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6时，谭英（化名）准时唤醒沉睡中的女儿，帮她穿上衣服，陪她吃过早点；她每天驾驶着家里最贵重的“大件”——一辆低配版电动汽车，接送女儿往返于西青区与和平区之间；每天陪着女儿做着相对简单的工作，以此每月都能获得稳定的收入。究竟是她带着女儿去上班，还是陪伴女儿去工作，这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模式至少让她能够走出家门，也让女儿有机会接触社会。
初夏的阳光，温暖而明亮，透过嫩绿的树叶洒在大地上，也洒在谭英的脸上。谭英说她好久没有沉浸在清风拂过、百花清香的初夏时节了，如果非要追忆，上一次恐怕还是在她待字闺中的年纪。在温暖的阳光下惬意地行走，谭英对记者讲述着她的经历：自从女儿降生后，人生就彻底改变了，她和女儿极少走出家门了。是在躲避吗？又在躲避着什么呢？这背后的心酸一言难尽。
“2022年6月，有那么一束阳光打进我心里了，我们家像是晴天了。”谭英从那时起，仿佛变了一个人……在过往的日子里，谭英和女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束阳光究竟又指向什么呢？
感叹命运的折磨
2000年初秋，谭英的女儿降生了。喜得千金的父母都会笑意盈盈，谭英和爱人却笑不出来。女儿被诊断为先天性小儿脑瘫，之前对孩子的若干期许，在得知这一诊断结果后，一瞬间被击得支离破碎。
孩子的临床症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脑部的发育而逐渐显现。别人家的孩子学会了踱步，但自己的孩子做不到；别人家的孩子尝试着叫妈妈，但自己的孩子也做不到。不仅如此，随着年龄增长，智力不足、癫痫、行为异常等状况逐一显现，谭英不止一次感叹：自己上辈子到底做了啥亏心事……
“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孩子，我也不想出门，连家庭聚会也不参加，我害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些年，谭英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过着一屋三人的封闭生活。有一次，她终于鼓足勇气，带着女儿下了楼。初见陌生人，女儿表现得极其激动，喊叫声震耳欲聋，自此，谭英便不敢再领着她出门了。
有人劝过谭英，不行就再生个娃，这是给女儿一份保障，日后也有人照顾这个姐姐。但这一提议被谭英拒绝了。她不敢轻易冒险，同时她也觉得这对于第二个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背负这么大的负担和压力。
望着窗外女儿的同龄人开始上学了，听着邻居们讨论培养孩子学习才艺，谭英默默地关上了门窗，拉上了窗帘。她知道自己的世界注定与别人不同，不该观察那些遥不可及的生活。20多年里，每一天都是乌云压顶。或许是习惯了这样的境遇，谭英觉得自己释怀了。“别人都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的女儿能活着就行。”伴随着一声叹息，语气是那般无奈。
孩子年纪小时，离不开人，似乎每个宝宝的童年都一样；待宝宝长大了也就独立了，但谭英的女儿难以独立，令她压力陡增。特别是到了青春期，女儿与同龄人拥有相同的生理、心理反应，由于她难以表达，每次遇到困难时只会不断地喊：妈妈、妈妈。妈妈，女儿含糊不清地喊出的两个字就是谭英的精神支柱，孩子无论是喜悦还是郁闷，无论是紧张还是恐惧，只要情绪有波动，都会喊妈妈，而且只会喊妈妈。
“如果时间能停止，停留在这一刻，在我看来也算岁月静好了。但她在长大，我和她爸在变老，有一天我们再也照顾不了她，该怎么办呀？”2022年是谭英的第四个本命年，面对不可预期的未来生活，她又失眠了。
我该如何帮到你
同样是2000年，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周围下岗后的第六年，那一年她30岁。彼时，她和先生已经渡过了创业时最艰难的时段，搏到了生意上的第一桶金。生意上的春风得意，并没有让周围止步，而是带着技术员特有的职业理性引领着企业不断前进。
直至2014年，周围瞅准商机，参与了跨界经营。她参股了一家艺术培训机构，成为股东之一。在这里，她认识了一位爱好艺术的男生晓龙（化名）。
“周老师，晓龙爸爸询问：孩子的培训费能不能一个月一缴，两个月一缴的话他有些吃力。”同事向周围汇报着。每月800元培训费，晓龙的爸爸会觉得困难，这件事对周围的震撼不小，她要弄清楚晓龙的家庭情况，于是展开了一次家访。周围说：“这次家访让我震惊了，晓龙的母亲身患严重的精神类疾病，他的父亲一个人辛苦地支撑着家。”过去周围认为“家徒四壁”只是一个成语，而眼前的真实情境终于解释了晓龙爸爸的诉求，她见到了残疾人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而晓龙是个极具艺术天赋的男孩，又有学习才艺的热情，因此生活再难，父亲也要支持儿子学下去。
“我想为残疾人及他们的家庭做些实事，但一直想不好做什么才能真正帮到他们。”在之后的两三年里，周围一直思考着这个命题。
直到2018年，周围憋在家里认真书写着项目策划书，她希望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到残疾家庭。在天津市残联、和平区残联的支持下，周围在和平区成立了全市首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和平区爱众阳光工场，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三次创业。
“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工作是一项兜底民生工程，直接涉及最困难残疾人的切身利益。我至今还在摸索着前进，不知道前途如何，更难言盈利。”周围表示，“坦白地说，长时间照顾智力和精神残疾的家庭成员，真的是很辛苦，但他们的家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熬过了一年又一年。起初，我只是希望建立一个安全的平台，让他们能够安全地走出家门，得到适当的照顾，哪怕只是为家人减轻一些负担，也是极有价值的。”
（残疾员工在阳光工场学着用剪刀裁剪布匹）
精神上的慰藉，物质上的保障，这是相辅相成、相向而行的两件事，特别是《天津市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4年）》出台后，残疾人就业迎来了重大利好政策。
“通过解决一个残疾人就业，能够帮助一个残疾人家庭。”在周围看来，这件事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是在办一件实事。
两条平行线竟相遇了
谭英和周围，两位年纪相仿却命运迥异的女性，她们行走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本是两条平行线。谭英在为女儿和家庭忧心忡忡，周围在为残疾人群体努力奔走。2022年夏天，她们相遇了，命运的齿轮随之转动了。
在爱众阳光工场，这里的员工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自主劳动能力的残疾员工，可以通过劳务派遣的形式进入到合作企业做些基础性工作，在拥有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前提下，工资也略高一些；另一部分是中重度残疾人，的确无法进入企业工作，就以辅助性就业的形式，由服务企业为残疾人员工发工资、缴齐保险，而这些员工会留在阳光工场里做些简单的工作。
（眼前的布艺品是劳动成果，闲暇时同伴们一起唱歌、跳舞）
有的员工经过半年的培训，终于可以分清蝉蜕的左腿与右腿了；有的员工终于能够把一朵布艺的花瓣准确地插在塑料花枝上了；有的员工学会拿起剪刀在画好线的布匹上裁剪了……做手工、阅读、和同伴一起唱歌，同时辅以康复训练、心理辅导，阳光工场在为残疾朋友提供专项技能训练的同时，帮助他们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2022年6月，谭英的女儿被爱众阳光工场录用了，签订劳动合同的那天，谭英激动得泣不成声。“我真不敢想女儿能有一份工作，这份劳动合同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谭英想起那天的场景，又一次激动。
考虑到孩子的实际状况，她只能留在阳光工场里。在女儿被录用后，谭英又跟周围提出了一个请求：我要陪女儿一起上班，我也想走出来，重新走入社会。周围细听着谭英的诉求，不忍打断……
谭英的女儿虽然有工作了，能上班了，但毕竟她的智力水平只相当于两三岁的孩子，她无法正常表达，遇到陌生人依然还会发出尖叫声，妈妈陪在身旁既能安抚她的情绪，也是她最强大的保护伞。听着谭英的讲述，周围默默地点了点头。
“今天带孩子去办理一张银行卡吧，以后每个月的工资都会打到那张卡里。”周围对谭英说。至今谭英还在说，这张卡就是孩子的“护身符”，“同龄孩子有的保障，我的孩子也能有。”谭英笑了。
陪孩子上班，这是谭英2022年之后的新任务，每天都坚持着。考虑到女儿的体能状况，每天工作只有半天时间，到了中午就可以回家了，但女儿一直坚持着上班。
坐在阳光下的长椅上，谭英拉着周围的手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命硬，但我被您融化了，您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周围笑了笑：“没有好的政策，我哪有底气去融化您啊。”
纯粹得让人心疼
“小涛，你怎么了？情绪不高啊。”周围及时发现了员工小涛（化名）情绪不对，说着话，小涛的眼泪滴答滴答滚了下来。今年5月19日是全国助残日，爱众阳光工场的员工受邀参与一项公益活动，往常类似的表演活动，小涛都会是“首席演员”，这一次却没有派他去演出，小涛感到了失落……
（周围搂着小涛的肩膀，安抚他失落的情绪。）
“你是老大哥了，咱是不是得把机会留给其他弟弟妹妹呀？我们小涛可能耐了，现在都能自己上下班了，独立生活都没问题了……”周围搂着小涛的肩膀，和蔼的语气像哄孩子一样，而小涛的实际年龄53岁，只比周围小1岁。面对自己的员工，周围早已忽略了他们的年龄，统称他们为“孩子”。
“你看孩子们多纯粹，决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情绪。”周围跟记者解释，“这份纯粹恰恰是他们最可爱的地方。”
这时，车间立即转换成了教室，老师带领着几个女孩子表演舞蹈，独唱的女孩声音清脆，音准到位；后排几位女孩挥舞着手中的向日葵，听从指挥。
几个男孩子坐在另一个房间里当观众，而小涛却默默地坐在了角落里，或许他还没有从刚才的失落中彻底走出来吧。情绪走不出来是暂时的，过会儿分散下注意力就走出来了，但他们真正能走出家庭、接触社会，而且在安全的环境下独立生活，学习技能，这是最重要的。
目前爱众阳光工场已在全市开办了19家分支机构，基本覆盖了全市，帮助近700位残疾人完成了就业安置，帮助农村残疾人近200人。
说着话，周围的手机响了：“一会儿我还得赶到滨海新区，和一家企业对接几个岗位。我其实很‘社恐’，可做了这项工作后，不得不和他人接触，寻求更多的岗位。”
保障残疾人的劳动权益，助力残疾人实现人生价值，提升残疾人的幸福指数，周围还在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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