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里的会议通知下来那天，我正在厨房择菜。
王建国站在客厅喊我：“何雅婷，你明天穿正式点，别给我丢人。”
我说知道了。手里那把芹菜，叶子一片片掐下来，扔进垃圾桶。
他参加这个会是因为举报了校长。举报信写了三个月，改了七遍，最后是我帮他看了一遍错别字。他觉得这事办成了，自己就是学校的大功臣，省里点名让他作为教师代表参会。
他没问我为什么也收到通知。
我到了省会议中心，门口站着两个年轻人，胸前别着工作牌，脸上挂着客气的笑。我没穿正装，套了件灰蓝色开衫，背了个旧帆布包。
“您好，请问您是……”
“来开会的。”我把手机上的通知给他们看了一眼。
那年轻人看了一眼，又抬头看看我，眼神顿了顿，说：“老师，您这边请。”
他没引我去主会场，七拐八拐走到一个偏厅。推开门，里面摆着几排塑料凳子，几个小姑娘正在往纸杯里倒水。桌上堆着矿泉水和茶叶。
“老师，这会儿人手不够，您要是暂时没事，帮着搭把手？”年轻人说得小心翼翼，目光在我脸上逡巡。
我想了想，点头。
倒水这事儿，我在家干了二十年，熟练。拎起暖瓶，左手托底，右手提把，热水顺着壶嘴落进杯子，稳稳当当，不溅不洒。
旁边一个小姑娘凑过来，压低声音说：“大姐，您是哪个单位派来帮忙的？”
我说我不是帮忙的，我就是来开会的。
她愣了一下，没再问。眼神里分明写着：穿成这样，骗谁呢。
会场里已经坐了不少人。我端着托盘，挨排给桌上的杯子续水。有人抬头看我一眼，没人说话。是啊，谁会跟一个倒茶的多说半个字。
手机震了。
王建国发来微信：“你到了没？别迟到。”
我回：“到了。”
他又发：“我在主会场第一排，到时候有领导过来握手，你别到处瞎逛，丢我的人。”
我没回。
续水续到第三排，我抬头看见了他。他坐在靠过道的位置，西服领带，头发打了发胶，背挺得笔直。旁边坐的是教育局的几个人，他正侧着脸跟他们说话，嘴唇一张一合，说到关键处还用手比划了一下。
他没看见我。
我低下头，继续倒水。暖瓶里的水倒空了，我回偏厅去换。
换水瓶的工夫，一个小伙子跑进来，满头汗：“快点快点，会议马上开始了，主会场还有几排没倒上水！”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大概觉得我年纪大，不好吩咐。但实在没人了，他咬了咬牙，把一个暖瓶塞到我手里：“大姐，劳驾您再跑一趟，中间靠左那几排。”
我接过来。
回到主会场的时候，台上有人在试话筒，“喂喂”了两声，音响里传出的声音嗡嗡的。与会的人基本坐满了，有些人面前的水杯还是空的。
我沿着过道走过去，弯腰，倒水，一杯接着一杯。
王建国的位置就在前面两排。他旁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低头看手机，手机屏保是张小女孩的照片，大概是他闺女。再旁边一个女的，烫着卷发，正在翻会议手册。
我走到王建国旁边的时候，他正好抬头。
看见我，他眼睛瞪圆了，嘴巴微张，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我给他面前的杯子倒上水，动作没停，也没看他。他张了张嘴，最后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就是脸涨得通红。
我走回到会场最后一排，找了一个角落的座位坐下。会场灯光暗下来，主持人开始念议程，先是介绍参会单位，然后是领导致辞，中间穿插着几个工作汇报。我听着，手放在膝盖上，指甲掐进掌心。
手机又震了。
王建国：“你怎么在倒水？！你这个女人是不是非要给我丢人？！”
我没回。
他接着又发了一条：“回去再说。”
屏幕上那三个字，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咬牙切齿。我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腿上。
台上的人换了一个。主持人清了清嗓子，声音沉下去，会场里顿时安静了。
“下面，进行下一项议程。”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
“请专项督导专员发言。”
01
我嫁给王建国那年，二十五岁。
师范毕业，在县城中学做了两年语文老师，经人介绍认识了他。他那时候在学校当班主任，年轻，能说会道，在介绍人口中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人”。
我妈说，这小伙子嘴甜，会来事，将来准能混得好。
我爸没说话，喝了口酒。
结婚第一年还好。他工资比我高两百块，每次发工资回来都要把工资条摆在桌上，让我看。看了吗？他说，你看看，比你多多少。
我说看到了。
他说何雅婷你也不笨，怎么就不能长进点。
这话刚开始像开玩笑。后来就不是了。
他嫌我上课不会跟领导套近乎，嫌我评职称没他快，嫌我带的班成绩排不到前三。我生浩宇那年，产假休了四个月，回去上班后带的班排名下滑，他在饭桌上当着公婆的面说：你就这点出息。
公婆没说话。婆婆夹了一筷子菜放到他碗里，说吃饭吃饭。
我抱着儿子，他还小，什么也不懂，在我怀里咿咿呀呀地抓我头发。
后来他评上了中级职称，工资涨了一截，回来说话的气场都不一样了。两个人吵架，他嗓门大起来，最后总要加一句：你挣几个钱？你养得起这个家？
我说我没说我要养这个家。
他说那你倒是说说你贡献了什么。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来。儿子是我带的，饭是我做的，衣服是我洗的，老人是我伺候的。这些话说出来，他只会说一句：那不是女人该干的？
有一次我真的说了。
他听了，冷笑一声：你以为做顿饭就是贡献了？你知道我在学校陪领导喝一晚上酒要受多少气？
从那以后我不说了。
他升教导主任那年，学校搞聚餐。他喝多了回来，坐在沙发上指着我鼻子说，何雅婷你知道我为什么娶你吗？因为你老实，不惹事，好拿捏。
他打了个酒嗝，说你这种女人，我也就图你听话。
我把他扶到床上，给他脱了鞋，盖了被子。他呼噜声震天响，我坐在床边看着他的脸，那张脸上鼻翼微微翕动，嘴唇因为喝酒发白，翻了个身，嘴里含含糊糊骂了一句什么。
我起身去了厨房，把碗洗了。
日子就这么过。他升了教导主任，更忙了。学校的事、教育局的事、应酬的事，日日不断。我还在带我的班，语文课从初一教到初三，三年又三年。他不让我当班主任，说家里得有个人照顾孩子。
浩宇上初中那年，我去参加了省里一次教师培训。培训结束后，组织方让留联系方式，说以后有专项工作会找人。我留了。
那之后隔三差五有些材料寄过来，我看了，写了分析，又寄回去。没人知道这件事。王建国只知道我周末有时候加班，抱怨过几句“挣那点加班费不如在家做饭”。
我没解释。
后来做的事越来越具体。有些材料不能拿回家，我就放在办公室抽屉里，锁上。有时候周末出门，王建国问去哪，我说学校有活动。他没再追问，只是鼻子哼一声。
有一回我回家晚，他正坐在客厅看电视。茶几上摆着外卖盒，吃完没收拾，油渍在茶几上洇开了一个圈。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他眼皮都没抬。
我说学校有事。
“你能有什么事？你们学校那破事我都知道。”他用遥控器换了个台，声音开得很大。
我没接话，去厨房洗手。
案板上搁着他切过的葱，刀没洗，刀刃旁边沾着干掉的葱末。水槽里两个碗泡着，水已经凉了。
我把碗洗了，刀洗了，案板擦干净。然后从冰箱里拿出鸡蛋和番茄，给自己下了一碗面。
他坐在客厅里，电视声轰轰地响，不知道放了什么节目，笑声一阵一阵传过来。
我端着面坐在厨房的小桌上吃。面有点咸，大概是酱油放多了。我一口一口吃完了，把碗也洗了。
那段时间我包里常备着一份文件。蓝色封面，装订整齐，上面盖着几个部门的章。王建国见过那文件一次，拿起来翻了翻，说你们学校发的？我说嗯。他随手扔回桌上，说了句这种材料写得不行，论证不充分。
我没说那是我写的。
他也不知道那份材料最后放到了哪里。
浩宇高三那年，有一天放学回来，书包没放下就跑进厨房。妈，他说，我们班主任今天夸我了，说我作文写得好。
我说是吗，写了什么？
他挠挠头说，写了个关于母亲的故事。老师说我细节写得好，像真的。
我摸了一下他的头。
王建国回来听说这事，说：“写得好有什么用？能考第一才是真的。”
浩宇低了一下头，然后又抬起来，笑着说，爸我知道。
他比他爸会藏情绪。
我看出来了，但没说。
那几年我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每次从省里开完会回来，我会把会议纪要放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塞进衣柜最底下那层，压在一床旧棉被下面。
王建国不知道。他从来不翻那个衣柜。他的衣服都在另一个柜子里，挂得整整齐齐。
有一回他出差，我一个人在家。半夜睡不着，起来把文件拿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客厅的灯开着，窗台上落着一只飞蛾，扑棱扑棱地撞玻璃。
我把文件看完，折好，重新放回信封，塞回棉被底下。
其实我知道的比他以为的多得多。
但时候没到。
02
会议前一天晚上，王建国把西服从柜子里拿出来，挂在门后。
他对着镜子系领带，打了几次都不满意，扯下来重新打。我坐在床边叠衣服，余光看见他脖子勒出一道红印。
“你明天穿什么？”他头也不回地问。
我说穿那件深蓝的夹克。
“不行。”他终于系好领带，转过身来，“你穿正式点，别搞得跟去菜市场买菜似的。”
我说知道了。
他从衣柜里翻出一件我前年买的西装外套，挂在门后他的西服旁边。那件外套我买回来只穿过两次，袖口的标签还没拆。他伸手把标签扯下来，扔进垃圾桶。
“明天早点起，别让人家等。”
我说好。
他在客厅坐到很晚。手机亮着，跟人发微信。我从卧室门口经过，瞥见他嘴角带着笑。我没问他跟谁聊，自己去厨房倒了杯水。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就醒了。洗漱完出来，他已经在卫生间刮胡子，电动剃须刀嗡嗡响。我换了衣服，那件西装外套穿上有点紧，扣子扣不上，就这么敞着。
他从卫生间出来，上下打量我一眼：“还行。把鞋换一下，别穿那双布鞋。”
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布鞋，没说话，回屋换了双低跟皮鞋。
出门的时候他走在前面。楼道里有人在搬东西，他侧身让了让，回头喊我快点。我锁上门，跟在他身后下了楼。
他的车停在楼下。一辆黑色大众，开了五年，车身上有几道细小的刮痕。他上车前用袖子擦了擦后视镜，然后坐进驾驶座，发动车。
我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车里有一股香水味，不是他平时用的那种。我没问。
“你到了会场别乱走。”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这个会级别很高，我举报信递上去之后，省里很重视，点名让我来的。”
我看着窗外，路边的梧桐树一棵一棵往后退。
“你听没听我说话？”
“听着呢。”
“我说正事你就敷衍。”他声音大了点，“你知道这次有多重要吗？我实名举报，搞了半年，好不容易才有今天。你要是给我惹出什么麻烦……”
“我不会的。”
他哼了一声，没再说话。
车子开进省会议中心的院子，保安过来拦了一下，他摇下车窗报了名字，保安看了看登记表，放行。停车位很紧张，他绕了两圈才找到一个，倒进去的时候车尾差点蹭到花坛。
“这破车位。”他熄了火，用力拉手刹。
我解开安全带，拿了包。
“你先进去。”他说，“我等个人。”
我问等谁。
“说了你也不认识。你先进去找地方坐，别等我了。”他摆了摆手，眼睛已经转向门口的方向。
我下了车。
关上车门的那一刻，听见他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声音柔和下来：“喂，我到了，你到了吗？”
我没听下去。
往里走的时候，遇见几个穿深色西装的，胸前别着工作牌。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步子很快，边走路边低声交谈。其中一个看了我一眼，又移开视线。
我走到会议中心主楼门口，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在看手机。看见我，他迎上来两步：“请问您是参会还是……”
“参会的。”
他看了看手里一沓打印纸，大概是参会名单。扫了一眼，又抬头看我，眼神有些迟疑。
“您稍等，我确认一下。”
他走到一边，打了个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打完电话回来，态度客气了一些：“不好意思老师，我们这里人手调配出了点问题，茶水那边缺人。您看您要是方便……”
我说没问题。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痛快。
我在偏厅放下包，换好工作服，其实就是一件蓝色罩衫，套在西装外套外面。旁边一个姑娘递过来一个托盘，上头放着几瓶矿泉水和一叠纸杯。
“大姐，您负责左边那几排就行，倒水的时候小心点，别洒了。”
我说好。
端着托盘走进主会场的时候，天花板上的灯全亮着，照得整个会场明晃晃的。座位一排排排列整齐，每个座位前放着一瓶矿泉水和一个杯子。音响里传出轻音乐，声音不大不小。
我开始倒水。
来的人渐渐多起来。有人自己带保温杯，拧开盖子等着我续热水。有人面前摆着笔记本电脑，倒水的时候连头都不抬。有人小声说了句谢谢，我点点头。
连续倒了两排，手腕有点酸。我把托盘放在一张空桌上，甩了甩手。
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男人走过来，看了我一眼：“你没穿工作服？”
我说穿了的。
他指了指胸口：“工作牌呢？”
我愣了一下，说没人给我。
他皱了一下眉，转身走开了。过了几分钟，一个年轻姑娘跑过来，递给我一个塑料卡套：“姐，您把这个别上。”
我接过来，上面写着一行字：会务工作人员。
我想了想，还是别上了。
倒水倒到第五排，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我掏出来看，是王建国发来的微信：“看到局长了，等会儿要跟他说上话，你少给我添乱。”
我没回。
又震了一下：“你在哪？”
我回：“会场。”
他又问：“坐第几排？”
我没回。把手机塞回口袋，弯腰给面前一个人的杯子续水。那人抬头看了我一眼，是一位五十来岁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镜，手里拿着一份材料，封面上写着内部文件。
他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看材料。
我端着托盘继续往前走。走到靠窗那排座位，听见身后有人议论：“听说今天有省里的领导要来。”
“哪个部门的？”
“好像是专项督导那边的，具体不清楚。”
“查哪个案子的？”
“不知道。”
我脚步没停，走到下一张桌子，倒水。把水接满到八分，放在桌上，再走一步，继续倒。
会场忽然安静了一些。
有人站起来，有人看向门口的方向。我也停下手里的动作，顺着众人的目光看过去。
什么也没看到。
但我感觉到口袋里那几张折叠好的纸，贴着身体，微微发烫。
那是今天早上出门前我塞进去的。一页会议日程，一份发言提纲，还有一些我昨晚核对过的数据。
王建国没问过我包里装着什么。
他从来不看。
03
中场休息的铃声响起时，我正往第三排桌上续水。
手边的壶已经空了，我直起身准备去茶水间。走廊里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说话，有人递烟，有人翻手机。我低着头侧身穿过人群，余光扫到王建国正和几个同行的人站在角落，手比划着，好像在讲什么。
“哎，那个倒茶的。”
我停住脚，回头。
王建国冲我招手，嗓门大得半条走廊都听得见：“过来一下。”
我端着空水壶走过去。他旁边几个男老师打量了我一眼，没说话。王建国冲他们笑笑：“我家那个，今天来帮忙的。”
几个人礼貌性地点点头。
“这壶都空了还不去续，没眼色。”王建国的语气不高不低，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一屋子领导等着喝水，站这儿干嘛？”
我握了握水壶把手，没吭声，转身往茶水间走。
背后传来压低了的声音：“老王，你老婆挺能干啊。”
“能干什么，一辈子就是个干活的命。”王建国接话接得顺溜，“上回他们学校评职称，连个副高都拿不到，我都不想说。”
“那不是前些年照顾家里耽误了嘛。”
“谁家不照顾？就她特殊。”
水龙头的声音在耳边嗡嗡响。我拧开热水阀，看着水汽往上升。
其实不是评不上。我是自己放弃了两次。
一次是他当教导主任那年，说家里没人管孩子。一次是他说儿子小升初关键期，让我别折腾。那之后他就习惯了，逢人就说我“不行”。
我端着装满水的壶往回走，路过会议室后门时，看到一个穿深蓝色西装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口，手里夹着个文件夹。她看见我，眼神在我脸上停了一下，然后微微点了下头。
我也点了下头，继续往前走。
“何老师。”
我顿住脚步，回头。
那女人已经走到我跟前，声音压得很低：“您在啊。我上午看到签到表上有您的名字，还以为看错了。”
我笑了笑：“来听个会。”
她目光闪了闪，没再多问，只说了句：“那辛苦您了。”
我端着壶进了会议室。王建国已经回到座位上，正低头刷手机。我走过去，给他杯子里续上水，又往旁边几个杯子添了添。
“行了行了，一边儿坐着去。”他头也没抬，“别在这儿挡着，等会儿领导要进场。”
我把水壶放到桌上，走到靠墙的座位坐下。
空调吹得人后背有点凉。我拉了拉外套领口，从包里摸出那些折叠好的纸，展开看了看。
上午的议程还没走完。按照流程，下午两点半才轮到我。
手机亮了一下。王建国的微信：“看到没？前面坐那排的都是省厅领导。我举报的那个校长，这次肯定跑不了。”
我没回。
他又发了一条：“回头在会上我一定要好好说说那个校长的问题，这次可是实名举报，板上钉钉的事。”
“嗯”字打了一半，我删了。
又进来一条：“你等会儿别乱走动，坐那边别丢人。开完会早点回去做饭，儿子今天要回家。”
我把手机塞回口袋，重新看向主席台。
台上的灯光偏冷，照在那排名牌上。第二排左数第三个位置空着，桌上放着个黑色文件夹，封面上贴着红色的标签纸。
我知道那里面是什么。
那份材料，我写了整整三个晚上。
王建国举报校长那件事，他不知道的是，省里早在半年前就启动了专项核查。他以为是自己的举报起了作用，其实他那封举报信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那个每天给他做饭洗衣、被他呼来喝去的女人，是这次所有材料的最终审核人。
因为这也是我不想让他知道的部分。
还有一年半，儿子就大学毕业了。
我揉了揉太阳穴，感觉到一阵疲惫。包里手机震了一下，我拿起来看，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只有五个字：“材料收到了。”
我删掉短信，锁屏。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下午会议将在两点准时开始，请大家不要走远。”主持人又拿起话筒，“下午议程有一项特殊安排，由省级专项督导组做专题汇报。”
王建国回头看了我一眼，用口型说：“别打瞌睡。”
我垂下眼，手伸进包里，碰到了那叠纸的边缘。
纸很薄，边缘割手。
我摸到一条细细的伤口，拇指肚上渗了颗血珠，红得扎眼。
04
下午的会两点准时开始。
王建国坐第一排靠走道的座位，腰板挺得笔直。他上午发完言之后一直很亢奋，跟旁边的人说话时声音都压不住。
我坐在靠墙的位子，看着主席台上的人换了一拨。
主持人清了清嗓子：“下面，由省教育厅纪检组播放相关案件的情况通报。”
灯光暗下来，大屏幕亮起。
第一张照片是一所学校的大门口，然后是财务室的章，然后是几张签了字的报销单。每张图停留的时间都不长，足够让在场的人认出是哪里的问题，又不至于让细节被放大。
王建国看得认真，身子微微前倾。
我问过他为什么要举报。
他说校长卡了他一个市级优秀教师的指标，那个名额给了校长的亲戚。这事搁谁身上都得气，他说。
我说那就是公报私仇了。
他说你懂什么，这叫有勇气揭发。
当时我没再说话。因为他举报的那些问题，确实有一部分是真的，那个校长的确在基建项目上有猫腻，否则省里也不会启动核查。
只是王建国不知道，那封举报信里夸大的部分，恰好被省里的专案组一眼看穿了。
他以为自己的举报信立了功，在会场上一口一个“我写的材料上都有”，其实那个材料早就被标注了“部分失实”。
大屏幕暗下来，灯光重新亮起。
主持人说：“这次专项核查的清退工作已经在进行中，涉及人员和资金的违法线索已移交有关部门。在此，特别感谢积极举报的同志，正是你们的监督，让问题能够浮出水面。”
王建国回头冲我扬了扬下巴，脸上是压不住的笑。
我也笑了一下，只是嘴角动了动。
接下来的议程是分组讨论。王建国跟着一拨人去了小会议室，我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看时间。
三点一刻。
这时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省厅的专线。
我走到楼梯拐角接起来。
“何老师，材料组那边问，您下午能不能抽时间过来一趟？他们有几处数据对不上，想请您核实。”
“哪个数据？”
“涉及金额那部分。专项资金那栏，系统和纸质件差了八千多块，审计那边也看了，说可能是漏录了。”
我沉吟了一下：“我在会场，走不开。让他们先把原始凭证调出来，我晚上过去看。”
“好，那我让他们先准备着。”
挂了电话，我转身往回走，差点撞上个人。
王建国站在楼梯口，手里夹着烟，一脸狐疑地看着我。
“跟谁打电话呢？”
“同事。”我把手机塞回口袋，“问个工作上的事。”
“什么工作上的事，都快五点了还在催人？”他猛吸一口烟，喷出烟雾，“你那单位，啥时候能把人当人看？”
我没接话，从他旁边绕过去。
他跟上两步：“我说，你们那个什么专项办的，是不是又要加班？我跟你说，今天可不行，儿子马上回来了，你总不能让他在外边吃饭吧。这一年到头在家里做不了几顿饭，你……”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他的声音突然拔高，路过的工作人员看了我们一眼，“我跟你说何雅婷，你那个工作，一个月挣那俩钱，还天天加班，也不知道图啥。你看看人家张会计，同样在单位干，人家里外一把抓，老公孩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的。”
我在心里数了五下，才开口：“我尽量早回。”
“不是尽量，是必须！”
他说完，掐灭烟头往垃圾桶里一弹，大步流星走回会议室。
我靠在走廊墙上，盯着天花板上的灯管看了很久。
那灯管有一根在闪，忽明忽暗，像随时要灭。
包里手机又震了一下，这次是儿子发的微信：“妈，我今晚七点到家。想吃你做的红烧排骨。”
我打字回他：“好，妈给你做。”
又补了一条：“路上注意安全。”
发完之后我没动，盯着那个对话框看了一会儿。儿子的头像是一只橘猫，他说那是学校的流浪猫，叫“包子”。
我想，这事得等到他毕业以后再说。
至少让他把这四年大学上完。
05
分组讨论结束后是集中总结。
所有人回到主会场，各小组代表依次发言。王建国坐在第一排，手机举在手里，时不时拍几张照片。估计是往同学群里发的，或者发给他妈。
我等了一个下午的两个小时，终于到了。
主持人清了清嗓子：“下面，进行本次会议最后一个议程。请省级专项督导专员何雅婷同志发言。”
全场静了一下。
有人往主席台张望。有人交头接耳。“何雅婷是谁？” “没听说过啊。” “可能是新提的。”“不对，我好像见过这个人……”
王建国也东张西望了一下，又低头刷手机。
“何雅婷同志？”
主持人再次重复了一遍，目光扫向会场的角落。我的位置。
这时候王建国好像感觉到什么，转过头，顺着主持人的视线看向我这边。
我站了起来。
手里的袋子碰了一下桌沿，发出一声轻响。我理了理衣领，走出座位往前排去。
走廊两侧的人都在看我。有人张大了嘴，有人不自觉站了起来。
王建国的表情很有意思。
笑容还没来得及收，眼睛已经开始瞪大。他看着我从他身边经过，手里的茶杯悬在半空，嘴微微张着，像要说什么，又什么都说不出。
我看了他一眼，没停步。
走上主席台时，主持人赶紧把话筒转向我，又拉出旁边的椅子：“何专员，您坐这儿。”
我接过话筒，说：“不用，我站着说就行。”
台下几百人，没人出一声。
我翻开那叠纸，看了眼第一页。那些数字和名字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但我还是看了一眼，只是为了让自己稳住。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开口，声音不大，但话筒很灵敏，“关于这次专项核查的具体情况，现在由我向大家做详细汇报。”
台下一片死寂。
我能听到空调的风声，能听到有人在咽口水。
王建国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头仰着，像一座雕塑。他的脸很白，白得发光。
我继续说下去：“本次专项核查共涉及省级专项教育资金七千二百万元，涉及八所中学、十五个项目。截至目前，已发现问题线索三十一条，涉及违规资金……”
说到一半，台下突然传来一声椅子刮地的刺响。
王建国站了起来。
旁边的一个人拉了他一把，他重新跌坐回去。
我没有停顿，继续读完数据，交代清楚每一笔资金去向。
“根据核查结果，建议开除党籍两人，免职三人，移送司法机关一人。详细材料已经整理完毕，稍后分发各组。”
念完最后一句，我合上材料，看向台下。
掌声稀稀拉拉地响起来，然后越来越密，最后整场都在拍。
王建国没拍。
他坐在那里，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
我从主席台上走下来，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个牛皮纸袋。我接过来，从里面抽出几张照片和一份银行流水单据。
会场里，大部分人都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但王建国注意到了。
他的眼睛死死盯着我手里的照片。那上面，是他和张倩并肩走进银行柜台的画面。
“何……何专员……”他的嘴唇动了动，声音又低又哑。
我走到他面前，把那几张照片放在他面前。还有那张转账记录，五十万，从儿子的留学基金账户转出。
“这些东西，”我压低声音，“你自己看。”
他伸手去抓，指节直抖。照片从他手里滑落，飘到地上。边上有好事的人已经弯腰去捡了。
“别捡！”他嘶吼一声，像被踩了尾巴的猫。
但那人已经看到照片了。
“操……”那人低骂了一句，抬头看看王建国，又看看我，表情复杂。
王建国蹲下去，手忙脚乱地捡照片，一张一张塞进怀里。他在发抖，从肩膀到腿都在抖。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屈着身体在地上捡东西。
二十年，我给他洗了二十年衣服。
那些衬衫的领口永远有汗渍，袖口的扣子掉了永远是我缝。他以为那是应该的，就像他觉得我这个人，这辈子就这样了。
“雅婷……”他站起来，声音软得像水，“你听我说……”
我没说话。
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背着书包，手里还拎着一个塑料袋。
王浩宇。
他看着会场里所有人，看着他父亲跪在地上，手上抓着一堆照片，看着我站在前面，面无表情。
“妈？”他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全场再一次安静。
我站在原地，没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是几秒钟，可能是一分钟，我才开口：
“浩宇，你先出去，到车里等我。”
王浩宇没动。
他看着王建国，又看看我。
“妈，”他哑着嗓子，“出什么事了？”
王建国嘴唇哆嗦了一下，然后“扑通”一声，膝盖磕在大理石地上。
“雅婷，我错了。”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回荡。
所有人都看着他。我也看着他。
那张转账记录从桌上滑下，落在王浩宇脚边。他弯腰捡起来，看了一眼。出租凭证上写着他父亲的名字和转出账户，收款人：张倩。
白色的纸，黑字，像一个冰冷的烙印。
王浩宇的手慢慢捏紧，纸在他手心里皱成一团。
“爸，”他开口，声音很平静，“这是什么？”
王建国低着头，说不出一句话。
我转过身，往门外走去。
背后传来儿子的声音：“妈，你去哪？”
“回家。”
“那爸……”
我没回头。
身后的脚步声乱成一团。有人追出来，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叫“何专员”。
我走进电梯，按了负一层。
电梯门合上之前，我看见王建国扶着墙走出来，他身后站着几个工作人员，表情为难。
他看见我在电梯里，冲过来，用手堵住快要关闭的门。
“雅婷，”他喘着粗气，“咱们回家说，回家说好不好？我求你。”
“手拿开。”
“雅婷，我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你让我解释，”
“王建国，”我看着他的眼睛，“二十年了，这是你第一次用‘求你’这两个字。”
他愣住了。
电梯门缓缓合拢，夹住他的手。他抽回去，门终于关上。
我靠在电梯壁上，听见头顶传来机械运行的沉闷声响。
手机又震了。
儿子发来的消息：“妈，我在停车场A区。爸也下来了，他拦着我不让走。”
我没有回，只是用力按了按太阳穴。
电梯停下，门打开。
停车场里灯光昏暗。我看到王浩宇站在那里，书包还背在肩上，手里拎着的塑料袋垂在腿边。他旁边，王建国红着眼圈，扯着他的胳膊。
看到我出来，王浩宇甩开父亲的手，大步向我走来。
“妈，到底怎么回事？”
他的眼睛里亮晶晶的，脸上是少年人藏不住的那种倔强和慌张。
“上车说。”
我拉开车门，让他坐进去。
王建国想过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在王浩宇面前，我不想闹得太难看。你自己打车回去。”
“雅婷，”
“我说了，打车回去。”
我关上车门，发动引擎。
后视镜里，王建国站在原地，弯着腰，像一棵快要断掉的树。
我挂了D挡，踩下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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