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川南乡下流传一首民谣，题为《弓与弦》：
“你是弓，我是弦，你走曲线我直线，反正大团圆。
一手弓一手箭，盘马弯弓杜美原，箭箭射燕然。”
这里“杜美原”是土肥原，指日本侵略者；“燕然”即延安，指共产党。
日本侵华，中国抗日，两军对垒，敌我分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在中国内部，是战、是降，阵线分明；抗日者救国，投敌者卖国，功罪不可兼得。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1、日本和重庆国民政府的共同目标——剿共
奇特的事情竟发生在中国神圣抗战的年代：敌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抗日者与投敌者，竞会有共同目标，方式不同、程度不一、音量高低不等，合唱一个调：剿共。
日本帝国主义要剿共、反赤，本可在他国内反去，却跑到中国来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日本共产党也来中国，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政府的侵华战争。
其实剿共何曾是日本侵略者侵华的真正目的？它的真正目的，是灭亡整个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而非某一地区；是要奴役整个中华民族，而非某一个党、某一部分人。
之所以到中国来剿共：
一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反对日本侵略，从“九·一八”事变起，就用武装的、非武装的方式抗日；南京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中国无论哪个军队都须执行，唯独共产党的军队不执行，即使中央政府与日本讲“和”，把日本要的东西用什么协定之类的文件肯定下来，共产党还是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打个不停。
这的确使帝国主义发怒，视之为死敌，非剿共不可。
二是日本帝国主义有意施放烟幕弹。明明要占领中国，偏说要反对苏联；明明要吞全中国，让中国人做它的奴隶，偏说只要消灭中国共产党。
它知道中国内部有国共两党的合而分，分而合的历史，利用这个矛盾，拉国民党上它的圈套，以为只要拆了国共联盟，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而得中国。
所以，日本向国民党营垒的人招降的时候，高叫“共同剿共”，“易抗日联共”为“和平剿共”，这是一种特殊的诱饵。
民谣中的弓和箭，说的是国民党营垒中出现的投降派和留在抗日阵营里的剿共顽固派。
本来一个在帮敌人，一个留在抗日阵营，是处在势不两立的敌对地位，但投敌的说自己是“曲线救国”，那留在抗日阵营的是直线救国。直线、曲线都“救国”，而且迟早大团圆。团圆的连接点就是剿共。他们共同认为“救国”必须剿共。
2、汉奸们的“任务”——清乡
汉奸们把它再引申一步，说只要剿共，降日也是“救国”。共产党是抗日的，救国的，非打击抗日的共产党不可，不知它要救谁的国？奇就奇在此种荒谬的理论、行为，存在于八年抗战时期。这就导致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尽管在汪精卫投敌后，又是对骂、又是通缉、又是暗杀，势不两立；而与此同时，暗里明里，心照不宣，仍唱同心曲，共做一件事：剿共。
汪精卫打着“和平、剿共、建国”的旗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
汪伪政权建立后，根据其日本主子的意旨，在沦陷区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侵略方针。自1941年5月11日起，成立“清乡委员会”，实行“清乡”。
沦陷区是共产党开展游击战争的区域，“清乡”的打击目标是共产党及抗日人民。汪精卫宣布“清乡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确立治安”，“使匪绝迹”。
“清乡”分军事、政治两个方面，军事方面，由日军、伪军进攻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政治方面，由汪伪“清乡委员会”主要负责，包括“政治工作”，颁布相应的“规则”、“办法”、“条令”等。
“清乡”先从江苏开始，逐渐扩展到浙江、上海、安徽等省市的一些地区，规模时大时小，直到日本投降，汪伪政权覆灭为止。
日伪“清乡”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仅举一例：1943年4月起，在苏中进行9个月“清乡”，仅海启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即焚烧民房4000余间，屠杀老弱妇孺1200余人，奸淫妇女1300余人，捉壮丁1900多人，抢劫比比皆是，以致不论贫富，十室九空。
“清乡”后的华中地区，哀鸿遍野，饿殍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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