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原来是蜀人写的?
陈韵薇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
——战国·佚名《山海经》
《汉书·艺文志》将它列入形法家之首,《隋书·经籍二》则将它归入地理书,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称其为“小说之最古者尔”,它,是《山海经》,虽广为人知但仍神秘莫测,《山海经》究竟是谁写的?又描述的是哪里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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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原来是蜀人所作?
历代以来,人们对《山海经》究竟由何人所作一直争议不断。有人认为作者是大禹、伯益(《上山海经表》),有人认为作者来自印度(《山海经的研究》),还有人推论出作者应当是古巴比伦人(《屈原与九歌》)。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的推进,“山海经由蜀人所作”的观点也逐渐登上学术舞台。
《山海经奇》截图 (图源:央视纪录片)
较早提出“山海经由蜀人所作”这一观点的是蒙文通。他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年代及其产生地域中提出,“《中山经》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心来看待”,并认为《海内经》四篇所称“天下之中”指的也是四川西部地区,《大荒经》以“都广之野”为天下之中,而“都广之野”则在成都平原。他的《再论昆仑为天下之中》则认为,《山海经》所记都广之野的情况“适为成都平原景象,故愚谓《山海经》为蜀人之书”。但蒙文通的观点并未立即为史学界所认可。
幸运的是,1986年三星堆出土了两株青铜神树。这两株青铜神树是《山海经》中“建木”与“若木”的象征,建木生长之处,正是“都广之野”。就这样,《山海经》以三星堆为链接,与成都平原走到了一起。
商青铜神树(图源:三星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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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是“天下之中”?
按照《山海经》的记录,都广之野(成都平原)是“天下之中”。不过,《山海经》所说的“天下”可能是指巴蜀荆楚甚至仅指巴蜀地区,与中原文化体系的“中”并不一致,更不是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世界中心。
蒙文通先生指出:“中国农业在古代是从三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关中,一个是黄河下游,在长江流域则是从蜀开始的。农业使人们定居下来,‘以我为中心’的思想也就逐渐产生,三个独立发展的农业区,产生了三个‘天下之中’。《山海经·大荒经》以都广为天下之中......”
天府之国农耕文明始源宝墩遗址 (图源:新津区地志办)
古蜀时期,人们对大地的认识颇为有限。蜀人将自己已知的范围视作“天下”无可厚非。《山海经》创作于古蜀国晚期,也正是古蜀国的鼎盛时期。
生活在古蜀国腹心地带的蜀人,自视为“中心”,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豪感,这是社会与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合理现象,也从侧面印证了成都平原当时的富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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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时期农业有多发达?
《山海经》里有答案
这种富庶表现在《山海经》中,则是“爱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爱处”。这样的描述并非臆造,而是古蜀时农业发达的记录。
考古学研究表明,早期农业工具颇为简陋,均为打制石器。随着农业的发展,打制石器逐步淘汰,磨制石器成为主流;农具的种类也迅速增多,出现了石斧、石锄等更高级的石器。
在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的各个遗址中,普遍出土有各种用于农耕的石斧、石刀、石锄、石凿、石矛、石杵等生产工具(《成都市蜀文化遗址的发现及意义》)。
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出土的古蜀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图源:封面新闻)
古蜀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呈现出专门化、成套化的特点,从侧面说明了古蜀国的农作物种类繁多,与《山海经》中“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互相印证。
“膏”可指粮食细腻、滑润,如膏般绵密。可见古蜀农业不仅品种丰富,而且质量极佳。而“冬夏播琴”则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双季栽培的农业模式,粮食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考古学上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成都方池街遗址、抚琴小区遗址第四层、岷山饭店遗址第六层、指挥街遗址第六层的商代文化因素等,无一不为这一时期古蜀农业经济成片分布的情景提供了有力证据。
无论是文字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确凿地表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古蜀的农业已经获得了初步发展,有了相对高级的形态。正是有了发达的农业技术与农业精神,蜀人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用来支持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 (图源:新津文旅)
自此之后,成都有了“覆衣天下”的桑蚕丝织,有了品质卓越的造纸业,有了才华横溢的文人,有了“铁山鼓铸”的手工业......农业,这门古蜀国的“支柱产业”,正是此后数千年繁华成都的完美开局。
来源:学习强国四川学习平台
撰稿:陈韵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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