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寻根问祖探龙门（之二）——关于黄河龙门文化的思考与启示|河津|龙门

（作者：中共河津市委副书记李昭阳）

前言：

黄河龙门文化根植人文、立足人本、彰显人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深入挖掘黄河龙门文化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借以激励40万龙门儿女坚定文化自信，延续历史文脉，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尤为必要。我们从河津优美传说文明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长度、从河津优秀传统文化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厚度、从河津红色革命文化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亮度、从河津地域特色文化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深度等4个维度来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内涵、外延和时代价值。

（一）从河津优美传说文明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长度

锦绣龙门两典故，平地一声响惊雷。

四大八景河山美，天下古庙数高禖。

（二）从河津优秀传统文化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厚度

文有史圣武虓将，耿都子夏如宾乡。

一代廉吏树典范，三王诗赋永流芳。

（三）从河津红色革命文化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亮度

革命先驱邓国栋，开国上将志诚忠。

同仇敌忾惩倭寇，强渡黄河建奇功。

（四）从河津地域特色文化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深度

工商贸易源流长，全国经济进百强。

文旅融合高质量，大展鸿图铸辉煌。

二、从河津优秀传统文化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厚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植在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国人的行为方式，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体现着中国人民“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是我们的思想和精神内核，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具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河津的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主要的代表就是“文有史圣武虓将，耿都子夏如宾乡。一代廉吏树典范，三王诗赋永流芳。”其中“文有史圣”指的是“中华史圣”司马迁；“武虓将”指的是大唐虓将薛仁贵；“耿都”指历史悠久的耿国都城位于河津境内；“子夏”指孔子高徒卜子夏在河津西河设教；“如宾乡”指的是郤缺夫妇相敬如宾的典故发生在河津，河津又被称为“如宾乡”；“一代廉吏树典范”指的是两袖清风的明代廉吏薛瑄；“三王诗赋永流芳”指的是世人敬佩的王通王绩王勃祖孙三代。

（一）“文有史圣”指的是出生于龙门的司马迁。司马迁（前145年—前86年），字子长，西汉皮氏龙门（今河津西辛封村）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38岁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誉为“二十四史”之首，他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家学渊源，受命著史。汉武帝时，诞生了我国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就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父亲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故乡龙门，来到京城长安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父亲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后来，他被任命为郎中，可以常随皇帝出游。西汉元封元年，汉武帝第一次封禅泰山，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作为史官，本应赴泰山参加封禅，但是他却因病留在洛阳。参加封禅被司马谈视为自己政治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不能东行参加封禅大典，令他异常遗憾和失望，最终忧郁成疾，卧床不起。

直言不讳，获罪入狱。父亲去世后不久，司马迁接替父亲职务做了太史令。他翻阅了很多图书，做了大量笔记。公元前104年，他开始写作《史记》。然而就在这时，不幸的事发生了。这一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步兵跟匈奴作战。最后，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汉武帝听了，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吆喝一声，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一种肉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监狱里。

忍辱发愤，名留青史。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因此想到了自杀，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

这样，司马迁为了完成历史著作的任务，忍受痛苦，发愤编写。后来，终于获释出狱。出狱后，他在给好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表达了他受刑之后的痛苦心情，并提到写作《史记》的意图和完成的决心。就在这篇著名的书信之中，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不能轻易死去，我之所以忍辱负重，蒙着奇耻大辱而活下来，完全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著作。司马迁凭借坚强的毅力，发愤写作，经过十三个寒暑的努力，终于写成了我国最早的一部通史——《史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为止，共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内容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他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史学界有"史学二司马"之说, 他们竖立了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丰碑。两司马皆为“世人楷模”。我们说司马迁“文如其人”，司马光“其人如文”。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是无法比肩司马迁《史记》,虽然它更宏大! 因为司马迁已经超越了政治叙事——他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悲悯,对人性的败坏有着最深刻的警醒。司马迁开创了纪传史的先河,却很少关心他的人间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深受汉世文化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汉儒经世治用文学观的浸润，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之进取精神为主体，兼取各家之长为我所用的治世思想，树立起文为世用的强烈责任感。他的文字已经看淡了成败生死,倾注于个人的悲欢,命运的无常;他的视野,已经超越了朝代更迭,升溯至天道信仰、人间大道。鲁迅曾经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专篇介绍了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也因此成为了《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做一个好的历史家必须具备“史学”“史才”“史实”，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除此之外还必须具有“史德”，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能够同时具备以上四条的，司马迁是极其罕见的一个。司马迁以坚忍不拔之志，忍人所不能忍，做人所不能做，为我国的史学和文学树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他刚直不阿、幽而发愤的伟大精神，也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炎黄子孙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脊梁。司马迁的伟大人格、浩然正气和勤奋精神享誉古今中外，1957年联合国授予司马迁“世界历史之父”称号，国人尊称为“中华史圣”。

尚真重信，启迪后世。《史记》，不仅是一部科学严谨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被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很难想象，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用两代人的一生，只为完成一部书。而这部记述了半部中国史的巨著，就是《史记》。许多人说司马迁的《史记》更像一本小说，怎么许多情节写得如此详实生动，就跟他在跟前一样。那是因为司马迁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和走访最接近真相的人才形成的接近还原的画面。如果没有司马迁，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就少了三千年。在他之前，从没有人整理过上古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全书一百三十篇的首篇为《五帝本纪》，《五帝本纪》中第一个写的就是黄帝。司马迁不仅在《史记》把中华民族的源头追溯到黄帝，还首创民族史传，写下《匈奴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等等篇目，把各民族都视为黄帝子孙，这种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修史观念，正是多元包容的大一统思想。

司马迁开创了中国纪传体通史的先河，以一己之力，树立了后世2000年的史书典范。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无数的英雄豪杰，自他笔下定调。如果没有《史记》，我们不会认识：四面楚歌中，乌江自刎的项羽；紧急危难中，智勇双全的蔺相如...…更不会听到那句震烁2000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诞生史书无数。却唯有《史记》用文采斐然的文笔，立于史学、文学的巅峰。也唯有《史记》，用绵延千年的历史智慧，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历代帝王把它当成治世教科书，只有储君才能阅读；曾国藩、钱穆、陈寅恪将其列为传家宝，不仅自己能背诵，还要求子女熟读。

时至今日，中高考卷的文言文，80%都来自《史记》。它用三千年的历史、数百个风云人物起落的一生，直击华夏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内核”：学习《史记》，我们在舜和禹的身上，学会恭谦仁爱的美德；在越王勾践身上，学到“成大事，必隐忍”的处世智慧；在孔子故里追慕先贤，感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处之道；在汨罗江畔，感受屈原的家国情怀......也正是如此触动心灵的力量，让两千年之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仍然为自己拥有这样的历史为荣。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确记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其故里西辛封村现在居住着司马迁后裔百余众，保存有司马迁笏板遗物和布牌神符（家谱），村西黄沙岭有司马迁墓，村东曾有清代司马迁故里碑。2006年发掘的元代至正十七年（1357年）固镇村创修上生院石碑明确记载：“河津，古龙门县，大禹疏凿经之地，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往往间出。”碑文雄辩地证明，在元代，就公认司马迁是河津人。

河津人自古敬重司马迁。相传在河津有两个规矩：一是司马氏打官司不跪公堂；另一个是有人问“先生贵姓”时，不回答“免贵”而是直接答“姓司马”，问话人不仅不认为此人态度骄傲，反而会对其肃然起敬。

（二）“武虓将”指的是“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的大唐虓将薛仁贵。薛仁贵（614年—683年），绛州龙门县大黄村（今河津市黄村、修村一带）人，官至右威卫大将军、检校安东都护，封平阳郡公。

薛仁贵是世人敬仰的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单田芳的评书《薛家将》、电视剧《薛仁贵传奇》等等，都生动演绎了一位骁勇善战、智勇双全的大唐战神形象，时人称赞他“勇冠三军，名可振敌”，为李唐王朝江山的稳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薛仁贵从平民到将军的非凡经历，为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内涵。其卓越军事才能和敏锐政治远见，千百年来之所以能够经久流传，深得历代赞颂，笔者总结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原因：

一是出身草根，崇德向善，自强不息，忠贞爱情。薛仁贵出生于隋朝末年，是南北朝时期宋朝大将薛安邦的七世孙，属于河东薛氏家族。其父薛轨早丧，由此家道中落，后继无靠，以种田、射雁维持生计。但是他并不消沉气馁，而是刻苦努力，读书明礼，崇德向善，拜师练武，加之天资聪明，力量过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因家境贫寒，薛仁贵到离家二十里外的柳员外家扛长工，柳员外的女儿柳英环看中薛仁贵忠厚善良，勤快能干，有才有德，并且同情他的穷困处境，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目睹薛仁贵衣衫单薄，便将自己珍爱的红袍私下赠与。员外得知后大怒，将薛仁贵驱赶出府，柳英环对薛仁贵的爱慕坚贞不二，趁父亲外出逃离家门，跟随他一起住进破窑洞，同甘共苦，相依为命。

唐太宗准备御驾东征，日夜思虑，一天夜晚梦到一首诗：“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价，保主跨海去征东”，军师徐茂公解梦说：这位应梦贤臣是山西龙门的薛仁贵。随即派遣大将张士贵到绛州龙门招军。柳英环得知消息后，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遇，便极力相劝说：你胸有大志，又会武功，如今皇帝亲自出征辽东，正是需要猛将，此乃立功扬名的好机会，你一定会驰骋沙场，名扬天下。而她自己则苦守寒窑一十八年，艰辛度日，志节坚贞，精心抚养儿子长大成人。他们的纯真爱情故事广为传颂。诸如《仁贵回窑》《汾河湾射雁》等戏曲在民间舞台随处可见。

薛仁贵寒窑位于河津市城区街道修村村东的土岗上，寒窑即大唐名将薛仁贵与其贤妻柳英环居住过的土窑，今灶坑犹存。寒窑南侧有一窑洞，名曰“白袍洞”，建于清乾隆六年，洞中仁贵夫妇塑像高大挺立，栩栩如生，洞口对联“三箭定天山，将军威名千秋重；一戟安社稷，英雄气概万古传”。尽显薛仁贵之威仪。寒窑西南方有白虎塔也称射雁塔，属宋代建造，是薛氏后裔为纪念薛仁贵汾河滩射雁而建，塔高7米，为八层八面实心砖塔。

薛仁贵、柳英环夫妇的寒窑文化内涵深邃,凝结着华夏赤子的爱国情怀；彰显出龙门儿女忠于爱情的高尚节操；体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传统美德和崇德向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史学家评价说:“诸葛亮茅庐、杜甫草堂、薛仁贵寒窑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三寒历史文化”。薛仁贵精神与寒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是黄河龙门文化的一面旗帜。

二是生逢盛世，幸遇明主，忠心耿耿，得以善终。薛仁贵一生战功卓著，高瞻远瞩，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著名虓将。他文武双全，有勇有谋，颇得李世民、李治二帝的提拔重用。薛仁贵从唐贞观十八年（644年）随唐太宗东征，出生入死，冲锋陷阵，足智多谋，武功超强，征战数十年，所向披靡，深得唐太宗、唐高宗信任赞赏。他在危急关头奋不顾身，关键时刻两次拼命救主的事迹，更把这种忠诚爱国思想体现的淋漓尽致。

第一次救驾是唐贞观十九年（645年）。由于高句丽长期占据辽东地区，且有不臣之心，唐太宗李世民决定御驾亲征，军行至安地，唐军先头部队被围，薛仁贵一马当先，奋勇杀敌，斩敌将头颅系于马鞍，威名大震。攻打安市的战斗中，唐太宗及主帅被高句丽的盖苏文派兵25万，四面包围，形势异常危险。薛仁贵身穿白衣，手执方天画戟，腰挎两张硬弓，率先杀入敌阵，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唐军乘势反击，彻底击败高句丽军队。唐太宗站在高处远远望见大喜，急问：“穿白衣打先锋的是谁?”左右回答：“薛仁贵”。战后，唐太宗特意召见薛仁贵，大加赞赏，提拔他为游击将军。班师回朝途中再次召见说：“朕不喜得辽东，喜得虓将”，又提升他为右领军郎将。从此“白袍虓将”的威名在军中盛传。

第二次救驾是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高宗驾临万年宫，丁丑夜，突然天降暴雨，山洪大发，洪水直奔万年宫的玄武门。卫士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四散逃走。薛仁贵见状气愤地说：天子遇到大难，臣子怎能贪生怕死，临危逃脱呢?面对汹涌洪流，他奋不顾身，攀上城门的横木,向宫中方向大声呼喊，高宗被惊醒，立即出宫登到高处，避过一场劫难。山洪过后，高宗十分感动地说：幸亏有你及时呼喊，使我免遭洪水危险，我现在终于知道，这世上真的有忠臣啊。特赐御马一匹，以示嘉奖。

从薛仁贵舍身救驾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品读出薛仁贵精忠报国、矢志不渝的高尚品德和其骁勇善战，不顾生死，奋勇杀敌的爱国精神，这是我们永不熄灭的精神之火和宝贵财富。我们应当把薛仁贵的这种忠诚爱国、临危不惧的精神广为宣扬，大力传承下去。

永淳二年（683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薛仁贵病逝，享年七十岁，唐高宗追赠他为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并令官府为其打造灵舆，护丧还归故里。史书评价“仁贵骁悍壮勇，为一时之杰，至忠大略，勃然有立。”薛仁贵祠庙、冢墓遍布全国11个省市，至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三是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亮节高风。薛仁贵是“争强好胜、勇为人先”河津人的形象代表，自唐代以来，他从平民到将军的传奇经历与当年贫居的寒窑，伴随着他的赫赫战功，远播海内外。他“爱国亲民，忠勇善战”的高尚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光耀千秋。

薛仁贵的贫贱不移体现在：穷困中他矢志不移，意志坚定，正直高洁。薛仁贵与王茂生是贫苦患难中亲密至交，深厚情谊胜过亲生兄弟，即便他功成名就后，依然如故。相传，薛仁贵投军时曾忧虑担心妻子的生活处境，王茂生畅开胸怀地劝告说，兄弟你尽管放心去，家里再大的困难，我们夫妇都会共同担当照料。薛仁贵衣锦还乡，当地官员富豪绅士纷纷奉承祝贺，他规定下属，凡是带礼物的一概不收。王茂生带来两坛酒，打开后发现是水，薛仁贵深知其意，当众喝下了满满三大碗王茂生送来的清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佳话从此传为美谈。

薛仁贵的富贵不淫体现在：他地位显赫后，仍然节俭朴素，保持低调，洁身自好，更不为声色所迷。薛仁贵东征时，与美丽动人、文武双全的昭阳公主在战场相遇，昭阳公主看到薛仁贵马上英姿威武，气宇轩昂，十分喜爱。唐太宗李世民知道后，有意给他们赐婚，薛仁贵心念家中糟糠之妻，婉言谢绝。薛仁贵不论身世地位发生多大变化，从来没有忘了家中寒窑苦守的夫人，柳英环深明大义支持丈夫事业，他们对爱情如此忠贞坚守的故事，广为后世称颂。

薛仁贵的威武不屈体现在：他不怕强权，勇敢无畏，不卑不亢，一往无前。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唐高宗派大将苏定方讨伐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部落,俘获了被那贺鲁部落关押的泥熟部落的人质。薛仁贵力排众议，直言上疏，劝谏唐高宗把泥熟部落的人归还泥熟，这样泥熟部落就会痛恨贺鲁的残暴，感念陛下的恩德。唐高宗采纳了薛仁贵的谏议，把战争中俘获的泥熟人全都送归泥熟,泥熟部落非常感激唐朝的恩德，主动请求为唐军效力，从而增强了唐军的战斗力，强化了大唐对西域的有效统治。

薛仁贵的亮节高风体现在：他地位显赫时淡泊名利，品格高尚，崇德向善，不居功自傲。即使遭受馋言陷害，蒙受冤屈，仍是一如既往地忠于使命，奋战疆场。大非川之战的失利，是副帅郭待封急于邀功，擅违军令所致。因郭待封是名将郭子仪之后，家族位高权重，唐高宗不愿意深究，遂一并治罪，将薛仁贵流放象州。薛仁贵没有怨言，仍慎终如始忠于唐王朝，平叛制暴，安抚百姓，巩固了大唐江山，造福了一方百姓平安。

四是爱国亲民，治理有方，开疆拓土，立业建功。薛仁贵不仅是开疆拓土、英勇善战的一代名将，也是善于治理地方朝政、爱国亲民的典范。

薛仁贵的爱国亲民，治理有方主要体现在：薛仁贵受命安东都护后，治所在平壤，后移新城。这一时期，是薛仁贵一生辉煌的顶点。他既是一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担任安东军政长官期间，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战争结束后，他带领当地军民，立即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他倡导抚养孤儿，赡养老人，严惩盗贼,提拔重用安东的贤士良才,表彰奖励品德高尚之士，使得安东士民安居乐业。薛仁贵的事迹，在安东一带流传很广，至今，安东还有薛仁贵庙和当年征战的遗迹。薛仁贵谪居象州两年期间，面对饥民遍野、盗贼四起的惨状，他一面奏本朝廷开仓救民，一面动员富家大户捐粮济荒，同时组织百姓防御盗匪。他亲自深入匪巢，劝告一大批匪徒弃暗投明，又单枪匹马，剪除了天盖山恶霸，为当地百姓铲除了祸害。百姓赞颂薛仁贵“防暴安良，好善乐施，渡延蚁命，世代沐恩”。上元三年(676年)十月，薛仁贵遇朝廷大赦，准备回归，象州百姓放鞭炮，敲锣鼓，挥泪为他送行。得知薛仁贵病逝后，象州百姓特为薛仁贵建了一座衣冠墓，一座白袍庙，四时祭奠，永世怀念。

薛仁贵的开疆拓土，立业建功主要体现在：薛仁贵勇于力战，长于用兵，深于谋略，创造了“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仁政高句丽”、“脱帽退万敌”“良策息干戈”“爱民象州城”等诸方面的赫赫功勋，无疑是“盛唐军魂、盛唐军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和“降伏高句丽之战”。

三箭定天山。龙朔元年（661年），一向与唐友好的回纥首领婆闰死，继位的比粟转而与唐为敌。唐高宗李治诏右屯卫大将军郑仁泰为主将，薛仁贵为副将，领兵赴天山击九姓铁勒。临行，唐高宗特在内殿赐宴，在席间对薛仁贵说：“古代有善于射箭的人，能穿透七层铠甲，你射五层看看。”薛仁贵应命，置甲取弓箭射去，只听弓弦响过，箭已穿五甲而过。唐高宗大吃一惊，当即命人取坚甲赏赐薛仁贵。郑仁泰、薛仁贵率军赴天山后，九姓铁勒拥众十余万相拒，并令骁勇骑士数十人前来挑战。薛仁贵临阵发三箭射死三人，其余骑士慑于薛仁贵神威，都下马请降。薛仁贵乘势挥军掩杀，大败九姓铁勒。接着，薛仁贵又越过碛北追击铁勒败军，擒其叶护（首领）兄弟三人。薛仁贵收兵后，军中传唱说：“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从此，九姓铁勒衰败，不再为边患。

降伏高句丽之战。乾封元年（666年），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病死，其子泉男生继掌国事。泉男生的兄弟泉男建、泉男产趁机发难，驱逐泉男生。泉男生投奔唐朝，恳求唐朝发兵相助。六月，唐高宗先遣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以泉男生之子泉献诚为乡导，一同进讨高句丽。同年十二月，唐高宗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出任辽东前线最高指挥官。薛仁贵也参与了此次征高句丽之役。乾封二年（667年）九月，李勣首先攻拔为“高句丽西边要害”的新城，并趁势挥军进击，连陷十六座城。泉男建派兵袭击尚在新城的庞同善、高侃，薛仁贵闻讯后，率军及时救援，击败高句丽军，斩首数百级。高侃进军至金山，交战不利，高句丽趁胜进攻，薛仁贵引兵迎击，将高句丽军截为两段，大破高句丽军，斩首五万余级，并乘胜攻陷南苏（今辽宁抚顺东苏子河与浑河交流处）、木底（今辽宁新宾西木奇镇）、苍岩（今吉林集安西境）三城，与泉男生会师。对此，唐高宗亲自给薛仁贵写信说：“金山的战事，贼兵非常多，你冲在士兵前面，奋力杀敌，不顾自己的性命，左冲右击，所向无前，各部军队非常的有勇气，才使得这次战役很快就取得了胜利。应该好好地建功立业，成全这美名啊！”

总章元年（668年）二月，薛仁贵携胜率三千人进攻高句丽重镇扶余城。这时，部将都以兵少，劝他不要轻进。薛仁贵说：“兵员在于会用，不在人多。”于是率军出征。这次战役，他身先士卒，共杀获高句丽军一万余人，攻拔扶余城（今吉林四平）。唐军一时声威大振，扶余川四十余城，纷纷望风降服。之后薛仁贵一路凯歌，与李勣大军会师于高句丽都城平壤外，对平壤形成合围之势。九月，僧人信诚开门接纳唐军，李勣趁势进攻，一举攻陷平壤，擒获泉男建。至此，高句丽灭亡。此战，唐朝共获五部、一百七十六座城、六十九万七千户口，于是将其划分九个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设安东都护府统管整个高句丽旧地。起初由魏哲出任安东都护，魏哲于总章二年（669年）三月死于任上，唐廷遂命薛仁贵为右威卫大将军兼检校安东都护，封平阳郡公，率兵二万人留守平壤。由于高句丽遗民的叛乱，薛仁贵赴任后便从平壤移至新城（今辽宁抚顺高尔山城），任内抚养孤儿，赡养老人，治理盗贼，提拔任用高句丽的人才，表彰奖励品德高尚、行为优异的百姓。一时间，高句丽人都非常喜悦。

五是文韬武略，忠勇善战，将门世家，旷代传颂。薛仁贵的文韬武略，忠勇善战主要体现在：薛仁贵是一位有勇有谋、文武双全的儒将，逢战必胜，不是单单凭靠武功，更是与他的智谋和策略分不开。他自幼勤奋好学，积淀了深厚的文学功底，身经百战而笔墨不辍，熟读《孙子兵法》。他对《周易》情有独钟，编撰《周易新本注义》十四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在安东主政期间，他亲笔撰写《致新罗文武王金法敏书》，是唐代致君王书之经典。薛氏族谱中记载的《薛仁贵家训》，内涵深邃，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闪烁着薛仁贵的文韬武略，诸如“从军报国、责无旁贷、为将为帅、精于谋算、兵胜在义、败归民怨”等等。

在征战高句丽的战斗中，薛仁贵展现了高超的用兵技巧和谋略。开耀元年(681年)，突厥不断侵扰唐朝北境，唐高宗念及薛仁贵以往功劳,再次召见,封薛仁贵为瓜州长史，不久又授予右领军卫将军兼代州都督，前往云州出击犯边突厥。突厥将士在阵前问:“来者唐将是谁?”答:“薛仁贵”。突厥人又问:“听说薛将军流放象州,已经去世,怎么会复活呢?”薛仁贵当下脱了自己的头盔，让突厥人看，突厥将士看清后，相顾失色，慌忙下马行礼，并赶紧逃跑，薛仁贵率军乘势追击，大获全胜。

将门世家，旷代传颂主要体现在：由薛仁贵及其子孙五世十二人组成的“薛家将”群体，历时217年。其中有第一世薛仁贵；第二世二人：薛讷、薛瑶，第三世五人：薛徽、薛畅、薛岌、薛嵩、薛崿，第四世三人：薛平、薛昌朝、薛昌期，第五世一人：薛从。他们对初唐的开疆拓土和后来的平定安史之乱、稳定朝政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说：“其于武勇，则有叙唐之薛家、宋之杨家及狄青辈者……盛行于里巷间。”鲁迅先生讲的“家”自然是指群体，“唐之薛家”就是指“薛家将”这个群体。只可惜人们过去只注重讲薛仁贵本人，往往忽略了“薛家将”这个群体，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薛仁贵作为一代“战神”，纵横疆场、所向披靡的传奇战绩；忠心耿耿，爱国亲民的高贵品格；舍生忘死，身先士卒的牺牲精神；廉洁奉公，不求功名的人格魅力，千古流传，旷代传颂。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忠诚善谋、爱国尽责”的河津担当，他们夫妻的爱情故事更是体现了“质直好义、崇德向善”的河津情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典范。

（三） “耿都”指河津是历史悠久的古耿名都。古耿和龙门都是河津的代称，古耿指河津为古耿地，商、周时曾建古耿国。古耿国包括两个时期：商时期的嬴（子）姓耿国和西周时期的姬姓耿国。商祖乙将国都迁至邢后，封其弟祖丙于耿地，公元前1524年，祖丙在今河津市山王一带建立耿国，是为赢（子）姓耿国。周朝建立后，周室封同姓人于耿，再次建立耿国，是为姬姓耿国。公元前824年，商耿国第32代国君太乙弃国存族，使700年商耿文化得以传承，现在散迁于海内外的130万耿氏后裔正在齐心协力弘扬光大耿氏文化。

2007年在河津柴家乡山王村出土三件文物——铜鼎、铜盘、铜壶盖，铜器上的铭文与文献记载都证明，山王村一带属西周耿都遗址。“古耿名都”城门楼是山王村标志性建筑，系西周耿国都城的南大门。2013年山王西周墓地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5月，在河津召开了首届华夏耿文化研讨会，正式确定：祖丙是海内外耿氏后裔的始祖，河津是耿氏后裔的根祖地，山王一带为耿国都城、耿姓发源地，古耿文化在河津三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处于主流地位。

（四）“子夏”指孔子高徒卜子夏在河津西河设教。卜子夏（前507年—前420年），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高足，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一代宗师。其少时家贫，苦学而入仕，曾做过鲁国太宰，是春秋战国时期孔门中由儒学礼治思想向法家政术思想过渡的枢纽人物，“孔子十哲”、“七十二贤”之一。

卜子夏于公元前507年出生在晋国温邑（河南省温县），比孔子小44岁，是孔子晚年的学生。他博学多才，谦虚谨慎，为人诚信，忠实可靠，做事情常能以大局为重，宽厚待人，稳重得体。有关卜子夏的身世，最早的记载出于《荀子·大略》篇：“子夏家贫，衣若县鹑。”《说苑杂言》记载：“子夏甚短于财。”《西河志》上说卜子夏15岁丧母，19岁丧父。所有记载比较简单，但是可以看到卜子夏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家庭。卜子夏在14岁（前494年）左右进入孔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主要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合称“六经”。周游列国期间，他一直跟随在孔子身边，到24岁那年结束了周游之行。回到鲁国以后，卜子夏在孔子的推荐下，出任鲁国的莒父宰（相当于现在的县级官员）。他上任之后淡泊名利，勤政为民，政绩比较突出，受到民众的爱戴，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辞去官职。到了孔子晚年，卜子夏和孔子众弟子一起整理“六经”。在整理“六经”时，他对于儒家文化一往情深，投入了很大心血。

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卜子夏时年29岁，为孔子守孝三年，到了32岁那年回到他的故乡晋国温邑。当时的晋国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他的家乡已经在晋卿魏桓的控制之下，说他回到晋国实际上是回到魏国。此时，魏国正处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改革之风方兴未艾，招贤若渴急需天下贤人。他的到来对于魏国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霖，立刻受到魏国君的欢迎，魏国君在魏国首府安邑（现山西省运城市安邑）接见了卜子夏。后来，卜子夏在安邑不远的龙门西河（现山西省河津市）定居下来。

公元前476年，卜子夏受晋国魏地卿大夫魏驹（桓子）及其孙魏斯的邀请，来到魏地，在龙门西河（今河津、芮城一带）设教讲学，长达55年。西河，颜师古注:“西河即龙门之河,在冀州西，故曰西河。”河津古为冀州之地。按春秋时,子夏设教西河，即为此地。卜子夏西河设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成就。

一是治学有方。治学当中他主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春风化雨，厚积薄发，深入浅出地向学生传授儒家文化。当时的名流吴起、田子方、李悝、段干木、公羊高等都是他的学生，是中国历史上传播孔子儒学第一人。西河设教期间，卜子夏对于“六经”进行修订、润饰和完善，分别为各经作书、写序。他发明的章句，不仅使“六经”通俗易懂，而且在传播当中提高了文章的结构层次。卜子夏是个治学严谨的人，有一次他看到古书上记载着“三豕涉河”，他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在严肃的史书里，会记载着毫不相关的“三只小猪（三豕）过河”呢？卜子夏继续翻阅其他书籍，却始终找不到相关出处和佐证。卜子夏为了弄懂为什么，于是亲自跑到晋国去，询问当地百姓，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己亥涉河”。 “三豕”与“己亥”写起来很像，抄写的人把这两个词弄混了。

二是强国有策，魏国之所以首先称雄，得益于魏文侯师聘卜子夏。魏文侯在执政期间，多次问政于他，卜子夏以王者师身份，为治理国家建言献策，推心置腹，晓之以理不隐恶、不饰非，是谓是，非谓非，实事求是向魏文侯讲王道，正礼乐，构思出一幅天下顺，民心齐，四时当的治国图景。魏文侯在卜子夏教导下，正确实施改革政策，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重视德才的培育，发挥各种人才作用，无论是卿臣和将士，一律实行论功行赏，不沿袭爵位，调动了奋力争先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所以，魏国才能上下一心，强盛发展而称雄，开启了战国盛世的先河，使中华民族出现了第一个繁荣的时期。在河津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战国后期，秦王谋划攻打魏国，魏文侯请教卜子夏，卜子夏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针锋相对献上“囤土充仓”之计，魏文侯依照卜子夏之计,从汾河入黄处,由西北向东南沿沙滩土垒起几百个大土堆，土堆用苇席包裹，周围插树枝为栅,号称“十里粮仓”。“囤土充仓”妙计使秦王误以为魏国粮草充足，遂退兵罢战，为魏国积粮蓄草休养生息争得了时间。随后,魏国将十里粮仓西北的第一仓称为“仓头”,东南最后一个粮仓称为“仓底”。随着历史的推移，“十里粮仓”成了抵御洪水的汾黄堤坝。“仓头”和“仓底”也演变为现在河津黄河边的“苍头村”和“苍底村”。

三是兴文有道。子夏文化是黄河龙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孔子的忠实弟子，是儒家学术奠基人之一，他像孔子一样崇尚礼乐和仁义，遵循“中庸之道”。“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主张体恤民情，爱惜民力，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以仁爱之心调节社会人际关系，主张维护周礼。他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儒家文化研究当中，对于儒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儒本来是以教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师。而六艺是贵族和士人在治理国家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儒由于各有侧重而产生不同的流派，相当于不同的学科。鲁国的曾参之儒是以重礼，尤其是重孝为代表的流派，培养的是掌礼之儒，这些人不以经世济用为特长，在各国官僚系统中的地位不高。子夏之儒培养的是经世济用之儒，大量地充斥到各国的官僚系统中，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儒学流派。

公元前420年，一生不为名、不为利，儒家文化奠基人、传播者卜子夏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享年87岁，死后葬于古耿龙门（现河津市东辛封村），距今已有2400余年了，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敬重。今东辛封村内存有卜子夏祠堂，村东南存有卜子夏墓，墓前献亭砖柱上曾镌刻青石联一副：

二千年教泽长流，莽莽神州，道统固应在东鲁；

七十子门墙并列，彬彬文学，师承今尚说西河。

1983年卜子夏祠、墓公布为河津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11月，“子夏文化研讨暨第三届全国卜氏宗亲联谊代表大会”在河津召开。近年来，海内外卜氏后裔，不断有人来河津寻根祭祖，瞻仰卜子夏祠墓。

前左是2001年立《卜子夏西河业绩碑》

前右是1922年河津县长蔡光辉立《重修先贤子夏墓碑记》

后是清乾隆四十一年河津知县马辉立《先贤子夏之墓》碑

再后是卜子夏墓，为典型的战国初期贵族“马鬣封”墓型

四是影响深远。子夏虽是孔门十哲，其政治思想也是儒家思想，但明显更注重儒家的术。在孔门弟子中，子夏并不像颜回、曾参等那样更专于道德之道，故有“孔子说礼法，曾参取礼，子夏取法”一说。他是一位具有独创性因而更倾向于儒术而非道德哲的思想家。他关注的问题已不是纯粹的仁义道德，而是与时俱进的治世之学。因此，子夏发展出一套与后世儒家不同的政治观点。如子夏的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被联合国选为主题语布于其总部，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迎宾词。如上海复旦大学的校训，就是卜子夏的名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卜子夏所创立的民间办学之风，千百年来在河津发扬光大，形成了民间办学的独特“子夏文化现象”。漫步在河津街头，随处可见在醒目街道的“子夏书屋”，推动了全民阅读，提升了城市品质，彰显了文明形象和文化气质，公共阅读逐渐成为市民的一种习惯，更好地融入百姓生活，文化触手可及，城市书香四溢。

（五）“如宾乡”指的是郤缺夫妇相敬如宾的典故发生在河津。郤缺（？—前597年），姓郤，名缺，父亲郤芮为晋国大夫，其封地在春秋晋国冀地（今河津市清涧一带）。郤芮因参与谋害晋文公被处死，郤缺受株连被贬为庶人,回到冀地耕田务农。

郤缺是个崇尚礼义、道德高尚的人。他回到冀地后，每天披星戴月，辛勤耕耘，和睦邻里，关爱妻子，受到乡亲们的一致称赞。他的妻子是个贤慧善良、通情达理的妇女，对丈夫被贬降，非但没有丝毫怨言，反而对他更加体贴。她每天纺线织布，操持家务，农忙时还亲自送饭到田间地头，对丈夫的衣食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堪称“贤内助”。

每天吃饭前，夫妻先施礼相敬，互相礼让，像对待宾客一样。一天，晋文公的大臣胥臣出使秦国，路过冀地，看见郤缺正在田间锄草。早饭时分，郤缺的妻子到田间给丈夫送饭，妻子先给郤缺恭恭敬敬地行了拜礼，郤缺也恭恭敬敬地给妻子还以揖礼。礼毕，妻子盛饭双手捧给郤缺，郤缺又推让给妻子，夫妻二人相互礼让，恩恩爱爱。胥臣看到这一幕，感动地赞叹道：“夫妻之间能够如此敬重恩爱，真是有德之人！假如有这样的人来辅佐治理晋国，国家肯定会兴旺不衰的。”胥臣回到晋国后将此事告诉了晋文公：“郤缺是个品德高尚的人，他能够恭敬地对待妻子家人，也一定能忠诚地辅佐君王，请大王赐给他一个官职吧！”晋文公有些犹豫，毕竟郤缺的父亲犯过罪。胥臣劝他说：“当初，尧命令鲧去治水，但是鲧用了九年时间也没有治理好洪水，舜就把他杀了。但是，后来舜又命令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终于完成治水大业。历史上贤明的君主都能任用有罪之人的后代，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晋文公觉得胥臣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就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郤缺以“文可兴邦，武可定国”的雄才大略，为振兴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历代修身、齐家、治国的楷模，堪称道德宰相。特别是他与妻子“相敬如宾”的美德，作为成语典故流传万代，家喻户晓。

由此后人把郤缺锄田之处称为“聚德田”，把冀地称为“如宾乡”。千百年来，“如宾乡”即是河津的代称，河津人一直引以为荣。当地乡民为纪念郤缺，还在聚德田建了“冀亭”，并耸立明代提学陈斐题写的“聚德田”石碑。亭柱上题有楹联：“世世生生耕田而食；夫夫妇妇相敬如宾”。

郤缺夫妇相敬如宾的美德，凝结着厚朴的民族精神和进步的传统文化，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激励龙门儿女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崇德向善的模范家庭、恩爱夫妻、道德楷模。

（六）“一代廉吏树典范”指的是两袖清风的明代廉吏薛瑄。薛瑄(1389年—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谥号“文清”，明代河津县里望乡平原村（1971年划归万荣县）人，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创始人，世称“薛河东”。历任监察御史、提学佥事、大理寺卿、礼部右侍郎、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宰相之职）。他居官24年，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被誉为高洁刚烈的“清官廉吏”。

薛瑄在历史上被称为“明代第一人”。享有“五个第一的美誉”：

明代儒家第一人。薛瑄是明代理学大师，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明代思想界的巨擘。他是继孔孟张载朱熹之后，儒家思想发展到明代的代表人物。薛瑄首倡“实学”思想，即实事求是，主张凡事“践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学家。薛瑄一生竭力倡导“实学”，躬行实践，所以人们称薛瑄的学说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为政以爱人为本”“为政通下情为急”“所谓王道者，真实爱民如子”等皆发自内心，一直是他为政实践活动的理论指导。他认为，为官应当“尽心‘抚’字”，全心全意地安抚百姓。薛瑄任南京大理寺卿时，有豪强杀人，案子久拖不决，就果断将豪强捉来绳之以法。后薛瑄在担任北京大理寺卿期间，苏州发生饥荒，豪强哄抬粮价、吝而不借、激起民怨。饥民抢夺富豪的粮食，焚烧富豪的房屋，逃往海上。王文以内阁大臣职务巡视江南，欲定苏州200多饥民死罪。不少大臣都慑于王文的权势，不敢提出异议，只有薛瑄竭力论辩其罪名不实，终于使200多灾民免于死罪。

明代从祀孔庙第一人。他是明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人，也是山西历史上从北宋之后到清末唯一从祀孔庙的人。薛瑄在明代历史上影响巨大，受到明代士大夫、知识分子、朝廷官员的推崇。他去世后，许多人自发地传播他的思想，并不断向朝廷上奏，力主薛瑄进入孔庙。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二十九日，经过朝廷审议，皇帝下诏，薛瑄进入孔庙从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推荐从祀孔庙的人有薛瑄、陈献章、王阳明、陈献章4人，只有薛瑄一人获准从祀。直到十三年之后，其他3人才从祀孔庙。因此说，薛瑄是明代从祀孔庙第一人。山西自古以来享受从祀孔庙殊荣的只有王通、司马光、薛瑄3人。继北宋司马光之后，至清朝末年将近一千年中，山西只有薛瑄一人从祀孔庙。明代吏部尚书乔宇评价薛瑄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有孔子，七十子之后有孟子，孟子之后有周、程、张、朱四子，周、程、张、朱之后，有明三百年，能继往开来，讲求孔孟之道者，有文清薛敬轩先生。”

明代第一廉吏。久居官场，使薛瑄对廉洁从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从政录》中将官员的廉洁分为三重境界：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意为明白事理，就不会任意获取礼物；珍惜名誉，就不会随意获取钱物；害怕法律制裁，就不敢轻易获取财物。他提出的“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的“廉政三境界”，与当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制，有异曲同工之妙。薛瑄特别强调“居官七要”：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

薛瑄40岁时，获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管理银场。到任后查禁贪污，隶正风气，并在寓所的照壁上题诗明志：有雪松还劲，无鱼水自清。沅州银似海，岂敢忘清贫。离任时，他两袖清风，“赢得归囊一物空”。薛瑄就任大理寺左少卿时，有人劝他去感谢权宦王振，薛瑄严肃地说：“在朝廷上拜官，到私人家谢恩，我不干这样的事。”后因薛瑄全力辩白王振之侄王文一手制造的冤案而激怒王振。薛瑄面对权宦，不畏不惧，秉公执法，将案卷坚决移交到了刑部重新审查，才使案情大白。之后，薛瑄冒死弹劾王文，却反遭诬陷入狱而被定为死罪。入狱期间，薛瑄仍手捧书卷诵读不已，时人称其“铁汉公”。后因朝野震动，群臣极力申救，方使薛瑄获赦。

明代第一学派（河东学派）。薛瑄在河津老城创立“文清书院”，缔造河东学派。他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理学思想，从日常生活、洒扫应对，到经书的微言大义，要求学生“以立其本，以求其道”。薛瑄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遍及祖国各地，其中有15个弟子成为理学家、教育家，进入明史，并被录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其中有两个弟子李贤和刘健官至礼部尚书;还有一个弟子吕楠复兴了关中学派，进入孔庙从祀。

明代第一教育家。薛瑄出身教育之家，祖父于元末之际在家乡设教，父亲于明初中举后在河北、河南担任教谕官。薛瑄当官后，曾经在山东担任提学佥事，负责全省的教育，先后两次在故乡办学，创立河东书院，一生有将近二十年从事教育事业。他博学多才，德高望重，其著述《读书录》，被列为明代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诵习教材，并入选《四库全书》，纪晓岚评价说“明代淳儒，瑄为第一。有德有言，瑄足当之。”薛瑄在河东一带的讲学活动，开明代讲学之盛，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也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笔。

（七）“三王诗赋永流芳”指王通王绩王勃祖孙三代。王通（580年—617年），字仲淹，谥号文中子，隋朝绛州龙门县通化（原属河津，1971年划归万荣）人。王家祖上世代为官，属书香门第，王通爷爷为安康献公，父亲王隆为铜川府君。在家长的正确引导下，他拜遍各地名师，六年衣不解带捧卷苦读，才有了后来的满腹经纶，续写六经。

王通勤奋刻苦，教学期间，著书颇丰，他用九年时间续写六经，写成《礼论》25篇，《续诗》360篇，《元经》31篇，《易赞》71篇，可惜这些文献都已失传。《中说》是他讲学期间与弟子们的讲答，后人整理为《中说》，其中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流传至今，《中说》木刻版共一百五十二片，至今为王氏后人王英珍藏。王通去世后，各地“河汾门下”的学子们，包括正跟随李世民创建大唐天下的那些“河汾门下”的开国元勋们，得知消息后，都放下手头工作，相约集中在距通化不远一个现在叫做集贤的村子，然后一起去祭奠王通，并送谥号“文中子”。王通后来被称为王孔子，入孔庙共享祭祀。他在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代表人物五子之列，《三字经》里“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文中子说的就是王通。王通作为一代大儒，最早提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新思想，但他并不想谋一官半职，决定把自己的学问传授他人，他隐居河津北山傍通峪十年，讲学传道于河汾，开创了“河汾之学”，他的教育方法十分独特，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求学。人们以河汾门下的学生为荣。弟子多达千余人，其中魏征、薛收、陈叔达、杜如晦、房玄龄、杜淹、李靖、姚义等初唐开国重臣，皆出其门下。卜子夏西河设教、王通河汾设教、薛瑄河津设教，都取得了辉煌成就，震动当时，成为中国儒学教育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座里程碑。

王绩(585年—644年) ，字无功，号东皋子，别名斗酒学士，王通的弟弟，为田园诗人，著有《东皋子集》，诗歌有《野望》《田家三首》《过酒家六首》等，是盛唐田园诗派的前驱，被后世公认为五言律诗的奠基人。

王绩自幼好学，博闻强记。隋开皇二十年(600年)，11岁的王绩游历京都长安(今西安)，拜见权倾朝野的大臣杨素，被在座公卿称为“神童仙子”。大业年间（605年），王绩被授官为秘书省正字。王绩不喜欢在朝廷做官，请求担任六合县县丞，因为嗜好饮酒而不管公务，加之天下也动乱，因为被弹劾，于是就解官去职。王绩感叹说：“如同陷入天罗地网一样，处处都是束缚，我将能到哪里去呢!”于是就回到了家乡。唐武德八年(625年)，朝廷征召前朝官员，王绩以原官待诏门下省。按照门下省例，日给良酒三升。其弟王静问：“待诏快乐否?”王绩回答说：“待诏俸禄低，又寂寞，只有良酒三升使人留恋。”待中陈叔达闻之，由三升加到一斗，时人称为“斗酒学士”。贞观初年，以病罢官。

王绩再次被朝廷征召为有司，时太乐署史焦革善酿酒，王绩自求任太乐丞。吏部认为这不合品级不同意，王绩坚决请求说：“这是我深切的愿望。”吏部最终按照王绩的请求任命了他。焦革去世后，他的妻子还一直给王绩送酒。一年多以后，焦革的妻子又去世了。王绩说：“这是苍天不许我畅饮美酒吗?”就弃官离去了。王绩隐居家乡后，遵循焦革家酿酒法为经典，又采用杜康、仪狄以后善于酿酒的方法编为酒谱。李淳风赞颂他说：“王君，您是酒家南董。”王绩所住的地方东南有座盘石，在其上建筑杜康祠用以祭祀，并以焦革相配。王绩著《醉乡记》仅在刘伶《酒德颂》之后。他饮酒到五斗不醉。有人以酒相邀，无论地位高低，总是前往，著有《五斗先生传》。当初，王绩的长兄长王凝任隋朝的著作郎，撰写《隋书》未能完成，就去世了。王绩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也未能完成。贞观十八年(644年)，王绩重病，预料到自己去世的日子，与陶潜《自祭文》一样，给自己写了墓志铭，并嘱咐家人薄葬。

王勃(650年—676年)，字子安，唐代诗人，出身儒学世家（王通的孙子、王绩的侄孙），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王勃为四杰之首。王勃自幼聪敏好学，据《旧唐书》记载，他六岁即能写文章，文笔流畅，被赞为“神童”。九岁时，读颜师古注《汉书》，作《指瑕》十卷以纠正其错。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因做《斗鸡檄》被赶出沛王府。之后，王勃历时三年游览巴蜀山川景物，创作了大量诗文。返回长安后，求补得虢州参军。在参军任上，因私杀官奴二次被贬。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八月，王勃自交趾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渡海溺水，惊悸而死。王勃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和五绝，代表作品《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被人们世代相传，体现了河津人开放包容的胸怀。主要文学成就是骈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堪称一时之最。传世之作最精彩的莫过于《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不光是古代洪州的景色，更是他的故乡河津汾河的景色，黄河的景色，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滕王阁序》，是王勃的临场发挥之作，但自此以后，再没文章能够超越这篇经典。就连一向反对骈文的韩愈，读了《滕王阁序》之后，也忍不住赞道：读之可以忘忧也。毛泽东主席生前在一本清代项家达所编的《初唐四杰集》批语中，对王勃作《滕王阁诗序》的时间做过考证，主席批语说：“他到南昌作《滕王阁诗序》时，应是二十四、五、六。”毛主席对王勃的文学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

几千年来，我们从中获得了太多思考，太多启发。而这些所得，足以让迷茫者从无常中看到前行的路，让悲观者从孤独中找到渡己的船，让绝望者从命运中感悟到人生的真谛。它的光芒，不仅璀璨了那个时代，更照亮了后世一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