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原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对杂志社回忆说：他与张国焘的妻子扬子烈通电话得知，1979年12月3日，82岁的张国焘被冻死了。
扬子烈在通话中回忆说：“12月初，当地大雪不止，（那晚）他翻身的时候，毛毯掉下了床，叫护士又没有人来助，那晚的暖气也是关闭的，他就这样被冻了一晚上，凌晨五点他呕吐了两个小时，随即陷入昏迷，等医生来诊断时，竟已气绝。”
任何一本中共党史，都绕不开张国焘这个名字，连开国大将许世友都曾经感慨说：“当时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
足见张国焘当年在党内的影响力，毛主席也曾说过，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的至暗时刻。
贴在张国焘身上的标签形成鲜明对比的AB面，从中共创始人之一到中共叛徒之一，张国焘的叛变究竟为何？
叛逃后的张国焘又经历了些什么？以至于落得个客死他乡的下场……
张国焘的信仰从来不坚
从张国焘为自保背叛恩师李大钊，为追求一己私欲背叛心中信仰，沦为蒋介石“奴才的奴才”，就注定了他会有这样的结局……
多方资料都显示，张国焘这个人口才极好，演讲极具煽动性，红四方面军的老人普遍对张国焘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张国焘的战前动员做得最好”，从来慷慨激昂，谁听了都会热血澎湃。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国焘凭借出众的口才成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仅北大就有800多学生追随左右。
陈独秀被逮捕后，张国焘被推荐为总干事，“总干事”让他颇有成就感，权力欲望得到极大满足，工作表现积极。
可之后的学生请愿一次次失败，作为学生领袖的张国焘一再抱怨“学生无后盾”，随即转入哲学系学习，革命热情迅速冷却。
从张国焘参加一大时的种种表现看，嘴上能说会道的张国焘，心里似乎真的不是那么坚定地追求共产主义，他更关注个人的发展和地位。
1920年，深得李大钊赏识的张国焘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又经李大钊推举，作为党代表参加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据一大代表回忆，张国焘以中共北方首领李大钊委托人的名义，要求在会议中担任领导，真正的召集人李汉俊并不在意这些，张国焘顺利当上了一大会议主席。
张国焘这个主席，并没在会议中提出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而是“一切惟马林马首是瞻”，他似乎更关注如何控制会务费的问题。
作为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个客死他乡的人，张国焘的下场早在他1924年出卖恩师李大钊，使其暴露身份，间接导致了中共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1927年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给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失。
更令人不齿的是张国焘出狱后竟一直吹嘘自己的勇猛坚定，表示他咬紧牙关“他们一无所获”。
实际上张国焘不仅出卖了恩师和党，还出卖得十分彻底，几乎当时所有的党代表都被供出来，陈独秀是南方首领，李大钊负责北方更交代得清清楚楚。
但这件事，党中央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建国后的1951年清查旧北京档案才发现，张国焘很早就背叛过共产党。
而更加讽刺的是，李大钊为了营救在狱中的张国焘，不惜利用他在教育界的影响力多方奔走相告，为张国焘担保，看重教育的军阀冯玉祥入京后结束了张国焘5个多月的牢狱生活，出狱后的张国焘，重返中共中央担任重要职务。
张国焘出卖恩师无节操自保的行为从人品上说他是无道无义，此次变节也说明他的政治信仰很早就发生了根本动摇。
张国焘的家境很好，出生在江西萍乡的官绅世家，父亲为官又经营钱庄，最早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中像张国焘这样家境的不多，自身又毕业于北京大学，精通英语熟悉俄语，因此他很有优越感。
毛泽东在陕北曾经谈及了初次和张国焘相识的感受说：“他看不起我这个乡下人。”
张国焘没想到，1919年他在北大图书馆结识的这个“乡下人毛润之”，会成为他的强劲对手。
但要是没这个“乡下人”力挽狂澜、拨乱反正，中共中央还不知道被张国焘膨胀的权力欲望和排除异己的行为带到什么方向上去呢？
且不论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时“假传圣旨”的行为是不是主观故意，他在红军长征时仗着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实力，藐视中央红军的种种行为，就说明了一切。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8万雄狮在雪山脚下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原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回忆说，当时的张国焘像主人，我们像客人，对于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实力相差悬殊这件事，他已经“充分”意识到，并且对于自己能掌握的政治权力更有“充分”意识。
至此后张国焘多次明里暗里向党中央“要权”，这还不是张国焘身上最严重的问题。
“会师”本应“并兵合势、并敌一向”，集中兵力形成优势，可张国焘自持重兵，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固执己见。
即使在党中央发出三次北上命令后，仍在1935年10月张国焘一意孤行率部南下，甚至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
这样公开分裂红军的行为，也直接导致了红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军事实力从10万之众锐减至4万人，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他的伪中央。
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张国焘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毛主席从来不计前嫌：“张国焘入党以来，曾在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摒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做起。”
甚至以自己三次被开除党中央和受过八次严重警告的经历鼓励张国焘，希望他能尽快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有问题不要紧，改正错误最重要。
但张国焘受形势所迫不得不再次检讨，中央仍念在他多年做出的贡献，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但张国焘并没有领会党中央的苦心，一直觉得被边缘化，对现有职位不满，逢人便大倒苦水，说：“他们要我做一个俘虏，在监视之下听从他们的摆布。”
张国焘的权力欲望彻底蒙蔽了他的初心，竟生出了叛党逃跑之心，终于在1938年4月让他抓住机会，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一头扎进了老蒋的怀里。
所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性格决定命运，年轻时意气风发的张国焘，决计想象不到，他张国焘将来会混得如此不堪。
蒋介石：请张先生去给戴笠帮帮忙
对于张国焘的投靠，蒋介石也着实高兴过一阵，以为自己抱上了个“金娃娃”，终于迎来了对“延安的致命打击”。
张国焘到了重庆之后，受到蒋介石亲自接见，臭名昭著的“军统头子”戴笠也在场，寒暄一阵之后，蒋介石客气开口：“我想请张先生给他帮帮忙。”
为了给张国焘个面子，蒋介石委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张国焘顶着这样一个空头衔跟戴笠走了，做了“军统特务”。
关于张国焘，蒋介石同时给了戴笠一个秘密指示，只有一句话：“凡是背叛过共产党的人，会随时背叛我们。”
刚开始，戴笠以为有了这个“带头羊”，他对中共大规模的策反工作一定大有进展，他把张国焘安排在武昌一座小洋楼，派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
张国焘出入有小汽车接送，身边有侍从跟随，军统上下也都看在戴笠面子上对他优待有加。
张国焘提出要办一个专门针对策反延安的训练班，由他亲自负责培训，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给钱给人支持张国焘。
戴笠每次需要张国焘作陪和朋友吃饭时，都会骄傲地介绍张国焘：“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但经过张国焘培训的学员，能通过考核，真的能派到边区的并不多，为数不多的特务派到延安后也都收效甚微，不仅打不进共产党组织，还都不回来了，所以这个所谓的专业训练班，只办了两期就停办了。
张国焘来了几年，所有工作不见成绩，这让戴笠对他越来越失去耐心，张国焘常常几个月、半年也见不到戴笠，即使见到了也多是听得戴笠当面讽刺或者训斥一番。
据戴笠曾经的亲信沉醉回忆说：“有一次戴笠听了张国焘的工作报告，甚至拍着桌子指着张国焘鼻子骂，不一会儿张就垂头丧气走出戴笠办公室。”
戴笠对他抱怨说：“这家伙太不知好歹了，他不要以为这样就能对付过去。”
戴笠以为张国焘工作不够卖力气，导致策反工作收效甚微，殊不知张国焘恨不得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但抱着共同信仰的中共岂是他张国焘一个背叛者能够轻易动摇的？
张国焘没了戴笠的器重，一切有待取消，更没了往日的威风。
原毛泽东秘书童小鹏曾经在公交车上偶遇过军统不得志时期的张国焘：“1939年冬，他坐在公交车尾的角落里，戴了一副黑眼镜，穿着黄色风衣，早已没了当初威风的模样。”
对于越来越没有用处的张国焘，逐渐沦为弃子，戴笠死后，张国焘动用多方人脉，脱离军统，最终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和江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后又受到江西方面排挤，张国焘只能赋闲在家两年。
1948年，在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中，国民党节节败退，在蒋介石最后决定退守台湾时，曾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尽可能不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要劝他们留下。
1948年冬的一天，毛人凤在上海家中请张国焘吃饭，谈话的主题是：希望张国焘留在大陆，并说明这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
张国焘听了立即表示：他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当个老百姓，写一点东西。
毛人凤则再三劝说张国焘，说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留下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大得多。
张国焘低头沉思了几分钟后，慢慢地抬起头来，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我实在受不了。”
可不管张国焘如何摇尾乞怜，国民党是绝不会带上中共叛徒，徒增负担的。
但张国焘仍然在11月底携全家去了台湾，不让他去他非去，当然不会受到好的待遇，到了台湾后的张国涛连房子都被人强占了，没办法第二年，张国焘全家又辗转到了香港，落魄到连孩子的学费都付不起。
毛主席：对张国焘的生活困难可以适当帮助
面对自己的窘困，又看到毛主席带领下的新中国一片欣欣向荣。
1953年，张国焘曾鼓起勇气托人向新华社香港分社递交了一封开口信，希望转交党中央领导，信中对我党取得的胜利表示了祝贺，并且表示希望能回到新中国。
对此党中央仍念在他往日的贡献表示，张国焘要先作出深刻检讨，并保证改过自新。
毛主席亲自指示广东省委：对张国焘的生活困难可以适当帮助。
随后安排张国焘的儿子在广州免费上了医学院，但张国涛却选择了沉默，没再答复党中央。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方面为了解中共历史，约稿张国涛写回忆录，并承诺每月给他2000港币的研究费，从此张国涛再也没提起过回大陆之事。
1968年，张国焘和妻子辗转投奔远在加拿大的儿子，但他的境况也是捉襟见肘，张国焘和妻子住进了加拿大多伦多郊区免费的养老院。
这里不仅住宿环境狭窄逼仄，更让张国焘不能忍受的是多伦多的冬天，寒风刺骨再加上时断时续的供暖条件，1976年79岁的张国焘中风了，右半身偏瘫以致生活不能自理。
随后张国焘被转入多伦多郊区的老人医院，医院的条件也没有好多少，面对寒夜医院也只能给病人发几块毛毯御寒，没想到3年后，张国焘会因为不能抓住御寒的毯子，结束了他极富争议的一生。
1976年9月9日，伟大的毛主席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国家和人民，当张国焘得知这一消息时，也感慨道：“我们的时代结束了。”
没有人知道张国焘说出这8个字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他会不会忏悔他曾经做过的一个个错误的选择。
而面对张国焘做过的一切，党中央包括毛主席本人，一直念在他早年的贡献，一次次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结语：
张国涛叛逃后，毛泽东曾在全党总结大会上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能让枪指挥党，”张国涛以个人的野心向党纪挑战，终不能自容于党。
张国涛是一个被权力欲吞噬的典型反面教材，有能力有野心，但被中国传统习俗腐蚀太深，一代枭雄终成不了领袖。
再次感叹于毛主席博大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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