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的一天,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刘邓两位首长收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阳、樊城、老河口等七座城市.......

收到电报,刘邓两位首长以为此事结束了,谁知道几天后,毛主席又专门因为此事发来一封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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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电报内容,刘邓两位首长陷入了沉思,他们的记忆,似乎又回到了14年前。

毛主席的电报内容是: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押送。

康泽是何人?毛主席为什么要将康泽披枷戴镣押送到华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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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戴笠并称“康戴二公”

在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众所周知,最有名的当属被誉为“特工王”的戴笠,而康泽,就是那个能够和戴笠并称的人。

能够和戴笠并称,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康泽为何能有此殊荣呢?说白了,还是源于老蒋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戴笠能够飞黄腾达,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到底,也是老蒋为他撑腰。

康泽不输于戴笠在老蒋心中的地位,第一个原因,两人同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康泽是第三期,戴笠是第六期,第二个原因,康泽在对红军的“围剿”上,出力比戴笠更多。

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1925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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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1岁的康泽从四川老家来到了广州,寻求救国道路,此时,由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正喜气洋洋地面对社会各界招生,

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的目的,就是为革命培养人才,多说一句,蒋介石之后能够一跃成为国民党的领袖,其实他的底气,就是因为他曾当过黄埔军校的校长。

康泽知道黄埔军校不一般,当即选择投考,不久,在战战兢兢的等待中,康泽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到了放榜那天,康泽急不可待地前去查看,果然,他的名字出现在了黄埔军校的第三批学员录取名单中,

这个好消息,当即震醒了康泽,那个时候,康泽并不知道,当他进入学校后,他的人生,更是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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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泽在老家上学时,自幼聪慧,深得老师的赏识,他能够如此优秀,也是因为他勤学好问,刻苦钻研,到了黄埔后,康泽将自己的这个好习惯带了过来,

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非常看好这些黄埔学员,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自己想要成为国民党的领袖,这些学员,便是他最大的助力。

因而在军校时,蒋介石常常抽出时间,到处巡查,看看有没有值得自己提衔的人。

一天,蒋介石在其他校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教室如同往日一样巡查,那个时候,在教室里安静学习的康泽并没有想到,他会因此走进蒋校长的视野。

康泽是黄埔三期生,蒋介石并不是很熟悉,开口问:“此人是谁?”

旁边的校领导回答:“他叫康泽,是三期学员。”

蒋介石看着康泽认真学习的样子,点了点头,欣慰地说:“是个好学生。”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康泽的人生,迎来了属于他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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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蒋介石亲自点名,要康泽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深造,那个时候,能够被送到中山大学的,都是国共两党的风云人物,譬如我党的邓小平,国民党的蒋经国等人,康泽能够入选其中,可见他在老蒋的心里,是有一定地位的。

康泽并不是一个不知好歹的人,他明白蒋介石的深意,因而到了中山大学后,康泽在学习中一直坚持反共、反苏的立场,与左派学生搞对立,那个时候,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都知道康泽是蒋介石的“铁杆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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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康泽回到国内,他在苏联的表现,让蒋介石深为满意,因而蒋介石也逐渐地对康泽委以重任,要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侍从参谋等职。

这些职务虽然并不高,但是都是国民党的核心部门。

这个时候,尽管康泽深受蒋介石信任,但是这种信任,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直到1932年,这种距离感才被消除,因为这一年,康泽正式担任了国民党一个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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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初,何应钦的秘书刘建群写了一份报告,递给了蒋介石,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他参考意大利的国情,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秘密的团体“蓝衣社”,维护统治。

看完刘建群的报告,蒋介石深为欣赏,亲自召见了刘建群。

在谈话中,蒋介石问了刘建群几个问题,刘建群侃侃而谈,蒋介石很是赞赏,为此,他命令康泽,贺衷寒等人成立筹备委员会,预备成立这个组织。

康泽得到通知,非常卖命,他提议将这个组织取名为“复兴社”,然后又亲自编写了具体的条例和章程。

蒋介石看到后,欣慰地点了点头,康泽大喜,他知道,自己飞黄腾达的日子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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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蒋介石在南京亲自主持成立了“复兴社”当,当时复兴社的创始人有13个人,因而这些人也被称为“十三太保”,这些人员包括胡宗南,戴笠等人,康泽也在其中。

复兴社成立后,主要有三个部门比较重要,分别是戴笠的“特务处”,贺衷寒的“政训处”,以及康泽的“别动队”系统。

“别动队”是由康泽一手成立的,其主要任务就是深入苏区进行反共活动,联合当地的地主土豪对红军已经撤离的地区进行血腥镇压。

康泽的这种做法,也使得他成为了红军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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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康泽率领别动队进驻苏区,他对苏区的百姓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但凡是有一点点带有革命倾向的人,都遭到了他的毒手。

后来,中央苏区覆灭。

几年后,毛主席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说:“苏区覆灭的两大主凶,一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康泽。”

在毛主席的心中,康泽居然能和蒋介石并列,可见康泽的“罪恶”,可谓是滔天大罪。

正是在剿灭苏区的过程中,康泽一度受到了蒋介石最为深层的信任,之后康泽屡屡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甚至在国民党内有人称康泽为蒋介石的“接班人”

康泽越来越膨胀。

有一句话说得好:“上帝让谁灭亡,必先让他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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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抛弃的人,刘伯承强调要活捉

1937年,康泽的老同学,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从苏联回到了国内,康泽得到消息,内心非常惊慌,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这个时候的康泽,并不明白自己的一切,源于蒋介石的提拔,他甚至还想要和蒋经国掰掰手腕。

蒋介石对蒋经国,是非常偏爱的,而他也有将权力交给蒋经国的心,因而康泽的想法,注定会失败。

抗战时期,康泽的职务被蒋介石一一剥夺,到了1945年,蒋介石又通过张治中,强令康泽辞去三青团组织处长之职,派他出国考察。

这时,康泽才幡然醒悟,自己已经完全被蒋介石给抛弃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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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毅然挑起了内战,当时的蒋介石意气风发,不过两年后,随着战争的推进,他变得惶恐起来。

因为这时战场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部队由进攻转为防御,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则是由防御转为了进攻。

1948年,当中原野战军在中原大地与国民党部队中原逐鹿时,蒋介石派康泽担任了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驻襄阳。

康泽虽然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但是他根本没有带军的经验,可蒋介石依然这样做,全因襄阳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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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勋祺

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端,依岘首山而峙,夹汉水而立,跨连荆豫,控扼南北,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

蒋介石派康泽去襄阳,不过是赶驴上架,并不抱很大的希望,康泽也明白这一点,但是他还是答应了,第一个原因,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领袖,上级命令不能拒绝,第二个原因,康泽很清楚,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全因蒋介石,他也必须报恩。

此时,驻扎在襄阳,樊城一带的国民党部队主要是川军。

康泽不会打仗,但是副司令郭勋祺,可是一位好手。

郭勋祺被誉为“川军第一战神”,他曾是刘伯承的部下,当过陈毅的上级,后来还救过陈毅,长征时期,红军在土城打了一个败仗,当时就是败在郭勋祺的手下,

不过时过境迁,此时两军相争,局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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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与政委邓小平商议后,决定派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组织这场战斗,当然了,这场战斗的实际指挥人,却是时任中野第六纵队司令员的王近山。

不过,在王近山前往前线时,刘邓两位首长特地召见,他们强调,对于康泽,一定要活捉,不能打死。

1948年7月2日,襄樊战役爆发,由于解放军突进太快,敌人守军没打多久就弃城而逃,在王近山的指挥下,六纵很快扫清襄阳外围地区,兵临城下。

襄阳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易守难攻,王近山一改传统战法,决定先夺取城西屏障琵琶山、真武山和西门外的铁佛寺,开辟出一个新的战场,然后从西门进行突击。

那么,该派谁来“劈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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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近山麾下有“三只虎”,分别是尤太忠,李德生,肖永银。

俗话说得好:“强将手下无弱兵”,王近山被视为悍将,他的麾下,自然都是猛将,选来选去,王近山最终是选中了时任17旅旅长李德生。

李德生接受任务,即刻前往琵琶山,经过侦察,李德生率部发动猛攻,15分钟后,琵琶山被我军攻克,遗憾的是,在此战中,时任17旅49团团长的苟在合不幸踩到地雷牺牲。

一天后,李德生再次率部向真武山发动进攻,敌人尽管顽强抵抗,但是依然未能挡住解放军队伍,一个小时后,战斗结束。

之后,李德生再次率部来到铁佛寺,胜利攻克,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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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佛寺被攻克,襄阳西门大开,解放军一拥而入,此时的康泽可谓是回天无力,只能哀叹,1948年7月16日,解放军攻克康泽的“绥靖司令部”,却是没有发现康泽的人影。

经过战士们的仔细搜索,才看到康泽是装死躺在了死人堆。

蒋介石得知襄阳城破,自信地说:“我所知道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像张灵甫那样壮烈成仁。”

而事实上,康泽却是成为了我军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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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司令部召见了康泽,刘伯承说:“希望你好好学习,认罪服罪,争取人民对你的宽大处理。”

康泽连连低头:“我有罪,我有罪。”

襄阳战役结束,中央军委给中原野战军发来了嘉奖电,与此同时,毛主席要求将康泽枷戴镣押送到华北,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刻进行准备。

随后,康泽被送到华北。

新中国成立后,康泽被安排在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康泽对红军,对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住进管理所后,连康泽自己都不认为还能活着出去,可是毛主席的一次讲话,让他受到了极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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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谈到:“……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

康泽得知后,泪流满面,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此后,他安心改造,于1963年被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