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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隆德运动爆发的原因，在于十七世纪上半叶法国王室政府对司法系统权益的侵蚀。就反抗高等法院而言，多是受王室政府惩戒性侵犯最多的法院。事实上，地方高等法院的反抗与经济利益受损密切相关。
1640年代初,国王分别在鲁昂和艾克斯设立季度法庭,分蚀原高等法院的权益;且拖欠官员薪酬，提高官职税税率，损害法官们的经济利益，以惩戒它们在早些地方叛乱中的镇压不力。
在1630年代，鲁昂高等法院平均每年新增三个新官职，至40年代，平均每年新增十个职位，此外王室政府在1648年和1649年拖欠部分月份的薪酬。
艾克斯的法官们也是怨声载道，在1641年，王室在艾克斯高等法院内新增由十四名法官组成的诉状审理庭，在1647年新增季度法庭，原法官的收入、权威、名誉大打折扣因而恼怒不已。
王室甚至出于财政需要，打算在普罗旺斯省设立地方法庭，因艾克斯高等法院的强烈抵制而未能如愿;在1638、1631、1639和1648年王室政府也未完全支付法官的薪酬。
在波尔多，王室设立税务法庭自1629年来，地方财政法令均在税务法庭注册，高等法院无权履行对法令的评议权，也无法凭借这一权限进行抗税斗争。此外还在吉耶纳的四个市镇(R)设立地方法庭。在福隆德运动中，这三大法院均要求取缔新增法庭和官职。
巴黎的对立也十分尖锐。诸多巴黎高等法院法官在1630年代因反对黎塞留创设军工庭、新增官职以及政府财政法令，而被停职流放。1640年诉状审理庭和调查庭法官均被闲置。
因此，圣路易院的二十七条改革，也关照了其自身利益，如撤销未经巴黎法庭注册的机构、官职及法令，限制王室肆意审判、囚禁官员的行为等。现实利益也是影响运动中法官立场的直接因素。
1648年中的国家改革，巴黎高等法院关于国家借贷的争论十分激烈。一些官员深深地卷入到国家借贷中，要么是通过亲戚关系作出了实际的预付款，要么他们放款给处理国家债务的人员。
许多官员从这种放款投资中获得了一定的回报。然而激进派官员指责这些官僚是伪装的包税人。为了避免难堪，莫莱要求所有国家债权人离开高等法院直到争论结束。许多法官因此未能就这一议题投票。
圣路易院改革的一个亮点在于削减赋税。法官们为民众福祉奔走呼号的表象后面，也有深层次的经济原因，因为部分法官是领主，为其领地内的农民而抗税也意味着自身的经济利益得到保障。
在巴黎之围中，随着经济封锁的持续，以及赋税摊派所造成的双重经济压力，法官的斗志逐渐瓦解，在4月与王室达成协议。各法庭走向反抗是由于其整体利益受损。而在法庭内部，并非所有法官都一致就所有议题抗议王室政府。
政治信念
部分法官对高等法院的责任感深深根植于政治信念中。他们往往坚定地捍卫高等法院传统职能，在王室面前捍卫高等法院的完整;尝试协调内部分歧，促成高等法院有限的团结。
梅尼尔因其慷慨激昂的演说，捍卫高等法院利益，也影响其他高等法院官员的态度。莫莱一方面维持着高等法院内部有限的统一，他深知为国王服务，就不能失去对他同僚法官们的控制，因此一直与激进派同僚周旋。
另一方面在面对摄政政府时，梅尼尔竭力维护高等法院的完整和权益，因为他坚信“国王只有不违背臣民利益时，才能在法兰西生生不息”。他强调，法庭有义务在国王活着摄政采取可能导致反叛的行动时提出建议。
在安妮和马扎然面前，莫莱且毫不妥协地捍卫巴黎高等法院的整体立场，在1648年6月16号巴黎高等法院前往王宫。
就圣路易院联合问题与王室对抗时，面对摄政对激进派的指控，莫莱代表高等法院对摄政明确表示：“巴黎高等法院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其全体成员要么是王家子民，要么都是是国王的敌人”,表明高等法院全体一致共进退的态度，赢得法官们热烈欢呼。
巴黎之围中，莱尔凭借其影响力联合同僚，领导1649年的巴黎高等法院的坚守，在三月将私人财产用于守卫士兵薪酬的支付。
相较于塔隆一味捍卫王室利益，莫莱立场则是职能利益和政治理念尤其是对高等法院的责任感，相互交织的结果，既反对过激的反抗行为，同时也要求改革，维护高等法院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从而具有既斗争又保守的两面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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