色小绳做的衣服”（刘海蓬、杨钟健），或作“各种颜色的带子”（魏以新），或作“各式各样的丝带子”（林俊千），或是“一副花丝的带子”（张亦朋），让人眼花缭乱而无从抉择，更搞不懂王后究竟要如何借此来置公主于死地。经过一番比较寻绎，恐怕译作“穿胸衣用的丝带”（康元白），“各种颜色的女子胸衣”（谢颂义），或是“胸衣的饰带”（丰华瞻）才更符合原意。王后兜售的应该是女性紧身胸衣上用来收束腰身的绳带，所以才能找借口趁机勒紧公主，致其呼吸困难而失去意识。若不稍稍了解一些西方服饰名物，光凭娴熟地掌握外语，恐怕也难以传达信实的内容。
魏以新译《雪白儿》
林俊千译《白雪公主》
相较于《时谐》这样的文言译本，白话译本当然更重视儿童读者。王少明就宣称自己“是想把这世界著名的童话，介绍于小学教师们，以备他们采择参用；并分给于天真烂漫可爱的儿童们，以满足他们心灵上的需要”（《格尔木童话集·译者短言》）。郑振铎更是提出，“至如教师们欲采取一部或全部做教材，那也是我们所喜欢的”（《天鹅·序一》）。事实也确实如此，数年后《无锡童报》的《教师园地》专栏发表了一篇王怀的《魔镜》（连载于1929年12月20日、27日，1930年1月1日、7日、10日、14日，最后两期又增加副标题“小白雪”），就原封不动地径直将高君箴的译本攘为己有，只在个别细节上略作增饰补充。比如在开篇添加了“喂！亲爱的小朋友：看，看下面的《魔镜》是怎样的一回事？”结束时又与此呼应，补上一句“小朋友，我们要高兴，我们要替雪点高兴！因为常常要想害死她的继母——恶后——跌死在山上了！”又如在原译文提到公主的生母“坐在窗前做活计”时，立即随文插入解释，“活计就是女人做的女红”。这些增补应该都是老师在讲故事时的即兴发挥，目的是增强和孩子们的互动交流，由此也可以略窥这篇童话在实际传播中的大致情形。
尽管只是给孩子们看的童话，有些译者仍然兢兢业业，丝毫不敢轻慢。王少明的《格尔木童话集》出版时误植颇多，而且因当时印刷条件所限，本来需要加以区别的标点和文字，例如“『』、「」两符号，及第三身代名词‘她、牠、他’三字”，都只能混为一谈，“不及再详为修改”（《格尔木童话集·译者短言》）。十余年后，他又增译了若干篇目，改以“德国格利姆童话集”的总名，将全书拆成《雪姑娘》《三个小鸡毛》《小红帽》《草驴》等分册先后印行（正中书局，1936年）。比较前后两个版本的《雪姑娘》，不少地方都经过修订润色。比如提到猎人放走公主后的情形，最初译作“这时候适然他看见了一只小鹿，他就费力把他得着”，最后改为“这时候他恰看见了一头小鹿，就用力把它捉住”，原本拖沓夹缠的表述就显得简洁明了得多。另如在向公主表达爱意时，王子最初说“你肯到我父亲的皇宫里，去当我的女人吗？”最后则换成“你肯到我父亲的王宫里去，当我的妻子吗？”先前直率粗鄙的口吻也变得文雅得体起来。魏以新的译本同样经过反复打磨，将《格林童话全集》的初版与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相较，最明显的差异是女主角由最初直译的“雪白儿”，替换为更受读者欢迎的“白雪公主”。不少稍显生硬的表达，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比如开篇讲述公主的生母遐想着孩子未来的容貌，起初译作“但愿我有一个孩子，白得像雪，红得像血，并且黑得像这框子的木头”，各种颜色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杂糅起来不免怪异，最终修改成“我希望有一个孩子，皮肤白里泛红，头发像这乌木框子一样黑”；当继母听到魔镜说公主比自己更美时，先前译作“王后吃惊，妒忌使她的面孔变成黄色和绿色了”，最后则订正为“王后大吃一惊，气得头昏眼花”。初译时束手束脚紧跟着原文，有时并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变通之后就自然顺畅得多了。
武侠小说、电影梗概与儿童剧本：其他白雪公主故事的汉译
在《东方杂志》上刊出《雪霙》后，还有一篇由崔弇、雁秋用浅近文言合译的《白雪公主与七矮人》（载《妇女时报》第十九号，1916年）。文中讲述公主降生时“肌肤润泽，其形不亚于祥霙”，显然受到过《雪霙》的直接影响。译作在标题下注明系“德国文学大家克林著”，照理应该也源于格林童话。然而仔细读罢，却令人疑窦丛生。全篇的主要线索固然与格林版相仿，却凭空交织了许多荒诞离奇的情节，不知道是这两位译者确有所本，抑或一时兴起而自出手眼。
格林童话里公主的生母只是一笔带过的小龙套，本篇却用大量笔墨详述其家世背景和生平遭际。称其本名秀玉，出身商人家庭，“甫四岁，即知从母以习针黹。七岁，父延师教之读，过目不遗”。长大后她格外热衷于创作，“就中以小说及诗稿为最多，惟俱隐名刊布，故世人传诵，但叹服其著者之文笔高雅，理想奇特，深以未识其真面为憾也”。其后家道中落，秀玉随父母屏居乡里，“将托笔墨生涯，以补家需所不足”。某日偶遇微服出游的国王，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国王无意间发现“往昔寤寐思服之大文豪，即此玉立亭亭之女郎”，倾慕之意顿生。此后他或“书札往来”，或“亲访佳人”，终于如愿以偿，“易朋友之乐，为伉俪之欢”。格林童话里继母首先派遣猎人去杀害白雪公主，在本篇中也平添波折，称国王续娶的王后舒氏谎称“京城疫症大行”，佯装担忧“雪儿体素弱，更宜防于未然”，建议国王将公主“匿宫后净屋中，不越雷池一步”。这样既疏离了父女的关系，又消除了公主的戒心。接着她又诡称公主猝发恶疾，“病属心经，毒遍五内，脉象颇危”，实则下药将其迷晕，令人将其弃于密林之中。诸如此类节外生枝的插曲层出不穷，读来令人咋舌不已。
最匪夷所思的是七个小矮人，真实身份竟然是“绿林中豪杰也，精通武艺，又擅秘术，年长者为首领，党羽颇众，居散不时，消息灵通，专为世人鸣不平。世有作恶者，辄难逃其网”。听闻公主的不幸遭遇后，他们还准备入宫向国王汇报实情，并伺机刺杀舒后，“以宫禁森严，未容著手”，才另谋良策。经过周密计划，他们让公主假装毒发身亡，暗中则护送她与心上人成亲。最终奸计败露的王后“仰药自死”，获悉隐情的国王“即日逊位”，“扬长以去，莫知所之”。事后公主夫妇派人向小矮人们致谢，“使者至则一椽小屋犹位置于苍莽之森林中”，“风景不殊于白雪公主居此之时，而屋中之七矮人则渺然弗可见”，大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豪侠风范。晚清民国之际武侠小说风行一时，出版商在征集书稿时甚至“非武侠不收，非武侠不刊”（逸梅《武侠小说的通病》，载1932年10月25日《金刚钻》）。就连张恨水这样擅长都市言情题材的知名小说家，为吸引读者也不得不在作品中“写了一些近乎传说的武侠行动”（《我的写作生涯》二十《〈啼笑因缘〉的跃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流风所至，对儿童的日常阅读也有波及。茅盾就忿忿不平地斥责过，由于缺少合适的读物，导致孩子们把“一切武侠的迷信的，全都吞下去了”（《给他们看什么好呢？》，载1933年5月11日《申报》，署名“玄”）。好好的童话故事突然蜕变成武侠小说，乍看确实相当荒唐诡异，不少细节也由此难以弥缝合榫，却正是当时风气的如实呈现。
不过在叙事技巧方面，这篇作品倒是有些值得留意的地方。比如叙事者借鉴传统小说笔法，常会以说书人的身份出场。开篇提到“蓦见一艳若桃李、冷若冰霜之少妇，倚窗而坐，从事针黹”，随即补充道，“伊何人！伊何人！即吾书所述之白雪公主乎？曰：非也，乃皇后秀玉。白雪，其所出也”。后文述及公主误食老妇送来的毒苹果，又马上交待道，“读吾书者，抑知此时之老妇为何如人乎？余以极简单语以告之曰：老妇非他，即舒后也”。当矮人们将公主放入玻璃棺时，又立刻提示，“嗟乎，白雪果死耶？曰：犹未也”。这样既能消除与读者间的隔阂，又能随时补充情节，梳理线索。作品在叙事时还擅长埋设伏笔，用以制造悬念。公主被抛弃在密林中，醒来后自伤孤苦无依，准备就此追随亡母而去，可是扪心自问，“侬有父王及惠司吞君在，又何忍舍斯以去”，便立刻打消了轻生的念头。不过小说并未立即挑明这位“惠司吞君”的身份，直到后文讲到小矮人们安排公主诈死才揭晓谜底——“白雪之生母有堂姪曰惠司吞”，与公主“相处颇善，两小无猜，无形中爱蒂情根，已牢牢种就”，先前的积疑才算有了答案。这类笔法在儿童文学中比较稀见，可见作品在谋篇布局时确实煞费苦心。
崔弇、雁秋合译《白雪公主与七矮人》
迪士尼公司在拍摄《白雪公主》时，对格林童话原来的情节做过大量增补修改。随着影片在中国的热映，陆续出现了一些讲述电影故事的译作。有些译者将电影梗概直接“转译”为小说。华狄的《白雪公主》（连载于1939年第19、20期《小主人》）在正文前有题记，提到大部分孩子“因为时间或经济上的限制没有看过这电影，这里便把这故事全部介绍给小主人们”。天孙的《白雪公主》（连载于1939年1月1日至4月30日《申报》）不仅内容与电影相同，所配插图也都源于电影里的人物设计。还有些译者更进一步搜集资料，并以中英对照的方式来加以编排。张振楣译《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仅见部分连载于1939年第9期—第25期《英文知识》，起始期号不详）的情节同样与电影一致，在准备出版单行本时，还以“你也许看过白雪公主的电影”（1939年第10、11期《英文知识》）这样的广告语来招揽读者。另有钱长龄译《白雪公主》（三民图书公司，1946年），书中配图也选用了电影里的卡通形象，连选用的英文文本都与张振楣不谋而合。
这些译本讲述的尽管是同一个电影故事，但由于篇幅差别较大，有的仅能撮述大意，有的则有较为细致的描写。比如公主和小矮人们初次见面时，机智地根据外貌特征推断出他们各自的姓名，电影里有一段非常欢快有趣的场景。可惜在华狄笔下只用了一句“随后白雪公主从他们的特性上把七个矮子的名字一一猜着了”，就匆匆忙忙略过。天孙在叙述时则有生动的还原，说起在公主眼里，带头的顽固一出场就咄咄逼人，“他那执拗粗暴的老脸庞，就使伊想起那床架上所刻着七个有趣的名儿来。伊不知不觉的脱口而出：‘呀！你一定是顽固了！’老顽固满面含怒，好像在风潮发作以前的天色一般，满布着黑云；两眼中也放着怒光，对人瞧着，可是其余的六矮人却放声笑了”。比起平淡乏味的华狄，自然更能引人入胜。不过华狄也偶有神来之笔，在表现王后为了瞒过公主而精心妆扮时，说她“先拣选了几样奇怪的原料——时间的沙，夜的黑，鳄鱼的泪，骆驼的瘤和惊骇的叫声——她把它们混合了吞下去”，比起“她伸手拿了一本破旧的书籍。蜘蛛从布满灰尘发黄的书页中奔出来”（张振楣），“她在许多玻璃瓶、曲颈蒸馏器和药水瓶中间徘徊着，把奇异的原素放在一只恐怖的蓝色的骷髅杯中混合着”（钱长龄），“伊搅好之后，便把杯子凑到嘴边，一口气将那满杯的流质物喝了下去”（天孙），肯定更能营造出阴森惊悚的氛围。
当然，这些译本也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最先刊登、出版这些译文的报刊、杂志和出版社均位于上海，或许考虑到本地小读者的日常语言习惯，译文很自然地夹杂了一些江浙方言来吸引他们。比如提到公主被继母役使，各种繁重的家务“全搁在伊那小小的身上百般的磨折伊，不许伊得到充分的休息”（天孙）；好不容易才迎来转机，“她有一天到井边去吊水”（华狄），在许愿井旁祈求能有王子来拯救自己；初次遇到小矮人们时，她看见其中“贪睡打着呵欠，所以猜出他是谁是便当的”（张振楣）；最后王子将沉睡的公主唤醒，“佢们此后永远快乐地生活着”（钱长龄）。在阅读或听讲时遇到此类新鲜活泼的口语，孩子们毫无疑问会发出会心一笑。
童话故事看似简单，但偶尔也有一些细节需要仔细斟酌。比如白雪公主为了能够留下，向小矮人们夸耀自己会制作各种美味的点心。最令小矮人们垂涎欲滴的gooseberry pie——也就是醋栗派，却被分别称作“醋栗大饼”（华狄）、“醋栗包子”（天孙）或“醋栗馒头”（张振楣、钱长龄）。想来是因为水果派这类西式甜点在当时还不太流行，没有约定俗成的译名，对小读者而言更是尤为陌生。为了消除理解时的隔膜，也为了避免徒劳无效地浪费口舌，这些译者就不约而同都采用了中西合璧式的权宜之计。
白雪公主的故事在西方流传广泛，除了被搬上银幕外，还被改编成各种戏剧作品。适夷（楼适夷）翻译的鲁意司·勃理格斯所著五幕儿童剧《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男子》（收入《灰姑娘》，开明书店，1935年）并不注重表现继母的恶毒凶残，所以童话里精心设计的三次谋害，被压缩精简成一次；而当王后看到公主“咬了一口苹果，突然高叫，跌倒地上，一动不动地躺着”，就“嘲笑着跑了”（第四幕），此后再无下文。为了符合儿童纯真无邪的天性，剧作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身上，着力营造活泼轻松的氛围。一开幕公主就看着乡村里的姑娘们嬉戏玩闹，由衷赞叹道，“你们跳舞得多美丽呀！我很喜欢跟你们一起玩”（第一幕）。即便面对准备伤害自己的猎人，公主仍然乐观开朗，满怀自信，“不要担心，没有人会害我的。等幸福的日子到来后，我们还可重新相见”（第二幕）。小矮人们的粉墨登场，更增添了欢快诙谐的气氛。他们一见面就互相斗嘴：老大刚指责完老二：“你为什么不把床铺好？”老二就赶紧推卸责任：“这是应该叫老三做的事，我不关。”老三随即理直气壮地回应：“不关我的事，我只洗庖刀！”可一旁的老四立马冷嘲热讽：“啊，真的么？可是庖刀正脏着呢。”（第三幕）等到皇子前来求婚时，公主征询他们的意见。七人又七嘴八舌地抢着发言，最后只能用接龙的形式说：“我们的——”“意思——”“请他——”“和他结婚——”“而且永远——”“幸福——”“快乐”（第五幕），全剧也在众人的欢唱和祝福中落幕。
适夷译《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男子》
陈治策翻译的若得奈·本奈特所著六场儿童剧《白雪公主》（文通书局，1948年）也是“由葛瑞姆弟兄们所作的故事改编成韵文”（《说明》）。作者的重心并没有放在舞台布置上，所以布景安排极其简单；也不强调情节的曲折变化，以致把王后的三种谋害手段压缩在一次行动中轮番上场；而是特别注意通过朗朗上口的台词，来呈现不同角色的性格特征。译者对此也心领神会，努力传达原来的意趣。比如当王后得知公主并未死去后，便处心积虑地开始盘算着：“我认识这处房子。在天一亮，/我端一个托盘，装扮成一个吉卜西姑娘，/沿着我知道的那一条小路一直走上，/不要一点钟的耽搁，我这就往那里闯，/我一定要和她算一算这笔账。/我要使用这把有毒的梳子去杀白雪。/或者，就使用这把刀子，也许妥当。/如果她要设法逃脱，/这个魔苹果，又绿，又红的漂亮，/就可以教她熟睡像死了的一样。”（第四场）白雪公主和小矮人们在一起，举手投足间透露出温婉善良的性格：“阳光照耀得温暖，清朗，/我在这里真是舒畅。/我把这些杯子碟子都洗光，/弄得整整齐齐的，你们尽管出去游逛。”（第五场）王子对公主一见倾心：“世上最可爱的女孩！/美丽的公主，我向你的手亲一亲。/请和我向那些花草中间走近，/你我在那个亭子上谈一谈心。”（第一场）为了拯救公主他又满怀自信和温情：“只有我才能/叫白雪从长眠中苏醒。/白雪，吾爱，你醒一醒。/你的好朋友在这里。请醒一醒。”（第六场）在齐心协力将王后“投在最深的地窖里边，/在魔山的最低的地方”（第六场）以后，众人同样围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这应该很能调动起轻松欢乐的气氛，迅速感染现场的小观众们。
陈治策译《白雪公主》
钱长龄译《白雪公主》
适夷翻译儿童剧的初衷，是希望“可以使小朋友们，在学校里，在家庭中，多一个快乐的游戏”（《灰姑娘·译者小引》）；本奈特撰写儿童剧，也盼望“由很小的小朋友们来扮演，既可以练习集体合作，也可以训练他们学说一种很单纯、很简洁的诗歌”（《白雪公主·说明》）。他们都期待着剧作能够被正式搬上舞台，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案头供人阅读。从当时的报章上确实可以看到一些报道，比如上海东方剧场在儿童节时上演过《白雪公主》，儿童可以免费入内观看（参见《囝囡剧社明演儿童剧，东方演出〈白雪公主〉》，载1941年4月4日《中国艺坛日报》）；另如上海儿童教养所下属的儿童剧团，也在兰心剧场演出过《白雪公主》（参见致远《儿童剧团演出〈白雪公主〉》，载1949年5月21日《铁报》）。从时间来推断，在排演时直接利用这两部现成的儿童剧作也未始没有可能。
故事新编：中国本土衍生的白雪公主作品
形形色色的白雪公主故事经由各种途径不断传入中国以后，也激发起不少本土作者的热情，纷纷以此为蓝本，通过不同方式进行重新改编，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新作品。
有的作品对童话原著进行了加工。章铎声的《白雪公主出险记》（仅见部分载《学生时代》第一卷第十期，1939年，起讫期号不详）加油添醋描写了国王再婚以后百般讨好新王后的情景。王后在舞会上遇见比自己更美的女子，气急败坏地返回宫中抽泣不止。闻讯赶来的国王小心翼翼地想去安慰，又担心弄巧成拙，“万一哭得变成个泪人儿，不可收拾，那可如何是好呢？”正在他一筹莫展、手足无措的时候，王后趁机撒泼发泄，将怒火转移到公主身上。懦弱无能的国王“被她的一声咆哮吓软化啦”，只好苦苦哀求，最终被迫妥协，“不让白雪公主住在宫邸”，并让王后作为“全权代表来办理这件事”。格林童话里的国王形同虚设，经过这番大肆扩充，就情节铺陈而言倒是显得更为合理。可惜这篇标明“长篇连载”的作品，迄今还没有发现后续刊载的内容，不知道作者还曾有过什么奇思妙想。
有的作品彻底颠覆了童话原作的主题。白鸥、清修合作的儿童剧《白雪公主》（载《沙漠画报》第三卷第二十五期，1940年），为白雪公主又添上了三位姐姐——艳阳公主、白莲公主和秋月公主。她们的继母发现邻国公主既容貌姣好又知书达理，忍不住埋怨：“我们什么都比得上人家，就是女儿比不上人家。”没想到激起公主们的逆反心理，最年幼的白雪公主甚至出言不逊：“我知道你不高兴我们，把我们熬腾死了，国家好给你一个人掌管！”四姐妹一气之下结伴出走，误入小矮人的家中。待了解事情原委后，矮人们好言规劝：“一个家庭要互相亲爱才可以兴旺，一个国家必要互相团结才可以强盛！”公主们反躬自省，后悔不已，在矮人们的护送下返回宫中。最终母女冰释前嫌，大家手拉手“圈成一个大圈子，绕着皇后跳着唱起歌来”。这部剧作在标题下注明“四幕儿童教育剧”，为了发挥寓教于乐的引导功用，就将原作所呈现的继母与继女之间的激烈冲突，改成了相互理解和彼此体谅。两位作者在开篇小引中自称，“此剧曾在一个女中欢送毕业同学会上演过，事后又经相当修改”，还欢迎其他读者继续“上演这个剧本”，看来还很受欢迎。
白鸥、清修合作四幕儿童剧《白雪公主》
有的作品借用童话人物而另行发挥。在张珊的《七个矮人除狼记》（载《新儿童报》第二卷第三期，1948年）里，小矮人们将公主送回皇宫后，又返回山中继续开矿。没想到突然来了一条恶狼，“常常吞噬农家的牛羊家畜”，闹得大家人心惶惶。矮人们没有袖手旁观，急忙召集会议，商量对策。众人预先设下埋伏，先将恶狼“套在网里”，接着用大钳子“把恶狼的牙齿一颗一颗的拔了下来”，然后又用剪刀剪断“恶狼的那条又大又粗的尾巴”，最后“举起铁锤”准备给它致命一击。恶狼吓得大声求饶，保证“再也不敢作恶了”。矮人们见它肯改过自新，也受到应有的惩罚，也就饶了它的性命。这个故事和童话其实毫无关联，至多只能算是原作的“番外”篇。不过作者借助原来的结局引入话头，又费尽心思将七个小矮人设为主角，倒很能说明白雪公主故事所具有的巨大号召力。
张珊《七个矮人除狼记》
有的作品将童话故事搬到中国重新演绎。华新影片公司在1940年仿效迪士尼，趁热打铁拍摄了一部由吴永刚编剧并执导的黑白电影《白雪公主》。影片讲述小白雪受到继母的嫉妒和虐待，鼓足勇气跳窗逃走，被丛林中的七个矮人收留。继母探听到她的下落后赶来，并与怪医生密谋，要用她的少女之心帮助自己恢复青春。千钧一发之际，小矮人们及时赶到，将小白雪救下。小白雪回到家中，并没有贪图安逸，而是带着伙伴们一同加入了矮人们的移山队伍。吴永刚在介绍自己的创作理念时说，该片“以后母象征黑暗势力，以七个矮人代表群众”，“将使它成为一个不是单纯的有趣，同时还是有意义的童话剧”（海星《中国白雪公主》，载1940年5月1日《申报》）。尽管存在概念化、程式化的倾向，然而影片上映后却好评如潮。有观众指出尽管故事脱胎于迪士尼的动画片，但导演弥补了原来缺乏教育意义的遗憾，“他聪明地将‘移山’工作启示了一个伟大的任务，启示了每一个良善的人都应该永远努力移去人类生命的路中的一切障碍；同时启示了阴险丑陋的一定毁灭，只有勇敢与善良的才能愉快地生活”（石扬《评中国〈白雪公主〉》，载1940年11月30日《神州日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作为一位信奉“于平淡朴实中求更高的境界”，且执导过《神女》等现实题材影片的知名导演，吴永刚在晚年回忆里只是隐晦地提到当年“虽说并未改变初衷，但也不免乱了步伐，未能免俗”（《巴山夜话》，收入《我的探索和追求》，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对这部为了追求票房而跟风拍摄的电影始终避而不谈。不过就白雪公主故事的本土化而言，这部影片确实迈出了大胆而有益的一步。
吴永刚执导《中国白雪公主》
在诸多本土衍生作品中，最值得注意的当属李德权创作的三幕七场儿童剧《白雪公主》（正中书局，1948年）。依照该书版权页所示，李德权只是改编者，原著者为Louis Briggs，也就是此前由适夷翻译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男子》的作者鲁意司·勃理格斯。不过经过仔细比较，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据李德权自述，他小时候就非常喜欢迪士尼的动画片《白雪公主》，“只可惜这片子里人物说的都是洋话，小孩们不能听得懂”，于是暗自忖度，“假如可能的话，我将要把它改成舞台剧，用中国话来演给小孩们看”。在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后不久，他就组织同学们编排过该剧，作为校庆演出时的节目。数年后他回到抗战期间迁往重庆北碚的国立剧专任教。为了庆祝建校十周年，他再接再厉，一方面根据“自己的记忆把Louis Briggs的短剧《七个男人与公主》作为参考”，另一方面“也根据中国电影《中国白雪公主》来改变原剧的不适合的地方”（《前记》），删去了王子与公主的恋爱线索，所以最后成型的剧本其实与勃理格斯原著出入极大。
李德权《白雪公主》
由于白雪公主的故事早就妇孺皆知，李德权索性在《开场白》里就扼要交代了全剧的内容。在《序幕》里又极具巧思地放置了一本大书，安排剧中所有人物轮番从书中走出，而旁白则配合着人物动作介绍相关剧情，最后提醒观众注意：“现在，请他们把书打开，把全剧演给我们看吧！”如此富有创意的布局安排，打破了线性叙事的成规，颇令人耳目一新。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李德权明显借鉴过吴永刚的电影，而又有充实深化。公主身上就凝聚着“生命的活泼和仁爱的精神”，“具有所有少女的纯洁、温柔”（《人物介绍》），不再是逆来顺受的苦命人。最后她也积极加入开山事业中，甚至激情澎湃地宣布：“那么，好！我把我的国土和财产，都拿来作开山用。”（第三幕第二场）七位矮人一边忙着开山，一边齐声高唱。所唱的正是由陈歌辛谱曲、吴永刚作词的电影插曲《开山歌》，只是歌词略有改动：“我们兄弟七个人，/本来就是天上神；/被罚下凡把山移，/那怕世人笑我笨。/你拿锄，我拿斧，/天天开，天天垦，/开尽人间不平地，/早日完工回天程。”（第二幕第二场）糅合了《列子》中愚公移山的故事和古希腊神话里西西弗斯的传说。医生一角尤为出彩，既与女王狼狈为奸，又心怀鬼胎，暗中对魔镜觊觎已久。在怂恿女王去谋害公主后，他得意忘形地狂笑道：“这就是后母的心。/也好，/她这一去，/那七兄弟一定要处罚她的。/现在……/我可以得到这个镜子。”（第三幕第一场）然而面对遭受欺凌的公主，他偶尔也会心生恻隐地感喟：“她的亲生母亲已经不在了。/这女王就是她的后娘，/一点儿也不替她着想。/而且，自从国王死了以后，她更是遭殃。/可是，这个好心的女孩，/还是那么仁爱，/把这狠心的女王，当作亲生母亲看待。”（第一幕第一场）经过这些形象重塑，人物性格愈加丰富多变，即使是那些熟悉格林童话、读过勃理格斯剧本甚至看过吴永刚电影的观众也会感到新鲜有趣。
李德权的剧本脱稿后，先后经过沈蔚德、阎哲吾、马客谈、章柳泉、余上沅等多位戏剧专家或儿童教育家审定，排演时又相继得到杨村彬、郭蓝田、蔡松龄、陈钟瑄、朱风林等专家的指导。经过一番紧张的修改和磨合，全剧很快就在1946年元旦期间连续公演了八场，“在‘顺利’与‘好评’的情况下演出完了，北碚街上的儿童们常常唱出该剧中的‘开山歌’声”（阎哲吾《〈白雪公主〉演出前后》，收入李德权《白雪公主》）。大获成功后，演出方并未沾沾自喜，又马上在儿童教育专家的指导下，“对高级（五六级）儿童做了一次测验。一共有二十三个题目”（同上），根据反馈情况再度对剧本进行加工增删。因此最后付梓的剧本，实际上经历了反复数次的推敲润饰，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这部剧也由此成为国立剧专演出史上的代表作，在《剧校—剧专十四年来演出剧目统计》（阎折梧编、赵铭彝校订《中国现代话剧教育史稿》第三章第四节附录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按：阎折梧即阎哲吾）里，就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莫里哀的《悭吝人》、易卜生的《群鬼》、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等一同被列入“翻译或改译的世界名剧”之中。
为了让有兴趣的读者也能够排演这部剧作，李德权在交付出版时还做了非常周全的安排。全书开卷就有多幅插图，不但用透视图和平面图细致展示各幕转换时的舞台布置，还提供了所有出场人物的形象设计图。剧本中的舞台说明比起一般剧作来也更加细致，不厌其烦地提示人物应有的动作、神态乃至心理活动。正文后另有四条附注，交代演出时需要留意的细节。比如提到“为了适合儿童们的趣味起见，我们不能不加重音乐部分，配合动作，使整个戏都有一种节奏地展开”（《附注一》），随后逐一开列不同场次所使用的乐曲名称，还附上部分相关乐谱。全书最末甚至还提供了巨细靡遗的《服装表》和《道具表》，以便排演时照单采办。他的这番心血并没有白费。南京剧光小学为了庆祝儿童节，排演过一次《小白雪公主》。据参与演出的学生介绍，所用剧本的作者“是很年轻的人，刚刚从剧专毕业，现在剧专当助教兼演出干事”；还提到其创作缘由，“是因为他在小的时候看不懂《白雪公主》的卡通电影，所以他才改编成这个剧本”（小健《介绍作者》，载《新国民画报》第28、29合期，1948年），说的显然就是李德权。细按该校学生曹嬿在《白雪公主的故事》（同上）里提供的剧情梗概，更可以断定依托正是这个剧本，只是根据学生情况又删减过部分情节。
童话类型、初民信仰与韵律节奏：围绕白雪公主故事的讨论
周作人在《随感录（二四）》（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1918年，署名“作人”；后改题为《安得森的〈十之九〉》，收入《谈龙集》，开明书店，1927年）里回忆过早年浏览格林童话时的感受，“当时觉得这幼稚荒唐的故事，没甚趣味；不过因为怕自己见识不够，不敢菲薄，却究竟不晓得他好处在那里”，等到年岁稍长，学识渐增，特别是接触到西方学者的民俗学研究之后，“才知道Grimm童话集的价值：他们兄弟是学者，采录民间传说，毫无增减，可以供学术上的研究”。这种观念的转变，也反映了许多现代学者的共识。胡愈之在《论民间文学》（载《妇女杂志》第七卷第一号，1921年，署名“愈之”）中倡导广泛搜集民间文学作品，以便深入研讨“民情学”（即民俗学），也以格林兄弟作为榜样，赞扬他们“把民间故事忠实的写出来，丝毫不加点染，给他一个真面目，这是从他们起首的。后来研究民情学的人便一日多似一日”。赵景深在《童话家格林弟兄传略》（连载于1922年5月26—27日《晨报副刊》；后收入《童话论集》，开明书店，1927年）里介绍他们“做了许多社会上公共事业，但他们最大的志趣却是研究民俗学和古时的神话”，特别指出他们采集的故事“对于民俗学的研究者有益”，“后来研究民俗学的人，没有不看他们的书籍的”。随着格林版白雪公主童话以及其他同类故事的不断传入，人们在各展身手进行多种形式的改编之余，也陆续从学术角度重新审视，而不再将其视为仅供消遣娱乐的儿童读物，其中既有直接译介国外学者成果以资参酌借鉴的，也不乏本土学者自出机杼的研讨考较。
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非但数量惊人，而且变化繁复多样。提取其叙事要素，继而进行分类，对后续开展深入系统的考察和比较而言，理所当然应该成为首要之务。为了给中国学者提供便利，杨成志和钟敬文率先依据英国民俗学家约瑟·雅科布斯（Joseph Jacobs）的研究，合作编译了一本《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全书以简驭繁，将五花八门的民间故事归结为七十种不同类型。其中第五十五项就是“白雪姑娘式（Snow White Type）”，共包含三个必备要素：首先是“继母憎恶伊的继女，谋杀之”；接着“继女最后束手待毙”；结局却峰回路转，“但为英雄保全其性命，继母受惩罚”。这样的归纳一目了然，却不免失之简略，有时难以涵盖旁逸斜出的细节或是纷纭杂沓的歧变。
杨成志、钟敬文编译《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
在清华大学外语系任教的美国学者翟孟生（R. D. Jameson）同样痴迷于研讨民间文学。他编纂的《童话型式表》里也列有“雪白女型（Snow White）”（于道源译，载《歌谣周刊》第二卷第二十九期，1936年），但将故事要素划分为五项，内容更为详备细致。例如其中C项“企图要杀死她”下又分出四个小项，缕述王后施展过的各种手段，包括“叫一个猎人杀死她”“一些有毒的花边”“一把有毒的梳子”和“一个有毒的苹果”，显然要比《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所说的“继女最后束手待毙”更加确切周详。另如D项中提到“那些守护着雪白女的强盗们（或矮人）用尽了方法使雪白女复活”，提醒读者注意格林童话里的小矮人，在其他同类型故事中或许摇身一变就成了强盗。时隔数十年，另一位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郑凡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里分析过民间故事在流传时的变异现象，也提到白雪公主型故事里的女主角会“被直接送到侏儒或强盗家”（第二部分《从爱尔兰到印度的民间故事》第二章《复合故事》），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翟孟生《童话型式表·雪白女型》
赵景深在《童话概要》（北新书局，1927年）里要言不烦地梳理了西方学界在童话研究领域的不同取向，尤其欣赏其中的人类学派，于是也尝试借鉴部分人类学理论，去探究童话作品所呈现的风俗和信仰。此前他已经选译过一本《格列姆童话集》（崇文书局，1922年），对这些作品相当熟悉，所以在本书中称赞他们兄弟“是第一个知道民间童话的重要的，第一个搜集有系统的材料来作比较的”，可惜的是“没有直接以民间故事同风俗和信仰比较”（第五章《童话的人类学解释》），不免有些功亏一篑。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就以《格林童话》和《西游记》分别作为中西方童话的代表，“按照童话中所反映的初民礼仪、风俗与信仰”对它们进行归类，共分成“初民心理”“图腾信仰”“初民风俗”和“神话解释”四大类，每一大类下又细分若干小系，逐条举例加以阐释。在第一大类“初民心理”中列有“复活系”，指的是“初民更信仰人死后可以复活”，作为例证的就有格林童话《雪霙》里公主“食毒苹果死”，而后来“活转来了”一事。在第二大类“图腾信仰”中列有“说话的无生物系”，所举例证中又有“《雪霙》篇中能作歌”的那面魔镜（以上均见第六章《童话的分系》）。
赵景深《童话概要》
为了方便读者参照，赵景深举证时所用的格林童话译本都取自《时谐》。实际上他对该书的“古文腔调”颇有微词，认为“和儿童不很接近”（《童话家格林弟兄传略》），不过对童话本身还是极为推重的。稍后在《童话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中，他又讨论了初民信仰里的“魔术”话题，强调“童话中差不多每篇都有魔术”，所举的诸多例证里又出现了“格林的《雪雵》”，认为其中“写镜子能够说话”就堪称典型。随后他又引申道：“这个故事有非洲、匈牙利、塞尔谛克等处的异式。后世的晶球能知过去未来，就是由说话的镜子来的。”（第三章《童话中的初民信仰》）可见不仅白雪公主型故事在世界上多个地区都有变种流传，即便是镜子这样的重要道具也同样会发生变化。回顾这个童话的早期汉译史，有些译者在处理篇名时，或称作《魔镜》（高君箴），或题为《古怪的镜子》（康元白），想必已经留意到这面镜子的特殊意味，恰可与赵景深的分析遥相呼应。其实当时的中国读者对格林童话依然存有偏见，觉得书中“有许多含蓄着不少迷信的成份”（《世界少年文库提要·格林童话集》，载《互助》第一卷第二期，1934年），赵景深的研讨是有助于纠正这类误解的。
阅读童话也是引导儿童心理健全发展的绝佳手段。日本学者松村武雄在《童话与儿童的研究》（钟子岩译，开明书店，1935年）中指出，“儿童是极爱好韵律和反复的”，童话正好能够满足这种特定需求，“在童话中含有适度的反复，则该童话显然提高了统一和明确的程度，因而使儿童能够受到愉快的印象”，与此同时还能“使儿童易于探索童话中的人物、事件、意义”（第七章《儿童的生活及心理和童话的关系》第四节《韵律与反复》），兼具娱乐和教育的双重功能。松村武雄被誉为“日本之有世界地位的民俗学者、神话学者”（野苍《民俗学家松村武雄博士象》，载《艺风》第二卷第十二期，1934年），与钟敬文等中国学者有着密切的学术交流。《童话与儿童的研究》是他早年的代表作，中译本问世不久就有中国读者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假如科学的真理能随了儿童的心性发展，以富于趣味和生动的方式来引导他们入胜，收效将比只诉诸儿童的知力与记忆要来得大”，认为该书足以针砭时弊，“也许能给与儿童的教育者一点帮助”（蘅《童话与儿童的研究》，载1936年4月1日《申报》）。尽管在分析情节反复的现象时松村并没有提到白雪公主的童话，但那番议论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王后屡次三番陷害公主的情节。
从二三十年代起就投身于儿童文学翻译、创作和研究的李长之，尽管还不能确定是否受到过松村武雄的直接影响，但他在研究童话时的一些心得体会，倒是不妨拿来和《童话与儿童的研究》作参照。他在《童话论》（收入《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1943年）里直截本源地判定“童话是诗”，原因就在于二者都非常注重“节奏和韵脚，用再通俗的意义讲，便是有起伏和往复”。而这种错落循环的变化，就可以使人产生美感。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一口气分析了三部童话作品，第一篇便是“由哥利姆（J. und W. Grimm）编辑的《雪女》（Sneewittchen）”。他指出“在这童话中的那位继母有六七次去害公主，这便是一种往复，一种韵脚，而每次都是继母失败和小公主得到胜利，这便是起伏，便是节奏”，随着情节的铺展，读者时而紧张担心，时而放松释然。尤其是天真烂漫的儿童，更容易受到熏陶感染，因为他们“是根本上近于诗的，根本上欢迎重复的韵脚似的叙述的，在他们的创造的探险的心上，是最爱接受起伏的调子的，可以振起他们灵敏的喜悦与恐怖之同情”。尽管由于记忆有误，出现了“六七次去害公主”这样的舛错，但他还是用充满深情的描述，触动了读者的美好回忆，也勾起了一探究竟的好奇。
李长之《童话论》
斯蒂·汤普森在考察白雪公主型故事的传播时认为，“这个文本主要来自格林。故事在相当大的地区流传而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从爱尔兰到小亚细亚，在中非也有所闻。除了巴西的一个葡萄牙文本以外未见传到美洲”（《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第二部分《从爱尔兰到印度的民间故事》第二章《复合故事》），看来原本与中国并不存在直接关联。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对此结论并不认同，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里，他根据现代学者从各地搜集到的作品，认为中国本土其实也存在“白雪公主”的故事（见该书Ⅱ《一般的民间故事》，编号709）。由于所依据的文献出现时代都比较晚，不能完全排除受到外来译作启发或经由现代学者润饰的可能，所以这个大胆的推论并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不过通过这些调查寻访，我们倒是可以领悟到，如此活泼可爱的形象和一波三折的情节，即便并非源自本土，也很容易得到大家的偏爱和接纳，这应该正是白雪公主的故事能够吸引那么多人兴致勃勃地去翻译、改编和研究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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