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艺术门类,其体系自15世纪逐步成型。早期油画色彩表现较为朴素,但造型、构图等核心要素已与后世油画一脉相承,迄今已经过500余年的发展积淀。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抽象绘画兴起,标志着油画形式语言探索趋于完备。纵观西方油画发展脉络,500年间其形式体系已基本成熟定型。
油画传入中国时间较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迎来新发展契机,成为极具活力与实用价值的新兴专业。20世纪50年代,文化建设需求激增,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相继落成,为油画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应用场景与历史发展机遇。
我的求学经历,恰好与中国油画早期发展进程同步。1949年,我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53年本科毕业。在校期间,院校历经改制迭代:入学时学校为五年制大专,招收初中毕业生;1950年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1953年我毕业时,学院已实行五年制本科,面向高中毕业生招生。我就读于绘画系,彼时院校尚未独立设置油画系,直至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才正式成立,并招收首届五年制本科生。我与詹建俊等同届同学于1949年入学,归属绘画系,专业方向为年画、连环画,求学期间并未系统研习油画。
本科毕业后,我与詹建俊等人留校攻读两年制研究生。学业期间,1955年春季,文化部开办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学制两年,1957年夏季结业。训练班教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年夯实基础,第二年开展创作实践。我顺利考入该班,其中素描基础训练、油画基础训练各占半年,因此我的专业化油画基础训练时长仅有半年。梳理个人求学经历,旨在客观说明:油画艺术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发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油画根基薄弱,从业人数稀少。20世纪20年代,国内虽陆续开设艺术专科院校,徐悲鸿、林风眠等归国艺术家也投身教学,但行业整体力量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三四十年间,社会范围内油画作品极为少见。我1949年入学至1954年研究生毕业,从未系统学习过油画,也极少接触油画原作。即便1953年油画系成立,校内外油画藏品依旧稀缺。彼时中央美术学院坐落于王府井校区,仅院长办公室陈列少量油画静物,我与同学仅能偶尔观摩。直至1954年,北京展览馆建成,举办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同期展出大量苏联油画,国内青年艺术家才首次集中观赏欧洲油画原作。
此次苏联油画展览影响深远。展览过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报考热度持续攀升,这一热潮一直延续至改革开放后十余年间,油画长期为美院最热门报考专业。2010年之后,版画、雕塑专业报考人数逐步增多;中国画专业则呈现发展态势:20世纪90年代,学院设立基础部,学生一年级统一修习基础课程,二年级分流专业时,选择国画的学生寥寥无几。为保障生源,中国画系后续单独设立基础教学部,这是当时美院专业招生的基本概况。
相较于欧洲500余年的成熟积淀,中国油画发展历史短促,基础差距显著。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等作品,造型、构图体系已然完备,仅色彩表现力尚有欠缺。17世纪,荷兰、西班牙经济繁荣,催生肖像画市场需求,直接推动油画革新。肖像画以写生为核心,倒逼人物造型、色彩表现迭代升级,作画追求形体精准、结构严谨,注重人物个性刻画;在写生过程中,人物肤色、衣饰色调、光影变化层次丰富,写实属性成为油画核心特质,与中国画写意美学形成鲜明分野。正因如此,我进入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初学之时满怀热忱,但油画体系繁复、技法精深,入门阶段倍感生疏。
在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中,我系统研习构图、造型、色彩三大油画核心要素。题材由创作者自主选择,构图则需结合人物特征与题材属性灵活调整,相对易于把控。我的课堂创作为《和平的讲坛上》,聚焦万隆会议中的周恩来总理。为完成《和平的讲坛上》,我广泛搜集史料,考究人物神态与会议场景,反复推敲构图布局,最终以侧面视角塑造周总理形象,贴合万隆会议和平共处的核心主旨。该作是那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会议历史肖像油画,发表后广受认可。
毕业创作《登上慕士塔格峰》为多人物题材。彼时训练班20余名学员的创作选题,均需经由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审核批准。我最初拟定《毛主席视察黄河》创作方案,曾赴三门峡工地实地写生,积累生活素材、完成初步构图,却因题材宏大、把控能力不足被专家否决。我随后更换创作方向,以登顶凯旋的中国登山队为题材,审核顺利通过。为还原真实细节,我走访登山队员,绘制大量人物速写,记录人物体态、服饰装备特征。创作遵循严格流程:确定构图后,逐一完成人物素描写生与油画写生;为精准捕捉天光、雪地反光形成的色彩关系,我在降雪天气进行室外写生;积雪消融后,转至校内北院天光教室继续创作。教室空间开阔,铺设白布模拟雪地反光,天窗采光还原阴天光线,最终完成人物绘制并放大成稿。
靳尚谊 《登上慕士塔格峰》 布面油画 185cm×140cm 1957年
毕业后我创作历史画《送别》,延续这套严谨的创作逻辑:敲定构图后,逐一绘制人物素描稿、色彩稿,着重刻画阴天室外的色彩氛围与人物动态,最终放大定稿。这便是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传承的创作规范,也是那个时期油画历史画的通用创作范式。
靳尚谊 《送别》 布面油画 137cm×242cm 1959年
那时我曾两次观摩苏联美术展览:一次为1954年北京展览馆苏联美术展,一次为1957年苏联全国美展来华巡展。此外我还观摩了19世纪俄罗斯绘画作品展,其中谢洛夫的《医生肖像》艺术水准极高,我曾悉心临摹;1954年苏联美术展览期间,我亦临摹马克西莫夫的《院士肖像》,以上便是我早期油画学习的经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油画尚处于起步阶段,彼时优秀历史画首推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毛主席在井冈山》亦是经典佳作。我曾与罗工柳同赴井冈山采风,发现当地阴天植被泛青、土地泛红,色调协调;晴天光线强烈,色彩杂乱难以把控。因此罗工柳对实景色彩进行艺术优化,弱化刺眼饱和度,将绿色调为灰绿、土红色调为灰红,实现画面色调统一。早期油画探索条件艰苦,国内专业美术展馆稀缺,中国美术馆直至1960年才落成,此前创作者难以观摩经典油画原作。前辈学人摸索构图、造型、色彩的审美体系,实属筚路蓝缕、步履维艰。
回望西方油画发展脉络,文艺复兴时期,宗教传播推动壁画发展,构图与造型技法日趋完善,仅色彩语言相对朴素;17世纪商贸繁荣催生肖像画需求,油画色彩体系走向成熟;19世纪历史画蓬勃发展;19世纪末,印象派兴起,油画逐步走向商品化。商品化并非艺术弊端,早期油画多为私人、机构定制,承担历史记录、文化服务功能;随着经济的发展,画廊业态日趋成熟,印象派作品面向市场流通,创作重心从实用属性转向纯粹审美。
油画商品化是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油画主要服务于国家文博场馆建设,历史画、肖像画多由机构定向收藏;改革开放后,艺术市场转型,画廊兴起、流通提速,创作风格愈发多元。时至今日,国内经济向好、画廊林立,艺术家依托创作谋生,市场流通常态化。市场化本身并非低俗化,而是艺术生态发展的必然趋势。
结合当下画坛现状,我认为近五六年国内油画整体水准不及以前。过往创作坚守写实准则、兼具理想追求;而今社会节奏加快,网络与图像技术普及,素材获取便捷、修改门槛降低,致使部分创作者方向迷茫、心态浮躁。部分创作者只重创新、轻视质量,此乃最大误区。艺术评判的核心标准永远是创作水平,风格无优劣、技艺分高下;独特风格无法掩盖技艺短板,刻意创新不等于作品优质。风格多由天赋禀赋自然形成,创新仅为外在形式差异,二者均不能替代作品内在质量。舆论过度追捧创新、弱化基础能力,实属本末倒置,不利于艺术长效发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术界盛行反传统、反写实思潮,重破坏、轻建设,在艺术领域留下不少负面影响。当前美术界的核心症结,在于价值取向混乱:创作者与评论者片面追逐形式、风格创新,模糊甚至舍弃了艺术质量的核心评判标准。全国美展同样存在此类问题,相同的题材创作扎堆,画面面貌同质化,精品力作稀缺。过去我们以创作质量为第一评判依据,如今行业过度追捧创新,质量标准日渐模糊。
油画艺术的评判逻辑恒定不变,核心根基在于构图、造型、色彩三大基础能力。艺术层面,新旧为风格差异,好坏为质量差异,二者不可混淆。风格是创作者个人特质的自然流露,创新是创作形式的外在变化,均不能凌驾于作品质量之上。当下有些创作者思路偏颇,抓不住艺术本质,艺术家首要任务是打磨基本功、提升创作水准,风格与创新应当水到渠成、自然生成,刻意强求毫无意义。厘清新旧、好坏的主次关系,统一艺术评判标准,是现阶段国内美术行业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唯有坚守基础、严控质量、理性看待创新,方能推动中国油画稳步进阶、良性发展。■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本文为其在北京靳尚谊艺术基金会第四届“青年教师扶植计划”成果展:“问道与创境——九位青年艺术家的探索之旅”研讨会上的发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辑 | 李振伟
制作 | 殷 铄、刘根源
初审 | 殷 铄
复审 | 冯知军
终审 | 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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