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茶陵客家人，经历过无数次采访，唯有这次让人那样的刻骨铭心。
2005年10月，湖南湘潭县射埠镇突然暴发禽流感，一户农家一儿一女发病，女儿死亡，医务工作者却成功地把他儿子救了下来，这是我国首例获救的禽流感患者。
这条举世瞩目的重大新闻，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和众多新闻媒介的高度关注。受《知音》杂志社的委托，我与众多新闻记者一道，参与了这条新闻的争夺战。
然而在湖南省儿童医院采访却十分不顺。由于当时禽流感还没有确诊，属于异常敏感的话题，因此问遍了所有的医生，没一个人能说出小男孩住在哪。
在传染科，一个小女孩医生干脆说：“我们这里没有禽流感患者，也没有你说的小男孩。”
折腾半天，半点有用的信息也没弄到。在湖南省卫生厅新闻处同样不顺。我与众多港澳记者一道以保密为由遭到婉拒。
别无选择之下，我决定直接去事发地湘潭县射埠镇采访。在湘谭中巴上，鄙人遭遇了第一次惊魂：
一个小偷瞄了我，在我屁股后面使劲掏我的手机，而我的手机套偏偏是那种“扣上去休想打开”的劣质型手套。
他掏呀掏，死劲地掏，掏得汗水直流，我的手机却依然“坚挺”。
车上10多个人都在看，看得津津有味，小偷笨手笨脚滑稽的样子终于引得一个人哈哈大笑。他这一笑，惊动了小偷，也惊动了我这个坐在前面的“梦中人”。还好，小偷没有因此“恼怒成羞，拔刀相助“，而是笑着十分友好地下了车。
遭此一劫，鄙人当时心里就有不祥的预感：此趟采访恐怕凶多吉少！
其实在去射埠镇的路上，我就收到一个村民小小的忠告：你别去，整个镇里已被戒严！但我不相信，什么破大的事，戒什么严啊。
我采访的对象住在射埠镇湾塘村和平组，于是，我在该组路口上下了车。
四处不见人影，“风平浪静”，我正暗自高兴。
谁料没走几步，就听到一声炸雷：“站住，干什么的！”一栋民房里倏地跑出两个穿紫色防疫衣服的人。眨眼之间，又钻出七、八个彪形大汉，里面还有一个穿制服的公安干警。
天啊，怎么事？还真戒严啊，还没反应过来，这个干警表情严肃地对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我乖乖地掏出了身份证，但我不死心，仍想往里闯。一个大汉一把揪住我：“闯什么闯，你说，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十分响亮地答：“我去村里找人。”
“你去村里找人？找谁？把名字说出来。”
是啊，我去村里找谁呢？我想了老半天，也想不出谁来，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找刁德一，说完自己不禁莞尔，这人分明是京剧《沙家浜》中的人物啊。自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没想到，他们竟立即打电话去村里核对，事情由此败露。
他们发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地人，如临大敌，二话没说就把我推进一辆警车。
我警觉起来，忙问：“你们要干什么，我不进村还不行吗。”
这个人冷冷地说：“不行，你必须去派出所接受审查。”
听到去派出所，我当时就蒙了。在路上，我不停地想起狱中饱受酷刑的江姐，被国民党砍头的刘胡兰。我会不会在派出所吊起来打啊，或者坐“老虎凳”，灌辣椒水？
出于求生的本能，我立即表示最强烈的抗议：“我是个合法的中国公民，凭什么把我抓起来！”在派出所，领导同志可能也觉得这事没“由头”，没有多问就叫人把我送到乡政府。
在办公室，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对本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反反复复问我来干什么。问烦了我只好说是来采访，并出示了我的作家证。不料，他竟一拍桌子，大声地喝道：“不对，你不是，你另有目的！”他的话一下子把我说愣了。我问他：“那你说我来干什么？”
他得意洋洋地说：“你知不知道，现在许多国外敌对势力正在蠢蠢欲动，千方百计打入我疫区，从事破坏颠覆活动。你是不是？你必须说清楚！”
我毫不犹豫打开包给他看。他立刻伸长了脖子，从他专注的眼神里，我知道他多么希望看到炸药包、手枪或者美钞之类啊，可惜包里只有一个采访本和几支笔。他大失所望又不禁笑了。
他不甘心，继续闹，身边20多个壮汉也围了上来，帮腔作势。于是，1比20，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当然只是争吵，没有打架，没有被他们上“手段”。人家毕竟是政府机关的人，毕竟是讲政策的，否则，我不“粉身碎骨”，也得“鼻青脸肿，奄奄一息”。
然而，双方争吵了二个多小时还是没结果。最终，他让步了。但让步是有条件的，就是派车把押我送到五公里外的一个疫区检查点，然后命令检查站的保安看住我，不准再回射埠镇。此刻，天上正下着倾盆大雨，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我像只落汤鸡，站在哪里不知所措……
假若我是名国家公职人员，恐怕会打道回府，然后，抱住老总的头“抱头痛哭”。然而，我是名自由撰稿人，全靠稿费为生，怎能轻易放弃！
于是，我冒着如注的雨水，拦住一部开往湘谭的士，大声地说：“送我去湘谭市”，当然这句话是说给保安听的。
的士行驶了三公里后，我下了车，然后，重新拦住一部开往射埠镇的客车；躲在车后排座位上，一动也不动。还好，他们检查不是很严格，只是象征地向车内瞄了瞄，就放行。一个好心的大嫂也把衣服牢牢地罩住我，总算蒙混过关。
由于受禽流感的影响，此刻的射埠镇大街上显得异常地空旷。从大街两边的门缝处，鄙人强烈地感到有一道道惊诧的目光射来，让人的心骤然紧张起来：我感到自己走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而是远离中国的“敌占区”。
我不是来采访的作家，而是一名刺探情报的地下工作者！
我马上把衣服往上拉了拉，极力把面部罩起来，之后又把雨伞压得很低，然而在一家超市门前，还是出现了令我惊魂的一幕！
一个保安迎面朝我走来。我惊讶地发现他竟是抓我的保安。目光相碰的瞬间，他也看见了我，异常地吃惊，愣在哪，指着我，努力地张开嘴巴：“你，你，你……”话音未落，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闪进了超市，然后从后门狂奔而去。
接下来的步履就很难看了。我几乎是猫着腰，贴着墙壁，在房屋之间闪来闪去，玩起了“飞人特技”，总算甩掉了尾巴。
在街尾处，我看见几个出租摩托车的人，决定学学港澳记者的做法，出钱“收买”。我知道这里平时进村只要5元，于是，从10元喊起，50，100，直到200元，竟无人肯带路。
一个村民十分动情地说：“我不是不肯帮你，只是政府规定了，不能擅自带人进村。何况村里也戒严了，一只鸟也飞不进去。”
听了这个村民的话，鄙人又是感动又是着急。感动的是这个普通村民竟能经受金钱的诱惑，遵纪守法。着急的是现在已是下午6点多钟了，天色渐渐暗淡下来，离杂志截稿时间只有2天，至今当事人的影子也没看到。7000多字的文章如何完得成？难道天真有绝人之路？
我在屋檐下焦急地踱来踱去，走了十几分钟，结果，像天上有道闪电，我的脑袋忽然开了巧，我马上想到他的亲戚。他既然离这里不远，那么镇里一定人有他的亲戚。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呢？细问之下，当事人的姐夫果然住在镇上。
不到五分钟，就见到了当事人姐夫。这是第一个来采访他的作家。他异常兴奋，有非常强烈的“接受采访欲”。
接下来，他把当事人从村里叫了出来，拍照，签字，异常顺利。忙完一切，已是晚上12点多了。然后，鄙人冒着如注的雨水，吃力地敲开了一家路边私人旅店……
苍天总算不负受苦人。写成的稿子10天后在《打工知音》顺利发出，随后，又有10多家报刊转载。
汗水终于没有白流。
（李苏章原创，抄袭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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