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金传》，[英]汉弗莱·卡彭特著，牧冬译，戴故秋校，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500页，118.00元
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
钱锺书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托尔金如果听到这话，恐怕会深表赞同。
身为最知名的畅销小说《魔戒》的作者、现代奇幻文学的奠基人，托尔金生前一直反对为自己作传，他认为真正值得记录的只有他的作品，自己的生活与作品并无直接关系，也不重要。他说：“我并不愿写传记，因为这与我本性相悖，我渴望倾诉的最深感受，已写入神话传说。”他认为，只有自己笔下的“次创造”中洲世界是最真实的，哪怕是当下的全球大事都相对无足轻重，更别提不足为外人道的私人琐事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卡彭特还要写、我们还要读这本托尔金的个人传记？
汉弗莱·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在写作之初，一一拜访托尔金的子女，请求他们允许自己为托尔金作传。他声明的理由是：如果不让我这个熟悉托尔金的人写传记，只怕还有更差劲的来写，对大家造成误导。这也是长期与托尔金合作的出版社社长雷纳·昂温（Rayner Unwin）担心的事情。事实上，托尔金生前已有一些对他生平的评论和记录问世，有些根本是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如果任由其传播开来，只怕会流毒无穷。
我们也看到，这种关于托尔金的“歪读”，乃至“六经注我”式的解读一直不鲜见。《魔戒》出版后，就有人强行解读为对冷战的寓言，后来又有人解读为对工业文明的全盘否定，更多的人认为这就是新时代的宗教布道书。近年来排外主义甚嚣尘上，甚至有人把阿拉贡向索隆大军冲锋的画面，用在反对移民的宣传海报上。在意大利举办的托尔金展览的开幕仪式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作了致辞，作为极右翼代表的她将《魔戒》奉为经典，正因为右翼认为书中那些霍比特人象征着“普罗大众”，在积极对抗外来移民、外来文化那些“黑暗势力”。而这些，都与托尔金的创作本意南辕北辙。
梅洛尼参观托尔金展
是的，我们必须撇清误解，了解最真实的托尔金。那么，为什么不能直接读他的作品，非要读他的传记呢？
当然，了解作者生平，一直是深入理解其创作意图的重要手段。但我认为，关于托尔金开创的奇幻文学门类，了解作者生平格外重要。
奇幻文学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生造出一个与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架空世界——亦即托尔金所说的“次创造”。这个世界并非完全天马行空，有一套自成逻辑的运行规则，还有相对能自圆其说的繁复设定。这一切都是为了一点：读者的沉浸感。
相信很多人都对彼得·杰克逊《魔戒》电影中的一幕记忆犹新：米纳斯提利斯遭遇敌军来袭，向盟友洛汗求救。在雄壮的配乐中，白色山脉上的一个个烽火台被点燃，仿佛整座山脉正在苏醒，被迫迎来自己的战斗。我们忽然意识到，《魔戒》中最重要的主角不是阿拉贡，不是弗罗多，而是这片中洲大地本身，它有自己的生命。托尔金为每座山头、每条河流、每座城池起了不同的名字，背后有着数不清的故事传说，体现出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喜欢托尔金作品的读者，甚至不觉得在读一本小说。我们就像历史爱好者，来到一个陌生的仙境，先是迷醉于其中的风景和造物，随即忍不住要研究遗迹背后的历史，发掘地下埋藏的文物和宝藏。这个名字背后还有没有其他故事？这个设定有没有更多含义？一切问题追根溯源，最终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次创造”的缔造者托尔金。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这样一本书：从中可以看到，在这个架空世界、这棵参天大树诞生的第一天起，托尔金是如何埋下种子、撒上水、盖上土的。
“一些细节上不准确……依然未被超越”
这本《托尔金传》是至今唯一一部由托尔金遗产基金会授权发行的官方传记作品。托尔金文学遗产执行人、最了解托尔金及其作品的克里斯托弗·托尔金（Christopher Tolkien），对本书严格把关，逐字逐句加以修改。而这本著作的独特之处还不止于此——作者卡彭特实在占尽了天时地利（当然，他自己的努力和天赋也很重要，他用了十八个月准备材料和撰写书稿，每天工作八至十个小时，有时一周工作六到七天，制作了几千份卡片）。这是一本成稿于1976年、初次发行于1977年的著作。当时很多托尔金的亲朋好友尚且健在，提供了大量关于他的一手回忆材料。而卡彭特的身份也不一般，他因为制作《霍比特人》儿童剧，与托尔金一家结下了友谊。正如他劝说托尔金家人接受自己为传记作者时所说的，“我对你父亲有点了解，而且我了解牛津，了解他生活的环境”。言下之意是：我是自己人，我写出来的传记不会让托尔金变得面目全非。这个理由显然打动了托尔金子女，卡彭特获得了前无古人、可能也是后无来者的一项特权：可以阅读关于托尔金及其家人的所有材料，哪怕最私密的部分也不例外。
这就让这本《托尔金传》获得了某种“原典”的地位。即便过去将近五十年，很多内容依然只有在本书中才能见到。我们看到几乎大多数涉及托尔金的传记著作和文章都会引用此书、讨论此书，甚至修正此书中的记录和观点。但无论此后的传记研究如何另辟蹊径，这本书依然是绕不开的一座大山。斯卡尔和哈蒙德（Scull & Hammond）编撰的《J.R.R.托尔金：参考与导读》（J.R.R. Tolkien: Companion and Guide）里，收入了篇幅浩大的“年谱”（Chronology），逐年详细记录精确到某一天的托尔金事迹，但有大量内容（特别是早期）依然是直接摘录卡彭特的传记。两位编者在评价这本传记记录的某条资料时说，关于其真实性和来源，我们也没有彻底搞清，但鉴于卡彭特可以看到托尔金的所有材料，就姑且以此为准吧！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卡彭特在托尔金去世后三年内就开始创作，由此获得了珍贵的原材料。但此书出版距今已近半个世纪，关于托尔金生平和作品的研究早已今非昔比。托尔金研究专家汤姆·希比（Tom Shippey）在2001年末为英国《卫报》推荐了十本托尔金读物，卡彭特的传记名列榜首，受到赞誉，但希比也说，这本书还“不完善”。在《〈霍比特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Hobbit）一书的参考文献中，约翰·雷特里夫（John Rateliff）为卡彭特《托尔金传》条目偷偷加上了一句个人评价：“官方传记。一些细节上不准确，但过了三十年，在回顾托尔金一生这方面，依然未被超越。”
“不完善”“不准确”，都没说错。所以，在此书出版之后，诸多托尔金研究者尽己所能，加以补充完善。
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克里斯托弗·托尔金。他用了几乎半辈子潜心整理研究父亲的手稿，编撰而成的《中洲历史》（The History of Middle-earth）与《精灵宝钻》（The Silmarillion）等书甚至可以说推翻了对托尔金创作的既有认知，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还协助卡彭特完成了《托尔金书信集》的编辑，协助雷特里夫完成了《〈霍比特人〉的历史》的撰写，这都是了解托尔金生平与创作的重要书籍。这本传记经过克里斯托弗严格把关，错误很少，但涉及托尔金创作《霍比特人》《魔戒》的历程时，却犯了不少错。严格说来，这不是卡彭特的错，而是因为克里斯托弗、雷特里夫尚未开始他们的研究。克里斯托弗还在其他著作的前言里指出了传记的相关错误，可算是传记最热心的“纠错人”。克里斯托弗能取得如此成绩，远非托尔金之子这个身份所能解释。托尔金形容他“倔强、自律，很像我”，真是知子莫若父。克里斯托弗抛弃牛津的教职，待在法国乡下几十年，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参与公开活动，也几乎不回复爱好者来信（和父亲形成鲜明反差），只做整理父亲遗著这一件事。据他人回忆，克里斯托弗编辑《中洲历史》最后一卷《中洲之民》（The People of the Middle-earth）时已七十多岁，仍然每天工作九至十个小时，不啻一位当代的隐修士，在他的缮写室中向我们徐徐展开中洲的宏伟画卷。
书房中的克里斯托弗·托尔金
斯卡尔和哈蒙德夫妇对托尔金的生平研究也厥功至伟。上面提到的三大本《托尔金：参考与导读》，简直可以看作对卡彭特《托尔金传》的“最强注释”，他们编撰的《托尔金：艺术家与插画家》（J.R.R. Tolkien: Artist and Illustrator），也可以视为配合传记阅读的最佳绘图集，详细考订了托尔金画作与其生平、创作的关系。他们对资料的搜集之广泛、梳理之细致、考证之严谨，真是让人望洋兴叹，托尔金研究做到这种程度，几乎是至矣尽矣。作为《托尔金传》的译者，我愿向这对夫妇致以深切的敬意。
其他托尔金学者也做了深入的研究。约翰·加思发掘了托尔金青年时代的大量资料。汤姆·希比结合词源学研究，让我们更加认识到托尔金作品与他生活的联系。韦尔琳·弗利格对他文本的解读颇具洞见。卡彭特传记带给了我们“托尔金生活在男性同伴之中”这样的刻板印象，有些著作甚至试图修正这些内容，还以一个更为复杂和全面的托尔金形象。
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这些精彩的研究。但我深刻感受到，卡彭特的传记如同一道经典名菜宫保鸡丁，在菜谱不断被传抄的过程中，历代大厨均对其有所改进，使之花样繁多、美味可口。如果我还是把原来那道菜不加改进端上来，只怕读者立马就要拍桌子抗议。但我如果太过添油加醋，将其变成充满译者个人色彩的“创新融合菜”（或者如托尔金所说，“编辑路过的痕迹”太重了）甚至另一道菜“左宗棠鸡”，读者也要说这是挂羊头卖狗肉了。所以，我一方面冒“译者痕迹太重”之大不韪，添加了大量注释，利用各种原始资料、学者研究，对这部传记做出补充乃至修正，另一方面也尽可能筛选、控制注释内容，让注释严格围绕帮助理解本书、帮助理解托尔金本人及其作品而展开。我无意让注释成为枯燥的专业论文或猎奇的八卦小报，尽量在可读性和专业性之间做平衡。
以英格兰文化的异客自居的托尔金
事实上，本书注释除了挑错以外，还侧重于展现三个主题，也就是托尔金作为身处二十世纪新旧思潮碰撞之际、身处现实与幻想激荡之中的作家，让大家感到迷惑、反复争鸣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乎托尔金的身份：他是“外侨”（uitlander），还是纯正的“英格兰人”？
容易被人忽略的是，托尔金在他所处的环境中，多少总是扮演“少数派”“外来者”的形象。托尔金自己也曾说：“我生于奥兰治自由邦，其实对于英格兰和英国文化总感觉是个异客。”
他出生在与英格兰远隔万里的南非奥兰治自由邦，在当地布尔人眼里，他和他父母属于一小撮“外侨”，身处英国殖民者的孤岛之上。可能他也没忘却自己殖民者子女的身份，一战爆发前就参加了军事训练，加入的正是只对生于殖民地的人开放的军营。他年轻时还为布尔战争辩护，虽然后来转变了观念。
父母与托尔金
童年时回到伯明翰，托尔金和母亲（还有弟弟）是新教大家庭中仅有的天主教徒。大多数家人排斥他的母亲，想转变他的信仰，他和母亲被迫过上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的生活。
进了牛津大学，他是当时这个富人和贵族俱乐部里不多的穷学生之一。其父亚瑟当年在南非投资矿产，此后定期获得收益，这简直成了托尔金的救命稻草，其母以之支付孩子们的生活费。托尔金结婚前靦颜去找弗朗西斯神父，就是求他把这笔投资划在自己名下，他把投资的最后一笔收益用以支付妻子生下大儿子的医护费用。在T.C.B.S.（即The Tea Club, Barrovian Society，一译“茶社和巴罗社团”）中，他也是最穷的那个，因此也入伍最晚，侥幸逃过了索姆河战役中最为惨烈的阶段，这也是他在索姆河“绞肉机”中捡回一条命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在圣公会背景的牛津大学中，他也是不多的天主教徒，虽然当时牛津的宗教氛围已经没那么浓厚，但他选择了埃克塞特学院（这个学院当时对天主教徒的氛围相对宽容）、选择去圣阿洛伊修斯天主教堂、选择葬在伍尔弗科特公墓——这是他几乎唯一能做出的选择。
即使成为教授，托尔金也是众多一心只做学问的学者中，少数有志于小说创作的人，这在当时被认为不务正业，他也颇为忌讳。正因如此，他才和另一位同样“不务正业”的教授C.S.刘易斯惺惺相惜。他最骄傲的是被牛津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而且是基于对语文学的贡献，虽然这门学科正在被语言学所取代——说到底，他可能还是对自己的“外侨”处境耿耿于怀。
但这可能和我们对托尔金的印象不符。托尔金说过，愿将他的中洲神话献给自己的祖国——英格兰（有趣的是，他却反感“大不列颠”这个名字，甚至对英联邦表示作呕。他对“帝国”有着本能的反感，曾说自己若是生活在罗马帝国时代，会憎恨这个帝国，同时依然是个爱国的罗马公民，也会更乐意做个自由的高卢人，或看到迦太基人的优点）。他在《霍比特人》《魔戒》中描绘的霍比特村背后的英国田园风情，他对古英语的研究，甚至对“英国美食”的偏好，都透露出对英格兰的热爱。这势必涉及一个看似与中洲世界无关的问题：他对英国及其现实政治，是怎么理解的？
翻阅托尔金在爱德华国王学校的辩论记录，以及他的书信，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他虽然主张新闻时事都是不重要的，他自己却高度关注、深入探讨了很多内容。托尔金所处的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从国外看，大英帝国在布尔战争后开始走下坡路，托尔金感受到的更多是帝国的余晖，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萧条的经济状况中，大众舆论环境严重恶化，民族主义，尤其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甚至占领了舆论主战场；从国内看，工业革命的辉煌正在淡去，传统的贵族社会正在没落，一个更加纷杂也更平民化的现代社会正在到来。
而这些，正巧托尔金都是亲历者。
他出生在两次布尔战争之间，父亲事业腾飞及投资矿产、母亲倍感孤独的背后，是大英帝国最后一次扩张以及带来的殖民者与布尔人的紧张关系。当我们看到托尔金在伯明翰的煤车上学习威尔士地名，看到他对这里的工厂烟囱多么厌恶时，无意间也会发现，来自威尔士的繁忙煤车上、那些地名中包含的“煤炭”“木材”含义，暗示着威尔士作为工业原材料基地的悠久历史，以及伯明翰作为传统工业城市曾经的辉煌。即便当时的爱德华国王学校和牛津大学，其中的学子也并非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直面时代的变迁。包括托尔金在内，中学学生们在辩论会上激烈讨论当时的内政外交；考试制度的改革让导师（教授）这一群体站上了大学舞台中央，大家开始推行更侧重考试成绩的小班化教学和更便于学生学习的课纲（这两项，托尔金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牛津开始越来越不是贵族子弟的专属，递交名片的繁文缛节、与镇民的冲突等传统因素虽然还在，但即将成为历史。这本书不仅是托尔金个人的传记，也是一幅维多利亚末期的英国社会风情长卷。
托尔金对此有何认识？似乎他并不全然认同这些变化，他的思想有些守旧。他在信里自陈并非民主派，卡彭特也说他属于“右翼”（托尔金在西班牙内战时是站在弗朗哥一边的，和支持左翼的刘易斯截然对立，但他主要是出于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当时首相丘吉尔也在演说中支持弗朗哥），对现代政治的大众参与颇有微词，这可能要让那些对他狂热崇拜的嬉皮士大失所望了。他还在信里说自己“越来越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不过，可别有什么误解，托尔金脑中的无政府主义有君主和国家的存在。他笔下的夏尔就是最好的诠释：一个自给自足、无为而治的小市镇，比起管理市政，市长（山姆）似乎对生孩子、做园艺更感兴趣。国王（阿拉贡）甚至都不踏入镇子一步，他是神在人间的象征，更多用权威而非权力（后者是托尔金深恶痛绝的）在统治国家，用“王者之手即医者之手”的国王神迹带给人们信心和力量。这是理想化了的维多利亚乡村，甚至带着中世纪的色彩。托尔金的政治理念似乎与当时狂飙猛进的政治社会思潮格格不入，也难以适应工业化带来的变迁。从表面上看，他似乎退回到了自己的精神“霍比屯”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但正如陶渊明在“归去来兮”的田园牧歌之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托尔金这位英格兰的“陶渊明”，也会愤而用言辞乃至实际行动投身于支持正义的事业中。在他的青年时代，妇女参政论者运动在英国风起云涌，这是一个以激进行动主张妇女选举权的团体，被很多人视为罪犯、疯子，托尔金却在爱德华国王学校的辩论赛中为她们巧妙辩护，还将其作为正面角色写进了自己私下创作的剧本。他成为教授之后有了很多女学生，他一直鼓励她们追求自己的梦想，也支持自己的女儿受教育、读大学，将她与儿子们一视同仁。这在上世纪前半叶并不多见。一直以来有人批评《魔戒》中女性角色太少，进而质疑他对待女性的立场。基于前述事实，我们或许可以推论：女性角色的多少与托尔金的立场并无直接关系。而伊奥温这个果敢鲜明的人物，虽然来自于北欧神话中盾女的形象，却也表明托尔金起码不反感女性逃出家庭的囚笼，像男人一样在沙场上建功立业。
托尔金在妇女参政论者纵火后的仓库围观
他更为强烈、集中的立场，体现在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上。托尔金出生于布尔人等西方人欺压当地黑人的奥兰治自由邦，从小就感受到了种族主义的氛围。他母亲对黑人的处境颇为同情，甚至对小托尔金说，有色人种受到的待遇，一直让前来的英国人感到惊恐。耳濡目染之下，托尔金一直关注南非的种族矛盾，在退休演讲中还提到自己“对种族隔离恨之入骨”。
而对反犹主义，他同样不吝批判之词。反犹主义在当时非但不是过街老鼠，还是历史悠久、从上到下都信之不疑的某种“主流舆论”。就在托尔金来到利兹的三年前，这里发生过非常严重的排犹暴动，天天看报的托尔金不可能不有所耳闻。但是当纳粹德国的出版社想出版他的《霍比特人》，来信询问他是否有雅利安血统时，他表达了最强烈的愤慨。他向着正欲将犹太人除之而后快的德国人说：我很遗憾和这个优秀的民族攀不上亲戚。纳粹德国以雅利安后裔自豪，托尔金却说：雅利安这个词不过是指印度伊朗语系罢了，其中就有（你们最歧视的）吉普赛人。他痛恨希特勒歪曲败坏了自己最热爱的北方文化和精神，将其作为煽动种族主义的工具。他的声明，对现在一些质疑托尔金是种族主义者的人也同样适用：“如果让人误会我赞同这种极其恶毒和反科学的种族学说，我深表遗憾。”他在年轻时给怀斯曼的信件中，更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我并不是要为“德意志高于一切”辩护，但我一定会为“一切为了挪威”辩护。他解释自己理解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欺凌其他民族，而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我实现。他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写一部真正属于英格兰的、体现高尚文明的神话史诗。而在他的史诗《魔戒》中，不同种族的人捐弃前嫌，联合起来结成了同盟（fellowship），才能最终战胜不可一世的黑暗势力，取得胜利。
他守卫的，一直是那个文化上的“家园”，而非充满权力和偏见的现实政治。
而在这些言谈行动中，我们也能看到，托尔金似乎又一直在扮演“少数派”的角色。他在现代大众政治高歌猛进时，批判其负面影响，希望回到“鸡犬相闻”的传统中；他在多数人还认为“政治、高等教育是男人的游戏”时，为女性辩护、声援；他在种族主义甚嚣尘上时，向反犹主义的中心说不。他似乎还是那个有点格格不入的“外侨”，却也是坚定的精神家园守卫者。
以中洲世界人物自况的托尔金
第二个问题，关乎托尔金的个性：像“贝伦”“法拉米尔”，还是更像其他角色？
托尔金喜欢自况为中洲世界里的人物。比如，按照他的遗愿，在其墓碑上刻下了“托尔金……贝伦”“伊迪丝……露西恩”的字样，无疑他自诩为深情的贝伦，愿意为了爱人露西恩勇闯魔王老巢、甘愿断手终身。但读了传记中的内容，只怕会大跌眼镜。原来王子和公主“幸福生活在一起”后，各种烦恼和问题才刚刚开始，原来贝伦和露西恩住在托尔嘉兰后，生活中也不乏争吵、矛盾。难能可贵的是，卡彭特秉笔直书，并没有文过饰非，简直是用放大镜在观察托尔金的私人生活，将他们夫妻间最深层的矛盾毫不避讳地写了出来。我们看到，他们夫妻并没有多少思想上的共鸣（和赖特教授夫妇形成对比），交友喜好也彼此格格不入，因此只能彼此有所忍让。我们更可以看到，伊迪丝远非那个热爱自由、敢闯敌巢的露西恩，她甚至在牛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成天卧床养病。但我们不必操心他们的感情，他们深爱彼此，恒久不变。究其原因，就像托尔金所说，他和伊迪丝像是经历过一场可怕的船难之后，搁浅在海滩上的两个人，妻子是陪伴你的难友，而非指引你的明灯。他和妻子都幼年失去双亲，靠着互相扶持，才没有陷入绝望的深渊，才敢于一起站在死亡面前，享受转瞬即逝的生活朝露。托尔金的回忆非常动人：“仿佛我们永远能在林间空地相会（尤其我独处的时候），经常手挽着手悠然漫步，以此逃避死亡迫近的阴影，直到终有一天它将我们分开。”对托尔金而言，伊迪丝就是以优美音乐帮助他走出童年阴霾的缇努维尔，这已经超出了所谓精神伴侣的层面，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他对妻子的爱，全寄托在了为妻子创造的角色名字中：露西恩，就是“朋友”与“释放、自由”的意思，而英语中“朋友”（friend）和“自由”（free）都有同样的词源“去爱”。正是露西恩/伊迪丝的友谊与爱，带给了托尔金自由。而现实中的贝伦也从未忘记露西恩的幸福，带她逃出了牛津这个高楼（也因此失去了学界社交“这只手”），来到了他们的托尔嘉兰——伯恩茅斯，让露西恩在幸福的晚年中离开人世。
晚年的托尔金夫妇
托尔金还曾自许为高贵慷慨、真挚待人的法拉米尔。小说中的法拉米尔面对魔戒这个人人渴求的宝物，面对可以得到父亲肯定的诱惑，依然不为所动，慷慨好义地帮助弗罗多继续远赴末日火山之路。托尔金在给别人的书信中提到，《魔戒》中他最像法拉米尔，除了没有后者那样的勇气。法拉米尔对朋友善良忠诚，托尔金非常看重这点：吃饭时，他是买单最主动的那个，聊天时，他是最幽默的那个，甚至对刚认识的陌生人，他也不乏善意，从饱学鸿儒到贩夫走卒，交到了无数朋友。他让相交相知多年的雷纳·昂温直接称呼自己的教名“罗纳德”，深情地对对方说：“我们的关系就像洛汗和刚铎，而你也知道，对我来说将永远坚守埃奥尔之誓，我也会继续仰赖和感激米纳斯提利斯的智慧与守礼。”一语道出他心中朋友关系的典范。
但对待其他同样亲密的朋友，他似乎并不总是理性而包容的。这里说的就是C.S.刘易斯。
刘易斯提名《魔戒》参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信件
刘易斯对托尔金巅峰时期的小说创作，尤其对《魔戒》的诞生，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雷纳·昂温也提到，托尔金容易深陷细节，甚至认识不到作品还没完成，需要有人鞭策、鼓励他。雷纳自己和手下的编辑倥偬忙碌、水平有限；托尔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虽然是个很好的读者，也只能提出细节上的建议，达不到父亲这样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文字水平。《魔戒》的助产士角色就是由刘易斯扮演的。他和托尔金深入探讨了这部小说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卓有见识的鼓励和批评意见，对托尔金这个沉迷于描绘“树叶”般细节的“尼葛”说：托托，继续！托尔金后来谈及于此：“我欠刘易斯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影响’，而是对我纯粹的鼓励鞭策。很长时间以来，他是我唯一的听众。只有从他那里，我才知道我的‘东西’并不只是私人爱好。”
刘易斯在《魔戒》出版后，成了最积极宣传的那个人。注释中选译了他写的书评介绍，可以看到不仅文字生动，而且对作品有非常深厚的了解，几乎一针见血地点破各种疑问和要点。这是刘易斯文学才华的体现，也是他与托尔金智识激荡、理念共鸣和深厚友谊的实证。
可惜，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关于这二人的交恶有聊不完的话题，事实上卡彭特也做了自己的猜测，在书中给了或明或暗的解读。幼年丧母对托尔金的影响刻骨铭心，他在朋友面前欢声笑语、言谈无忌，在孩子面前体贴入微、活泼有趣，但是私底下，他很容易陷入绝望悲观的情绪。幼年时，爸爸就走了，妈妈也走了，自己的生活居无定所，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谁知道哪天还会失去些什么？可能正因如此，托尔金将刘易斯引为最亲密的知己后，却觉得对方似乎越来越像是要远离自己（可能正是这一点让刘易斯无法理解，他在《四种爱》中对友谊做了过于理想化的阐发）：他更喜欢威廉斯的写作风格了，他写起了我最反感的寓言，他加入了新教而非我的天主教，他娶了个我完全无法认同的妻子。罢了罢了！虽然我们还在小鸟与小儿（托尔金与刘易斯等人常去的酒吧“老鹰与小孩”的昵称）喝酒，但他不再是他了！事实上我已经失去他了！
这就是托尔金最私人的一面，他爱之深，也怨之切，并不会恪守什么中庸之道。有些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托尔金要将费艾诺这样一位性格激烈乃至偏激的人物，选为定下《精灵宝钻》故事缘起的首要角色，为什么要将最重要的精灵字母定名为费艾诺字母。但通过阅读这本传记，多多少少能感受到内心最深处的那个托尔金，与费艾诺似乎有些相似之处。而且承认吧，大家不就喜欢这样的人物吗？“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他也许活得比我们多数人真实多了。
以作品来思考死亡与不死的托尔金
第三个问题，关乎托尔金的创作：“只是个单纯的故事”，或者并不是？
托尔金的个性也反映到了他的创作中，可以说是完美主义，也可以说是对自己作品的无限热爱。
卡彭特说，不存在两个托尔金，一个是学者一个是作家，他们是同一个人。的确如此。我们很难看到另一本《魔戒》这样的小说，在附录里列出小说人物的语言、历史乃至历法风俗，简直像关于中洲和霍比特人的学术研究。我们也惊讶地发现托尔金的学术研究并不枯燥，他把文学批评比喻成造房子，把西米德兰兹方言比喻成乡绅，把当下的学术体系比喻成塞香肠，还曾把创作民俗传说比喻成煮汤。他简直把小说写成了论文，论文写成了小说。因为在他眼里这两者根本就是一件事，都是激发他创造力、给他带来快乐的源泉，而他也一直相信阅读文学作品是引发研究兴趣的不二法门。同时在这两者背后，是同一股力量推动着他的创作：对母亲、对家园、对背后的西米德兰兹及其语言的热爱。他论《卡勒瓦拉》的论文，简直可以看成守护北欧神话传统的檄文，《英语与威尔士语》（The English and Welsh）则是他对母语和威尔士语的深情告白。他还是那个热爱英格兰家乡的托尔金，还是那个用情至深的托尔金，始终如一。
那么，现实中托尔金的感受、观点，有没有融入托尔金的创作中呢？他本人多半会反对这点。他的朋友乔治·塞耶（George Sayer）曾回忆，托尔金极其反对将他的书视为基督教宣传册之类的言论，他说：“你知道，我从未想过这些，我想我只是在写一个单纯的故事。”但塞耶补充说，托尔金也逐渐开始相信人们告诉他的一些事情，认识到虽然他并非有意，却切实在小说中写进了“神圣的真理”。
他对现实家园、对年幼丧母的感受，就融入了他的创作中。那就是《魔戒》乃至整个中洲神话中的两大关键词：机械（machine）和死亡。
有人会把巫师萨茹曼和他在艾森加德的庞大基地视为工业革命的象征，更把他大肆砍伐树林、招致树之牧者恩特们反攻并摧毁艾森加德，视为自然对工业文明破坏环境的报复。更有人因此延伸开去，结合卡彭特传记中的内容，认为托尔金根本就是全盘反对现代化。的确，他讨厌火车，讨厌飞机，几乎不怎么用家用电器（这是一辈子朴素勤俭导致的，晚年他很乐意住在伯恩茅斯中央供暖的房子里，也乐于把火炉换成电暖炉，还爱在电视上看网球赛），喜欢没有机械化耕作的田野，认识到汽车和公路会破坏环境后，就不再买车开车，但这并不意味着托尔金就是个阿米绪人。我们别忘了，他最眷恋的萨尔霍磨坊，早已装上了象征工业革命的蒸汽机设备，但他对此并无反感。他反感的，是现代化带来的那些负面因素，尤其那些试图控制个人、破坏个人自由、将人们异化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现代化中的机械。他儿子克里斯托弗在接受采访时对此有非常清晰的评价：
我父亲不止一次提到，《魔戒》的一个潜在主题就是“机械”。但这里想表达的不是这个词的直观含义，不是火车、汽车或飞机，而是代指一些取代了人类自身天赋才能发展的手段。“机械”就是一种错误的手段，它意味着压迫、支配，尤其对我父亲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对不同想法、意志的压迫。他发现，这正是现代世界的本质特征。
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托尔金感受到的太多了。首当其冲的，就是他所眷恋的西米德兰兹（包括萨尔霍乃至牛津乡村）的环境。而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他，更是对现代化抱持悲观态度。现代化战争工具的第一个代表——坦克，一战时投入了索姆河战役，当时的托尔金多少应该有所耳闻，《刚多林的陷落》（The Fall of the Gondolin）里，他笔下魔王大军所用的古怪器械，灵感可能就来自于此。他在军营中见识了现代社会的“官僚体系”，对此深恶痛绝，骂道：“组织里人类的愚蠢会无限放大！”他说二战让每个人变得更贫穷，让很多人丧失亲人或肢体残缺，让数百万计的人死去，只有一件东西胜利了：机械。而他对结束二战的原子弹本身也颇为反感，认为这是“疯子物理学家彻头彻尾的愚行……冷酷地想要毁灭世界！”1958年的荷兰之行时，他仍对这些可怕的军事科技耿耿于怀，在演说中斥责发明它们的科学家是萨茹曼的孝子贤孙，说他们用残害万物的方式来了解万物。
托尔金在荷兰的霍比特晚宴上发表演讲
当然，托尔金坚决否认《魔戒》是关于原子弹之类现实问题的寓言，但他的这些态度，却或多或少吸纳进了他的小说和神话中。这里必须厘清一个概念，虽然我们都认为托尔金笔下是一个充满魔法的奇幻世界，但他理解的“魔法”和我们颇为不同。在他看来，自己创造了一个充满精灵、矮人、奥克的“仙境”，精灵与天地同寿（除非死于刀剑），他们所在的地方时间流逝比人间快得多，他们的作品也比人类更加完美，但这些都是他们天生的技艺，是源于自然力量的一部分，他们是顺势而为，是道法自然，而非刻意为之。在他眼里，这是“艺术”，是艺术的最高形式。而我们理解的魔法，用常理难以解释的力量试图控制万物、粗暴地改造万物，这恰是“机械”的体现，他笔下那些试图追求“机械”般奇技淫巧的角色，几乎无一例外都迎来了悲惨的结局。
但“机械”并非《魔戒》真正的主题。用托尔金的话来说，这些只是让故事的车轮向前而已。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来自幼年丧母的最深切的感受——死亡和对不死的思考。
托尔金不止一次提到，死亡才是《魔戒》最重要的主旨。甚至我们可以说，死亡也是中洲神话最重要的主旨之一。神话中精灵最大的特质就是不死，但带给他们的却并非全是欢乐。他们被迫束缚在这个美好易逝、逐渐堕落的世界中，感受到永生带来的沉重。他在《芬罗德和安德瑞丝的辩论》（Athrabeth Finrod Ah Andreth）一文中对此做了详尽的思考，认为人类能凭借死亡，脱离这个世界，不知道去向何处，这是神赐予人类的礼物。我们可以感受到，托尔金关注的并非死后的世界，笃信基督教的他觉得人死后的情况是毫无疑问的。他思考的是死亡对生者的影响。正如他自己，一生都在抵抗心中的阴影，一生都难以摆脱母亲及其死亡的影响，他也在思考这譬如朝露的短暂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所以波伏娃在《安详辞世》（Une Mort Très Douce）中那番充满存在主义气息的死亡解读，才会引发他如此强烈的共鸣。他在接受BBC采访时，如此引述并评论：
我前几天在报纸上读到摘录的波伏娃的几句话，对我来说真是一语中的，我读给你听吧。“没有什么自然的死亡，人类身上发生的一切都不是自然的，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整个世界的质问。凡人皆有一死，但凡人之死都是意外之事，即便他知道自己将死，坦然接受，死亡仍是对他的一种不当的暴力。”不管你是否同意这些话，这就是《魔戒》的主旨所在。
托尔金接受BBC采访
经历了幼年失怙、痛失T.C.B.S.好友以及C.S.刘易斯（托尔金称刘易斯去世为“我的树根挨了一斧子”）等诸多悲痛时刻，托尔金对死亡与永生的话题格外迷恋。如果不死的精灵、《彼得潘》中的永无乡、爱尔兰神话中的不老乡真的存在，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死亡这个逃不过的判决，会让弗罗多这样的生者做出怎样的抉择？这些都是他最深切的关怀、最深邃的思考。
中洲世界乃至奇幻世界大门的敲门砖
我们还做不到一步登天，无法第一时间就进入托尔金最核心的思想之中，还是需要凭借各种阶梯和工具，帮助我们走进中洲这个世界。这就是卡彭特在这本传记中做的工作。
不得不说，卡彭特非常喜欢草蛇灰线、伏笔千里。不仅每一章都用了类似“章回体”的结构，增加叙述的连贯性，还非常喜欢在某处匆匆埋个伏笔，在很多章之后点出谜底。埋得最远的一次是，他在前言“一次拜访”提到，奥登说托尔金的房子很难看，在几乎结尾的“伯恩茅斯”一章中才交代了原委。
而他埋得更深的伏笔，是嗅探出托尔金的各种人生经历，对他创造中洲世界、乃至《霍比特人》《魔戒》这两部最重要小说的影响。正如戏剧舞台上挂着的一把猎枪，迟早会放出一发子弹，卡彭特看似东拉西扯，却都并非闲笔。托尔金哀叹萨尔霍的一棵树被砍了，未来这就是《魔戒》中山姆看到集会树被砍而恸哭的一幕；托尔金沉醉于沃里克的风景，未来这就是《失落的传说》（The Book of Lost Tales）中的精灵之城科尔提力安；托尔金惊叹康沃尔海滩的惊涛拍岸，未来这就是中洲维拉乌欧牟海洋之歌的源头。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卡彭特仿佛在创作一首交响乐，各种音符看似毫无章法，却都涌向《霍比特人》《魔戒》乃至《精灵宝钻》的高潮，高音一响，此前或明或暗的图景顿时豁然开朗，最终在略带落寞的长长休止符中落下帷幕。听完之后忍不住回味，才想起原来这个音符预示着《霍比特人》的某个元素，那个音符牵引着《魔戒》的某个主题。侦探卡彭特早已一一发现并列举了出来，而一些注释中也会进一步点明其中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妨把这本《托尔金传》看成进一步敲开中洲世界乃至奇幻世界大门的敲门砖。卡彭特自己也说，托尔金真正的传记是《霍比特人》《魔戒》和《精灵宝钻》，因为关于他的真相就藏在那些书的纸页中。正如C.S.刘易斯在给《魔戒》的书评中所说，我们创作奇幻小说，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恰恰是要揭开我们“熟视无睹”的面纱下，世界的真相。世事太过纷繁复杂，蒙昧了我们对真善美的朴素判断，而返璞归真的奇幻神话或者说仙境奇谭，给我们带来了幻想、恢复和抚慰，让我们找到回归内心家园之路。卡彭特的《托尔金传》，给我们揭开了托尔金如何创造神话、回归内心的秘密。我们从中同时看到了现实与幻想，看到了传主和自己，说这是一部成人的“童话”，我觉得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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