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工作的工作风险性众所周知，因此隐藏身份也成为了地下工作者从事地下工作的一堂必修课。这一点上即便是在对待家人上也要如此。
在我国的近现代史上，便有这样一对父子，同为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但彼此也只是默默互相协助，同时对各自的身份却讳莫如深，这对父子就是吴仲禧和吴群敢。
父子两人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让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更是大言不惭表示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面对民族危亡，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纷纷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抗战。
彼时年轻的吴群敢自然也不甘为亡国奴，在寻找着自己的道路。
而在他加入共产党的路上，同侪刘渥丹是毫无疑问的引路人。刘渥丹彼时虽然只是一名高一学生，可已经担任了广东仲元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在他知悉吴群敢借阅了美国记者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心向延安后，他便开始接触吴群敢。几经接触刘渥丹也开始对吴群敢灌输一些革命理想、革命信念，加强培养，就这样高三时（1941年）吴群敢秘密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不过一场伤寒让吴群敢失去了就读大学的机会，伤愈后他去了商学院继续学业。这一期间吴群敢也时常参加党组织活动，直到1942年粤北省委被破坏后，他接到了隐蔽下来的命令。
至于刘渥丹，组织上则安排他转移，在临走之际，刘渥丹告诉吴群敢暂时不要寻找组织，要耐心等待，直到组织主动寻找你。一如电视中的桥段，但其中的风险可想而知。
可结果时间一晃就是好几年，组织上始终没有派人找他。他坐不住了，担心组织把他给忘了，但又不敢轻易随便问人，毕竟当时很多特务都在抓人，容易撞到枪口上。
结果在偶然的缘分下，他认识了当时民盟的主委王绍鏊先生，此人和吴群敢的父亲吴仲禧是好友。
在他申请加入民盟后同王绍鏊的交谈中，得知王绍鏊是一位正派的进步人士，于是有意无意的说了一句：“民盟组织太松懈，什么事都搞不成。”
王绍鏊先生毕竟是老江湖，一听就猜出了大半，思考之后表示可以帮助他找到“更严密的组织”。
于是他写了一份材料，在王绍鏊的操作下，党组织终于联系上了他。
但奇怪的是，组织却一直不给他安排任务，也不给他安排具体的工作。
直到四个月后，才有人让他去上海证券交易所当职员，在刘人寿的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
起初他以为是组织在考察他，后来他才明白，这四个月其实不简单，因为组织上早就联系了他的父亲吴仲禧，这自然是后话。
显然他的父亲吴仲禧已经知道了儿子的身份，但父亲吴仲禧却始终没有说出口。
组织上安排任务后，吴群敢多次同刘人寿见面，一开始是在咖啡厅，后来他发现刘人寿多次和自己的父亲见面，他立刻猜出了父亲的“特殊身份”。
但他转念一想，组织上一直不告诉他，显然是另有考虑，于是他也“假装不知道”。
至于吴仲禧的人生轨迹也很传奇，16岁参加了北伐，从正规军校毕业后，在李济深的推荐下去讲武堂当了教官，北伐时期就当上了师参谋长。
但吴仲禧性格耿直，思想进步，不愿意为任何地方军阀派系折腰，导致长期生活贫苦。
后来吴仲禧偶然认识了王绍鏊，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民盟主委。其实王绍鏊早已入党，吴仲禧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成王绍鏊与陈济棠见面，帮助长征红军顺利了通过粤北。
1936年，吴仲禧被张发奎任命为参谋处作战科长，参与到沿海国防工事建设中，在王绍鏊的介绍下，吴仲禧也暗中悄悄入党。
到了1946年初，吴仲禧已经升为参议院中将参议，吴群敢要求父亲前往上海与王绍鏊面谈。而吴仲禧成为了组织潜伏在敌人内部的高级人员，为党组织提供了两份重要情报。
期间吴仲禧和儿子吴群敢彼此心照不宣，互相配合。
新中国成立后，吴仲禧在广东担任了要职，吴群敢则担任了周总理的秘书，终于从隐蔽战线来到了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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