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密码之父——曾希圣
已故中共中央委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1904—1968)特别重视黄梅戏，由于他的大力扶持和决策，使只有百余年历史的安徽省地方草台小戏，一跃成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并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的飞速发展，乃至鼎盛时期的繁荣，曾希圣功不可没。
早在1942年，祖籍湖南资兴县的曾希圣就与黄梅戏结下不解之缘。时任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的曾希圣率部坚持敌后抗战，转战皖西南地区与日寇周旋，从而接触了黄梅戏，并对其产生好感。皖西南地区的安庆是黄梅戏的发源地，尽管当时许多城镇被日寇占领，到处战火纷飞，但酷爱黄梅戏艺术的当地人民，自编自演黄梅戏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耳濡目染，使曾希圣看到黄梅戏的巨大魅力。他不仅倡导七师文工团排演黄梅戏宣传抗日，同时还指派新四军战士杨凤翔、吴汉周到桐城“双喜班”，以演黄梅戏为掩护，搜集日军情报，进行抗日除奸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而使曾希圣对黄梅戏也更加热爱和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曾希圣奉调主政安徽省委工作。1951年4月3日，毛泽东为中国戏剧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5月5日，周恩来签署了中国戏剧“三改”政策，曾希圣积极响应，遂指示省委宣传部组织文艺干将，在合肥举办“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严凤英、王少舫等来自全省几百名演员参加了这个历时47天的训练班。通过训练，戏剧艺人普遍提高了觉悟，明确了文艺为工农服务的方针。特别是那些刚从旧社会过来的戏曲艺人，更有大开眼界，顿豁胸心之感，为后来黄梅戏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2年夏天，曾希圣获悉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领导一行要来安徽考察黄梅戏，便指示省文化局将安庆的严凤英等一批优秀黄梅戏演员调来合肥演出。然安庆市文化局领导以严凤英刚从南京流浪回来，政治问题是否清白还要待查为由，不同意调严凤英。曾希圣一听斩钉截铁地说：“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能有什么政治问题？解放前因坏人迫害四处流浪，苦不堪言，现在能回来演戏，服务人民，我们应该欢迎重用才对，怎能打入另册？！”他当场拍板一定要将严凤英、王少舫尽快调来省城演戏。不久，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领导一行来到合肥，点名调来的严凤英为他们主演了《蓝桥会》。演出结束后，文化部领导赞不绝口，说黄梅戏曲调优美，富有生活气息，是大有希望的剧种，一定会唱响全国。他们对严凤英的精彩表演更是给予很高的评价，并邀请严凤英、王少舫等到上海演出，把黄梅戏传到上海，推向全国。
同年11月中旬，应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的邀请，严凤英等一批优秀黄梅戏演员赴上海演出。一股疯狂的黄梅戏热很快席卷上海，使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一夜之间万人空巷，纷纷去观看黄梅戏演出。当时公演的黄梅戏剧目有严凤英、丁紫臣主演的《打猪草》，以及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蓝桥会》等。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在《大公报》上发表评论说：“我认为上海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上海的戏曲音乐工作者，应该重视黄梅戏在上海的演出，他们的演出，无论是音乐、戏剧、舞蹈，还是服饰等，都是淳朴、健康的，但是又很丰富、活泼生动”。很少接触过黄梅戏的上海人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黄梅戏、他们最推崇的演员是年仅22岁的严凤英。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歌剧院向严凤英等学习了《打猪草》、《蓝桥会》等剧目后，在上海演出。周恩来总理在视察时看到了，非常喜爱。回到北京就向文艺界介绍。曾希圣听后非常高兴，他向省文化局领导干部说：“周总理这么爱黄梅戏。同志们啊，我们不能身在宝中不识宝啊，黄梅戏要大力扶持”。
黄梅戏的影响越来越大。1953年新年伊始，曾希圣一拍桌子，决定成立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由省文化局副局长杨杰筹划，在安庆抽调严凤英等优秀黄梅戏演员来合肥。殊不料，安庆市领导仍不愿放严凤英走。甚至有人写信给中央，说省里要调走她是另有用意。曾希圣听后，脸一沉说：“下级服从上级，没什么价钱好讲的，调走严凤英是我曾希圣决定的，要告让他们去中央告我”。又对身边省委宣传部长桂林栖说：“老桂，你告诉安庆地委书记许少林，小局服从大局，成立省黄梅戏剧团对安庆不是坏事，不是抢安庆资源，是为了发展它，繁荣它，有什么不好？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在曾希圣的敦促下，1953年4月30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宣告成立，严凤英等一批优秀黄梅戏演员被调入省黄梅戏剧团。
发展黄梅戏是曾希圣亲自抓的项目。严凤英一到省黄梅戏剧团就受到曾希圣的关注。曾希圣指示要重点培养严凤英，还专门指派时任省教育厅厅长孙兰及省长黄岩的夫人、省妇联副主任杨哲伦帮助严凤英解决一系列问题。严凤英以满腔热情投入到黄梅戏的天地里。配合形势的发展，她和同事们排演了许多戏。
曾希圣（左一）陪同毛主席视察工作
周恩来总理会见曾希圣（中右）与严凤英
1954年是黄梅戏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一年。尽管这一年发生水灾，抗洪救灾形势严峻，但曾希圣对黄梅戏的事业始终抓得很紧。当上海将举办“华东戏曲汇演”的消息传来，曾希圣认为这是戏剧界的盛会，立即指示：“戏剧汇演要搞好，争取拿奖。”曾希圣把省文化局领导和剧团的骨干力量找去商量，陆洪非推荐他改编的大型神话黄梅戏剧目《天仙配》。杨杰与文艺处处长余耘也认为排《天仙配》比较好。曾希圣听了，当场拍板，重点排演这出戏。指示再从安庆调来王少舫、潘璟琍等名演员成立剧组，让严凤英、王少舫主演《天仙配》。严凤英怀着让黄梅戏走向全国的信念，勤奋排练，促使她后来成功地塑造了七仙女的形象。
1954年9月25日至11月2日，华东地区戏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安徽黄梅戏剧团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天仙配》一炮打响。观众纷纷说：“严凤英了不起，把七仙女演活了！”好评如潮之后，评奖会上宣布：《天仙配》获得演出一等奖、剧本一等奖，严凤英、王少舫各获表演一等奖。《天仙配》的演出成功，显示了曾希圣亲自抓的安徽黄梅戏剧团的“造星”效应，也奠定了它此后的影响力和地位。严凤英、王少舫一夜成名，他们的名字誉满全国，乃至全世界。
因为华东的戏剧观摩汇演，《天仙配》深受欢迎。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把它搬上银幕。曾希圣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叫杨杰要好好与电影制片厂配合，共同把《天仙配》电影拍摄好。严凤英和她的同事们投入到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的拍摄之中。拍摄完毕，导演石挥自信地说：“这将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果然，《天仙配》在全国放映后，引起极大反响，创下了当时全国最高票房收入记录，在香港同样是轰动一时。严凤英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塑造的七仙女更是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天仙配》电影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严凤英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金质奖章。其巨大成功，乐坏了省委书记曾希圣。
1956年8月初，严凤英随团去北京为党的“八大”演出。曾书记要严凤英一定要把戏演好，为党争光，为安徽争光。严凤英深情地说，请领导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演出任务。严凤英一行赴京，演的仍然是《天仙配》，首都立刻掀起了黄梅戏热。演到国庆节那天，安排《天仙配》扎彩车，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随后，《天仙配》一路演出，天津、济南、广州、汕头、漳州、厦门……所演之处，均受到好评。黄梅戏的鲜花盛开全国。
正当严凤英的生活掀开新的一页时，反右运动开始了。有人说严凤英在安庆演《小辞店》，男盗女娼的内容，是一棵毒草！甚至还有人把她与反党的右派联系在一起。曾希圣知道后，不高兴地说：“严凤英会反党？讲不通啊！是党把她从罪恶的深渊里救出来的！”抖抖揭发材料说：“这算什么？鸡毛蒜皮！是不是有人想搞垮严凤英来搞垮黄梅戏？我找他算帐！”在曾希圣竭力保护下，严凤英在运动中顺利过关。后来还入了党，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和全国“三八红旗手”。严派艺术风格也随之形成。
1958年1月5日晚上，来安徽视察的周恩来总理在省委书记曾希圣的陪同下，在合肥江淮大戏院观看了由严凤英主演的大型古装黄梅戏《打金枝》。严凤英把剧中那兼有“骄”、“娇”二气的升平公主演活了。周总理看了连连鼓掌称好，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在曾希圣的陪同下，走上舞台，接见演职员，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接着，周总理和大家一起合影。同年4月初，严凤英随安徽黄梅戏剧团赴武汉，为正在武汉举行的中央“武昌会议”演出《打金枝》和《春香闹学》两台剧目。临行前，省委书记曾希圣一再嘱咐团长吕波要把剧团带好，把戏演好，重点要关照主角严凤英。在曾希圣的重视下，严凤英一行为“武昌会议”演出十分成功，受到毛泽东主席和与会者一致好评。
1959年9月，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安徽电影厂联合拍摄黄梅戏电影《女驸马》。严凤英饰演女驸马冯素珍，再次获得成功。该电影于次年面世后在全国反响十分热烈。此后由严凤英主演的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又很快拍成，在全国放映后，一股黄梅戏热再次席卷神州，黄梅戏如日中天，曾希圣欣喜不已。他经常告诫黄梅戏剧团负责人吕波等要再接再厉，把黄梅戏工作进一步搞好，让黄梅戏象黄山那样，驰名中外，吸引四海宾客。
1962年曾希圣调离安徽，严凤英急忙赶来送行。眼里含着泪望着曾希圣。曾希圣对她感叹道：“安徽饿死许多人，我有责任。但搞责任田没有错。我调到西南局书记处，实质上就是要退出政坛了。只希望你继续唱好黄梅戏！”严凤英流着泪点了点头，望着这位让人敬畏又觉得可亲的领导，心中一阵酸楚。为黄梅戏呕心沥血的曾希圣尽管调离安徽，但对黄梅戏，对严凤英仍有牵挂，临别前他曾委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赖少奇等人，继续抓好黄梅戏，多多帮助严凤英。
“文革”风暴突袭而来，一代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受到“四人帮”的迫害，1968年4月8日在合肥含恨辞世。远在西南局书记处的曾希圣也因当年搞“责任田”，搞黄梅戏，重用庇护“文艺黑线人物”严凤英等所谓罪状，而同样受到“四人帮”的迫害，遂一病不起，被送往北京医院治疗。当严凤英去世的噩耗传来，曾希圣痛惜不已，病情也随之加重，三个多月后的7月15日，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64岁。（张爱斌）
原标题“曾希圣与黄梅戏”
黄梅戏艺术 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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