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讲述，对于时代之下细微个体来说，有时候竟也成其为一种幸运。
比如”东北叙事“，它在《漫长的季节》所掀起的全民热潮中彻底破圈，一时之间，曾经尘封住的改制之痛变得广为人知。说它几乎算得上一种幸运，是因为流行背后，既是讲述者话语权的建立，也是受众心甘情愿的关注与共情。
也是因为，在城市之下，改制之外，时代之巨与个人之微之间更激烈的故事，还在保持着沉默。中原大地上凋敝的城镇村庄，偶尔被时代记起，又被急于去忘记。
自由撰稿人、摄影师胡成的《萧关道》所记下的，就是这些在陕甘驿路上，细致入微的时代与个体。
萧关道曾经重要过、辉煌过，“萧关”是扼守中原的“四关”之一，萧关古道则是拱卫关中的门户。而《萧关道》所写的，则是自西安向北，经延安、绥德、米脂到榆林，再转向西南，经靖边、定边、盐池，进入西海固高原的古道。
与《陇关道》《榆林道》一样，《萧关道》也脱胎于作者的游历。十多年来，生于东部省区的胡成，一次又一次从西安出发，背上相机，漫道西北，一次又一次从那里带回层层叠叠的历史、无人知晓的故事。比起王侯将相和其一众僚属亲友，作者更想记录下那些绝少得见姓名的普通人，也许是那个“上山下乡”没能回城的女孩，又或者是凭二百元养老金过活的老汉。
而在时代的“伟力”面前，彼时活跃在萧关道上的老人们，是否恰如将来的我们呢？
（文字选自《萧关道》，部分有删节）
西安府 · 骊山
凌晨四点半。
三年前，夏历九月二十七。
东侧天际，一弯赤金的残月。
正对渭南火车站的运业汽车站，发往临潼的头班车却在六点二十。
我在凌晨的渭南城游荡。
初冬的四点半，暗如午夜，再熟悉的城市，午夜的面貌都是陌生的，更何况一座原本陌生的城？
我随夜风在街道游荡，越来越冷—那轮残月越来越高,依然赤金。
直到五点半，三贤路的杜桥社区医院近旁，一排早餐店开始营业。菜夹馍店的老板，人行道上支起火炉，一锅土豆丝炒得游魂饥肠辘辘。
我却等不得他，踅进旁边一家油条店，一根油条，一枚茶叶蛋，一碗豆浆。老板娘拈一根新炸的油条，按照关中的惯例，盛在盘中，铁剪铰作三四段上桌。老板略有驼背，守在保温大桶前灌豆浆，为得外卖方便—附近遍布建筑工地，五点半已经陆续出工。五湖四海的口音，说着同样的油条、豆浆，或者店里还有的稀饭、胡辣汤。
夫妻俩六十岁左右，从东府大荔来到渭南，经营辛苦的早餐生意。
“三点就起床了。”老板娘幽幽地说。
她穿一双手工的布鞋，浮肿的脚背鼓起在鞋面与鞋襻之间。
乾州 · 西南村
▎民国三十六年（1947）二月初六，潘姨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沈阳区，取名玉霞。
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一月，沈阳区与浑河区合并,两区各取一字，定名沈河区。
“沈河区。东大街，破烂市。”潘姨记忆中关于沈河区最清晰的地标。
偶尔，她还会想起市政府，想起天光电影院—始建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的天光电影院，地处沈河区大西路二段天光里，她不记得是在那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里看过电影，还只是路过时瞥见张贴电影海报的广告板。
她会想起沈阳冬天的寒冷，家里烧火炕之外，还要烧火墙。漫天的大雪，揣着皮手套，戴着耳捂子，蹬着皮靴子。“那雪呀！要没到波棱盖。”她比画着自己的膝盖说道。说到寒冬，她会想起冻梨，想起那些沈阳的美味，东北大酱、黄花鱼、大榛子。
她会想起东大街的那家煎饼铺，食物逐渐匮乏，煎饼供给不足，头天晚上十点，人们拿着板凳或者脸盆，排在煎饼铺前，“顶位”。隔天清晨五六点，人们排定自己的位置，等着那张大煎饼。“大酱一抹，大葱一卷！”
然后就是饥饿的记忆，虽然父亲工作，但是又添了弟弟妹妹，家里人口多，吃不饱。母亲迫不得已，半夜去生产队“偷菜”，却只捡到些干叶子。
“渠，水渠，水渠边长的水芹菜，也摘来吃。”
“饿呀。”
▎1960年，“支援大西北”，潘姨七级木工的老父亲从沈阳军工厂调到宝鸡保密单位“43号信箱”。1961年，适应一年后之后，老父亲回到沈阳，把家眷全部接到“43号信箱”。
那一年，潘姨记得非常清楚，“我十四岁，弟弟九岁，妹妹四岁”。她以为同来的老母亲已经四十多岁，实则不过三十二岁，“属龙的”。
195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由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中，有两个军工项目落户地处“大三线”的陕西宝鸡。军工代号 43 号信箱，指代生产军用、民用雷达设备的长岭机器厂，厂址位于宝鸡渭河南岸可以直通川陕公路的清姜路旁。
▎东北生活的结束，也打断了潘姨的学业，五年级开始休学，等到 43 号信箱职工子弟中学毕业，她已十九岁，1966 年。
两年后，1968年，作为知识青年的潘姨上山下乡，下放到东距43号信箱近三百里的乾县乾陵内城西门外的西南村。
又两年后，1970年，二十三岁的潘姨嫁入西南村李家。
环陵公路向东一条坡道通往西门，李家就在坡道高处，路北第一家。地势东高西低，三眼土窑自然坐东朝西，窑前小院的门框钉着当年的门牌“西皇门23”。
潘姨两口子住在靠南那眼窑，门旁一扇窗，窗下一张炕。院内一株泡桐，院外一株柿树、一株核桃，麦熟之前，院内落着紫色的泡桐花 ；麦种前后，院外掉着褐色的核桃与黄色的柿子。
四年后，1974年，潘姨的儿子出生。
两年后，知识青年开始返乡。
偶尔，李叔不在屋里，潘姨会絮絮叨叨说起，“我现在有点……”，转脸看眼门外，“……有点后悔，那时候要是跟他不结婚，现在我就已经……知识青年最后不就可以返回去。后来我同学，返回去了，回宝鸡，跟我说，你要是不结婚，可以找那个安置办公室，找他起码可以……安排工作嘛。这一结婚，根本不可能。是吧？那就没办法了”。
李叔却觉得另有原因，“她父亲，老革命嘛，不愿意找人，说是留在农村也不错”。
“不怪老父亲，”潘姨断然否认，“怪我自己。”
▎再过两年，1978 年，潘姨又添了一个女儿。
1981年，李家在土窑外建起了新房，院外的柿树圈进了院内。
一家四口人，分了十一亩地，就在李家北边一里地外。一家人的全部希望寄托于此，一年一茬小麦，秋种夏收。
九十年代，原址又建起砖瓦新房。
儿子长大了，去到四川 ；女儿长大了，嫁到北京。
后来老父亲走了，七十七岁。老母亲八十四岁那年，老父亲又像当年从43号信箱回到沈阳一样，回到43号信箱，接走了老母亲。
西南村只剩下潘姨和李叔，年纪越来越大，土地越种越少。三亩小麦之外，其余退耕还林，每年补贴六百块钱。
▎乾陵景区，内城南门辟为收费区域，东门石狮两尊，北门仗马一对，西门石狮一尊，尚可免费观瞻。其中西门石狮恰在西南村中，交通发达之后，渐有游客前来，村民多少可以分些乾陵旅游的残羹冷炙。
李叔做起导游，可以引领游客上到村后山巅，远眺乾陵主峰梁山，振振衣襟，有模有样地背诵起他的导游词。下山，收上游客十块二十块钱。
没有文化的老太太，只好守在登山路前，兜售她们的女红。或者像何老太太，挎篮白煮鸡蛋上山，爬山累饿的游客，可以买上两枚充饥。
潘姨偶尔也会坐在门前，天冷却有阳光的日子，也长着柿子树与核桃树的院外土台铺满西晒，拾掇得干干净净。
2008年，那年天暖。三月初十，那天晴朗。
下午，独坐院外的潘姨见有人来，于是起身招呼。
“西门的石狮子在哪里呀？”
“端走，拐过弯就能看见，”潘姨回道，“进屋喝口水吧？”
▎2008 年再去西安，道树枝叶疏朗，早起买上两个肉夹馍，汽车总站搭车到乾县，探访乾陵东、北、西三门。无论哪里何时累了，就坐在路边吃馍。馍捂久了，一股浓烈的包馍的草纸味儿。
草纸味儿的馍并不好吃，却可以疗饥。梁山四野，总有无际的油菜花田，田中一株枝干漆黑如铁浇铸的梨树，冷却未免太过暖和的春日。
那次我迷失方向，答我询路的老汉指向远方说你再走二里地，我走出二里又二里，二里又二里，前途却依旧迷茫。
梁山东麓平坦，西麓崎岖起伏。我从北门沿环陵公路向西，直走到精疲力竭，西门依旧不知所踪又遇岔路。侥幸遇着一辆没有车斗的农用拖拉机，开车老农正是西南村村民，问询之下，得知应由岔路继续西行。咬牙走完一段上坡公路，终于得见西南村，村民指示一条向东上坡的泥泞土路，“石狮就在那上面”。
东门石狮与北门仗马，距离环陵公路不过数步之遥，西门石狮却深在坡上一里。力竭之下，每步艰难，终于又在路北最后一排砖瓦房前看见晒太阳的老太太，鼓勇再走几步,过去问路。
“西门的石狮子在哪里呀？”
“端走，拐过弯就能看见，”老太太回我，“进屋喝口水吧？”
我们都以为那只是一次普通的问路，老太太甚至不会记得，而我因为问路时拍了一张照片，十二年后重访乾陵，于是想起她。
红砖房依然还是十二年前模样，紧闭的红漆铁门外，时间仿佛坡顶滚落的碎石，不曾停顿，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推开铁门，略显杂乱的院子，头发斑白的老太太背身坐在矮凳上搓洗着衣裳。我反复敲门，她才听见有人进院，回过头来，苍老得一瞬间让我误会她是老伴的老母亲。
不过却瞬间笑了起来，我知道她并不可能认出我来，哪怕后来我给她看十二年前的照片，她只是出于待客的礼貌，站起身蹒跚走过来，双手握紧我的手。刚从冷水里拿出的手，冰冷得如同攥着一抔雪。
她满头白发，腰背佝偻，不再握紧我手的双手不住颤抖。
她的瞳彩已如青砖一般灰暗，却始终笑容满面，她的喜悦无可置疑，并非因为有我来，而是因为有人来，有人自北方来，虽然不自东北来，但来处总是更近她的故乡，于是她每句肯定的回答，换作她久已未用的“嗯呐！”。
我这才得知她是东北人，于是按照东北风俗，称呼她为“大姨”。加上姓氏，“潘姨”。
“你知道沈河区吗？”
“你知道东大街吗？”
“你知道破烂市吗？”
“你知道天光电影院吗？”
——“都还在吗？”最后她小声问起，眼神好像找不见心爱的玩具的孩子。
我并不知道，可能除了沈河区与东大街，其他都不在了吧？
自从十四岁离开沈阳，潘姨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祖父祖母不在了，父亲的两个兄弟不在了，他们的后代也断了联系，沈阳一无所有。
除却记忆，除却口音，除却思念。
▎之后这几年，每年西行陕甘，我总会途经乾陵，总要再去西南村。
年纪越来越老，李叔和何老太太逐渐爬不动山，于是也都坐在登山路前的阳光里。路旁的十几户人家，如今只剩三四家还有人住，“人老了，房子就空下了”。
原来村里老汉晒太阳的山墙根下长出半人高的荒草，坐在登山路前阳光里的老太太越来越少，闲聊，等待上山的游客，安静下来，倾听山路上的任何风吹草动。
潘姨的右手今年也基本残废了。
可是一切家务还要她做。
七十七岁的潘姨一切改用左手，她坐在圆桌边的小木凳上左手执刀削好一根年老色衰的西葫芦，刀放在地上，西葫芦换到左手递给我 ：“你来炒菜！”
年复一年的面食，让潘姨疏于烹饪，于是往年来时也是我下厨。今年不同之处在于，让我下厨的理由不再是我菜炒得好，她摊平苍白纤弱的右手，笑着说道：“不行了。”
一张折叠圆桌靠在三斗橱上，打开摆在炕前，就是一家的饭桌，无论平日的面条，还是待客的佳肴，都在于此。佳肴会是一道固定的肉菜，西葫芦炒肉片。肉冻在冰箱里，年深日久。潘姨和李叔一口牙齿落尽，自己是难得吃肉的。
趁我炒菜，潘姨总会偷摸出门，去村里的小卖部买上两根卤鸡腿。小卖部很远，下坡走到环陵公路，再从那里的另一条路爬上山坡，村妇曾试图劝我莫去，怕我扑空，“那里什么也没有”。潘姨双脚脚趾外翻，行路不易，却总是要去什么也没有的小卖部里买回两根卤鸡腿，拆袋装盘。卤料色素用量坦诚，鸡腿透着明艳的红光。
就着菜，我们会吃一顿潘姨久违的米饭。
▎三亩小麦还在继续，每年还在靠天收。小麦一斤的好价格在一块五六毛钱，每亩地化肥一百六、机械化翻犁五十、播种五十、种子四五十、打药二三十、收割六十，将近四百元成本。每亩地能够收上三四百斤小麦，才能不亏本钱。
去年是难得的好收成，一亩地收到一千二百斤。“还有一千五百斤的！”李叔啧啧感叹，“我活了七十多岁，没见过打过这么多粮食的年成！”
然而好年成毕竟不常有，靠天吃饭，祸福难定。今年应当也还好，就像石马岭上的老董说的，“春季雨水好”，天气逐渐转热，芒种将至。
岁稔在望，一年中最难挨的夏季也将到来。潘姨住的西房，整堵山墙朝西，夏季西晒。“能把人热死！”
虽然居住窑洞的年代令人绝望，但是窑洞毕竟还有点儿念想 ：“冬暖夏凉。”
▎前年阴历九月底去的西南村，正是柿子熟时。
傍晚将回乾县，潘姨执意要让带上些柿子路上吃。于是李叔手执竹竿敲打，潘姨拣起柿子擦净装箱。满满一箱柿子，车里自然醂透，一路吃到故乡。
今年再去，柿子树枝杈几乎修剪干净，原本掉落满地柿叶的位置，搭起一座蓝色的彩钢瓦棚。
我问为什么要搭起棚子？
潘姨笑着回我 ：“放我们的材。”
我这才知道棚内防雨布密密匝匝盖着的是两口棺材。去年六月份，担心染疫，就在国道边的寿材铺打的材，上好的棕木，加上枋板，每口大约四千块钱。
饭后我们坐在院门后的檐廊下聊天，彩钢瓦棚耀眼的蓝色难以忽略。
“死掉就完了。”潘姨并不害怕，她甚至有些期待人生的结束。
她觉得自己这一生充满错误，却又无可奈何。
“一步路走错，步步路就都走错了。”
还是傍晚将回乾县，潘姨问我下次何时再来，我说一两个月后吧。
她不相信。我告诉她我要西去，总还要东归，总还会再过乾县。
她相信了，忽然似真似假地说道 ：
“下次再来，你带我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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