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对毛主席一直怀着深厚的敬仰和感情。在她的生命中，毛主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曾志的女儿对母亲对毛主席的热爱感到困惑，她好奇地问道：“妈妈，爸爸已经不在了，您也经历了那么多困难和挫折，您有没有因此而对毛主席感到过失望或抱怨呢？”
曾志静静地凝视着女儿，沉思片刻后轻声回答：“毛主席对我来说，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和人民奋斗。我从来没有因为个人遭遇而责怪过他，因为在我看来，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而毛主席所代表的理想和信念却是永恒的。”
回想起过去，曾志继续说道：“1973年，毛主席曾给我提出两个选择.....” ，那么这两个选择是什么呢？曾志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
1972年初，广州军区的同志为曾志办理了回陕西临潼的手续，结束了长达两年多的广东农村生活。曾志原本以为这次回到陕西会有所改变，因为似乎是周总理的指示，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却让她彻底失望。
当曾志抵达西安后，她被安排在西安宾馆住下。最初的几天里，没有人前来探访，也没有人找她谈心。唯一的信息是一位宾馆的女服务员告诉她，晚上会有宾馆的晚会。
整天她都在期待着有人来通知她参加晚会，然而到了晚上，连服务员也离开了，只留下她一个人独自待在房间里。
曾志其实并不喜欢这种社交活动，但这件事让她感受到了周围人对她的冷漠和排斥。她深信这不仅仅是个别忘记，而是背后有人故意安排的。
曾志在宾馆受到不公待遇后，决定给省委书记写信，表达自己的遭遇和对临潼干休所生活的期望。虽然未收到书面回复，但省委代表很快就与她交流，并安排她入住了临潼干休所。
在那里，曾志受到了热情接待，与之前在宾馆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临潼干休所的环境优雅宁静，管理也较为规范，适宜修身养性。不久，曾志的女儿和侄女也被调到了干休所陪伴她。对于曾志来说，这里简直就像是一个天堂般存在，让她感到十分欣慰和舒适。
曾志和侄女在临潼过着安逸的生活，种着蔬菜果树，需要鱼肉时就开单给管理员。这种生活与曾志在广东的日子相比，让他变得更为满足。
在临潼生活了一年后，曾志发现处理各地关系太不方便了。他想把这些关系都归干休所管理，但必须以军人身份。于是，他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希望能转归军队。不久，省委书记派人将曾志接到西安，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愿留西安的，在省委安排工作；不愿者，可调回北京。”
当听到“回北京”时，曾志简直难以置信，这个机会竟然如此突然而来。他毫不犹豫地答应：“请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我愿回北京工作。”
在陕西省委的安排下，曾志一家乘坐列车前往北京。在中组部的招待所住了几天后，汪东兴找到曾志，告诉她不用再工作，算离休，由中组部供养。曾志心怀感激，明白这是毛主席对自己的特殊关怀。
当曾志在井冈山会师后，毛主席发现她已怀孕七八个月，便建议她到后方休息，等生完孩子再来工作，并将自己的马让给了她。曾志遂回到井冈山后方留守处。1929年第三次反“会剿”期间，毛主席将在后方总医院工作的曾志调到自己身边，参与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曾志有幸聆听了毛主席的教诲，这对她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开辟新根据地的过程中，有人建议留下所有女同志，曾志却反对并称他们为“借刀杀人”，这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毛主席说：“曾志！你是女皇啊！难道就你关心女同志？”最终，毛主席接受了曾志的意见，没有留下任何女同志。
古田会议后，毛主席再次当选前敌委员会书记，准备回部队，但当时贺子珍已怀孕六个月。毛主席找到曾志，希望她能照顾贺子珍。曾志误以为要离开工作专门照顾贺子珍，心生不满，但后来明白了误会，向毛主席道歉。这是曾志唯一一次对毛主席发火，后悔不已。
1954年，广州市委推荐曾志担任人大代表，但陶铸为照顾其他同志将她从名单上划去，让曾志感到委屈。曾志写信给毛主席表达不满，但陶铸最终未改变决定。
五年后，毛主席审定人大常委名单时发现曾志被漏掉，特意将其加上，并说：“曾志是一个善良的同志，善马任人骑，善人受人欺呀！”这让曾志感激不已。
1966年，曾志随陶铸到北京养病，适逢政治风暴，毛主席批示让她留在北京养病，受到保护。1973年重回北京后，曾志渴望再见毛主席，倾诉多年来的委屈，但未能实现。
曾志的女儿曾问她是否因为父亲在政治风暴中受苦而怨恨毛主席，曾志却坚定地表示，自己跟随毛主席半个世纪，出于信仰而非个人恩怨。她说：“不怨，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这句话道出了她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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