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年底，安徽小岗村的18位村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从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自此之后，“包产到户”政策深入人心，老百姓的生活也慢慢好了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贵州，有一个名叫王朝文的高级干部，他也致力于调研“包产到户”，最终下定决心在贵州推广“包产到户”。
新中国成立后，王朝文长期在贵州的共青团工作，他年纪轻轻就带着一众年轻人开展征粮、运粮、清匪、土改、互助合作等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工作，同时，王朝文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各个历史阶段。
比如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后，作为干部的王朝文也受到冲击，直到1969年，在上级的关怀下才重新复出，那段时期，团里的工作名存实亡，上级让王朝文重新恢复共青团的工作，王朝文很快就投入到忘我的工作当中，截止1974年，贵州的团员总数量接近87万人，相比1966年时增加20多万名团员。
出色的工作能力使得王朝文很快就受到高层领导的重视。粉碎“四人帮”之后，王朝文受到重用，1977年，王朝文升任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王朝文被任命为贵州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83年，王朝文当选为贵州省省长，成为新中国的正省级干部。
值得一提的是，担任省级领导后，王朝文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分管农业方面的工作，他为贵州的农村与农业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1979年，在王朝文还担任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时，他就非常重视粮食产量，对“包产到户”政策格外关注。不过，当时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方兴未艾，贵州整体也没有实行“包产到户”，同时，贵州省委也要求坚决纠正省里萌发的“包产到户”。
在这种背景下，王朝文下定决心实地调研，他从遵义走到湄潭，又到了四川黑水一带，哪里有“包产到户”，他就到哪里去看。经过王朝文的一系列实地调研，他发现：哪里有“包产到户”，哪里一两年后老百姓就能吃饱饭，经济发展就好。
这给了王朝文很大的触动，更令他充满干劲的是老百姓也支持“包产到户”。1980年，王朝文在当地农村调研时，老百姓主动找到他，对他说：“你支持我们搞包产到户，以后人家整你，我们替你喊冤，给你平反。”
经过一系列调研之后，王朝文认为“包产到户”势在必行，于是他亲自向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的池必卿报告，讲述了老百姓对“包产到户”的企盼。池必卿听说后非常重视，他认为兹事体大，必须要专门召开集体会议讨论。
另外，池必卿还安慰王朝文“不要怕丢乌纱帽，实事求是向领导提出搞包产到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以及红利的释放，“包产到户”的政策深入人心，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蒸蒸日上，更有盼头。
其实，当时搞“包产到户”，王朝文是承担巨大压力的，而促使他下定决心还有一件事：王朝文在湄潭看了一部名叫《七品芝麻官》的电影，电影中有句台词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对王朝文的触动特别大，回去的路上，他就对司机说：“一定要搞包产到户。”
卸任贵州省长之后，王朝文还担任了贵州人大常委会主任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继续用自己的丰富经验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如今王朝文已经九十多岁了，晚年他主要生活在北京，过着平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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