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银行在进行一次内部审计的时候，发现有一笔大额存款，近30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动作。
经过查询，发现这笔1.2万英镑的主人竟然是周总理，是在1967年被存入银行的，周总理一个月工资只有404块，这笔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1.2万英镑的背后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周总理为党和国家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晚年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还在为国家服务，哪怕最后住进医院病痛缠身，他最关注的还是普通百姓。
1975年9月20日，周总理又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无情的病魔也在摧毁着他的身体，看到身边有医生，护士围着他忙碌。
他开口便对医生说：我能不能搬回家住？你们应该去照顾那些更需要你们的病人。
1976年1月，周总理在接受治疗的时候，总会提醒医生要从他的疾病中总结经验，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为其他人服务。
他对医生说的最后的话也是嘱咐医生：多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他们更需要你们。
周总理一直领的是三级工资，每个月404块，在那个年代这笔钱看起来不少，但是每个月他的钱都不够花，
其中有一大半都被用来资助其他亲人以及遇到困难的战友下属，甚至每个月还需要向妻子邓颖超借钱，
虽然周总理自己也有稿费，但他的稿费也和毛主席一样，一律充公，很少自己动用。
周总理去世之后，经过清点他一生的积蓄，也不过5000块钱，邓颖超将这笔钱全部都交了党费。
当时国家还有规定，领导人去世之后，家属可以额外领取6个月的抚恤金，但邓颖超却拒绝了。
那这1.2万英镑又是哪里来的呢？
这要从一个前半生是英国人，后半生是中国人的女孩，刘道蕊说起。
刘道蕊原名多利，出生于1918年的英国伦敦，长大之后进入了一家公司工作，后来因为二战的原因，伦敦受到了长达十个月的轰炸。
她所在的公司倒闭了之后，她就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做出纳。
中国银行是1912年，在孙中山先生的批准下建立的，经营时间超过百年，
1928年到1942年，先后在伦敦，新加坡，纽约等地设立分行。
伦敦分行作为三大海外机构之一，负责的内容也非常多，包括英国本土的全部业务，另外还有欧洲和非洲大陆的银行业务。
多利担任出纳之后还有一个工作内容，就是给来到伦敦的中国海员发工资，办理汇款业务。
她知道这些中国海员非常辛苦，远离家乡，在海上漂泊，但后来看到很多海员拿到工资之后不想着寄回家，而是到了国民党开办的一些俱乐部里。
在那里赌博沾染了很多的坏习气，也把钱花的精光，
这个善良的姑娘开始劝说这些海员，还减免了他们往国内汇款的手续费，帮助很多海员重新走上了正道。
刘道蕊虽然是个英国人，但她十分正义。
1944年，国内的抗战进入了关键时期，当时红十字会以及国民政府在伦敦分行放置了募捐箱，号召海外华人为国内战争的受害者捐款捐物。
当时也有很多人响应号召，捐款箱中的钱款非常多。
刘道蕊在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却发现这些钱并没有被送到中国，
很多国民政府官员把它当成了自己的钱袋子，缺钱了就直接来这里拿，连账都不走，
她觉得这样非常不好，于是就把募捐箱偷偷放到了柜台下面。
官员们不好拿钱，也知道自己的举动被人发现，觉得丢了脸面，
于是就胁迫伦敦分行负责人，要求将刘道蕊开除。
负责人不敢不从，后来一位年轻的中国男孩站了出来，指出了官员做的事情。
对刘道蕊的行为表示肯定，在他的带领之下，其他的银行职员也纷纷站出来，对刘道蕊表示支持。
刘道蕊保住了这份工作，也记住了这个男孩。
这个男孩名叫刘本堃，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因为战争原因，在国内四处辗转，1943年刚刚到伦敦分行工作。
两人年龄相仿，经过此事之后，也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1949年两人在伦敦举办了婚礼，在结婚之后，刘道蕊有了这个中文名字。
新中国成立之后，远在伦敦的刘本堃得知消息，就申请回到中国，和亲人团聚，继续为祖国服务，
但他的申请还没有通过，夫妻俩又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财产也是亟待保护的，尤其是一些海外的资产。
周总理亲自主持，让中国银行致电各大海外分行：冻结财产，等待接收。
当时的伦敦分行原本可以什么都不做，等着上级来接收就行了，
但是分行行长却有了自己的打算，想要转移银行的外汇储备，
为了方便行事，还遣散了很多员工，伦敦分行只剩下了10名工作人员，刘本堃夫妻就是就在其中。
他们也发现了行长的打算，为了保护这批国家的财产，
他和银行中的其他几位职员宣布起义，与行长作斗争，成功保住了国家财产。
伦敦分行被接收之后，因为之前的事情，刘本堃成为襄理。
收入有所提升，他和妻子购买了别墅，开上了小汽车，孩子也成功进入学校，但刘本堃心中一直有一颗回国的心。
后来还将这个决定告诉了妻子刘道蕊，对丈夫的决定表示支持，
甚至考虑到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了跟随丈夫一起回国，
1957年，她专门来到移民局注销了自己的英国国籍，并申请拿到了中国国籍，
当时因为伦敦分行没有接替人员，刘本堃只能一直在那里负责，直到1967年，才被批准回国。
夫妻俩紧急变卖别墅，带着孩子跟随丈夫回到了中国。
回到中国之后，因为两人曾在海外部工作，再加上刘道蕊的特殊身份，他们被分配到营业部做最基础的工作，原本的才能很难发挥出来。
当时还有很多海外回来的经济学者也受到了同样的遭遇，刘本堃专门写信给行长，不久后情况有所改善。
后来刘本堃被调去负责国际金融工作。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给中央领导同志做过翻译，负责接待国外关于经济方面的领导，他还曾做过邓公的翻译。
在回国之后，他就多次写入党申请，希望能够成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
直到1979年，经过组织20多年的考验，66岁的他才终于成功入党。
妻子刘道蕊回国之后，一直做着基层营业人员，年龄大一些，之后又被调到教学岗位，
但不管在什么岗位，她的表现都非常优秀，多次获得38红旗手以及劳模的称号，
1985年，这位“中国”老人也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夫妻刚刚回国时，境况并不如我们想的那么好。但他们对于祖国的热爱丝毫没有改变，
在回国途中，看到祖国各地因为连年战乱，破败不堪，急需发展建设。
两人经过商议之后，就把在英国工作多年积攒的1.2万英镑捐给国家，
但在那个时候，国内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接受捐助的机构，他们听说了周总理的名号，觉得把钱交给周总理一定能够放心。
于是在1967年，刘道蕊夫妻就将1.2万英镑转给了周总理，并写了一封匿名信将汇票放进信中，希望这笔钱能用于国家的建设。
1.2万英镑在1967年相当于人民币8万多，那时周总理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才400块。
这笔钱绝对算得上是巨款，但周总理收到信之后，却找来了身边人并作出批示：虽然精神可嘉，但是国家不能接受个人存款。
让身边人尽量查找捐款人把钱退回去。
但身边人经过一番查找，始终找不到有用的信息，又担心这笔钱款出现遗失，
就以周总理的名义先把钱存了起来，准备找到捐款者之后再退回给他们。
周总理以为钱已经退回给了捐款者，也没有再过问，
此后因为特殊时期的原因，找人难度更大，这笔钱就这样躺在账户里，静静的待了30年，
直到1997年，银行内部审计才发现了这笔30年前的存款，此时加上多年利息，换算成人民币，这笔钱已经相当于46万元了。
上级领导对此事也非常重视，专门下令一定要找到捐款者，后来经过寻找，发现他们就是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刘本堃夫妻 。
此时老两口已经退休多年，80多岁的刘本堃身体也不是很好，需要长期住院治疗，
老两口靠着退休金，住在破旧的房子里，家里的沙发磨损严重，老人一顿饭就吃一个窝头，刘本堃的一双帆布鞋，右脚磨了个大窟窿，还不舍得扔。
当工作人员找到他们，提出想要将这46万元归还给老夫妻的时候，却被他们拒绝了。
刘本堃表示，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有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而我并没有加入其中，
在新中国成立后，我才有机会回到祖国，将这笔钱捐给国家，勉强算的上是我的一点贡献，也是我将功补过。绝对不能收回。
双方僵持不下，后来刘道蕊表示：干脆以丈夫的名义在中国银行成立基金会，用来表彰优秀的青年员工。
基金会成立之后没多久，刘道蕊因病离世，享年84岁。
79岁的妻子，虽然也已经退休，但还在发挥着自己的余热，经常到学校里教学生们英语口语。
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我们是中国人！”晚年住院，还要求护士称呼她为“同志”。
在新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有无数像他们这样普通平凡的小人物，他们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
但却把自己能够奉献的一切就给了祖国，正是他们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实现了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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