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针对关押的那些战犯们，有人提出要不要处决一些战争罪犯？这个提议为何被否决了呢？
其实，建国之后，如何处理国内战犯和日本战犯，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事情，1956年的3月14号到15号，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战犯的处理问题，还做了专门的报告。
当时，参与会议的还有不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譬如有：龙云、傅作义、蔡廷锴、程潜、卫立煌等等，对于如何战犯这个议题，他们也积极献策献议，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如何处理这些战犯们？有人就提议，处决一部分罪大恶极还不思悔改的战犯。
但是，经过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战犯们在押的表现来看，以及放和不放的利弊之后，还是决定一个都不杀。给出的理由也是无懈可击的：
第一：当时新中国已经很稳固的，不需要靠杀一儆百来威慑别人。
第二：那种有严重罪恶和血债的人，那种不杀不足平民愤的人，基本上是没有了。
第三：对他们的改造已经初见成效，不少人在押期间的表现很良好，新中国有信心把他们改造成新人。
另外，还有人提议，要不要考虑无条件的释放所有的战犯？当然了，这个自然是被否决了。
释放他们的条件是什么？一是要根据国内外的形势来决定，二是要看在押战犯的表现来决定。表现良好的人，自然就可以早些获得释放，表现顽固的当然得晚一些释放。
对于日本战犯和国内战犯，罗瑞卿同志给出了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让参与会议的人进行讨论。
日本战犯：对于近百名罪孽深重的人，判处重刑，对另外近900名罪恶比较轻的人，考虑到他们已经被关押的10年以上（包括在苏联关押的那五年），而且也有悔改表现的，可以考虑释放。
国民党战犯：考虑先释放一批有悔改心态的低级军官，释放之后，不限制他们的自由，可以去台湾，也可以去香港，总之不干涉他们的行动和决定。
最后，经过会议的商讨，最后决定“一个不杀”，在这“一个不杀”的原则下，又采取逐步宽赦、分批释放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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