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革委会”，不少人脑里第一个词就是偏激，觉得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诚然，在革委会中的确有偏激、靠投机取巧走上历史舞台的人。
但，任何事情都不应以偏概全，在革委会中还存在着一些兢兢业业的干部，他们用实际行动在践行着一个优秀党员该有的作风，就比如说原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张富贵。
他能有这么出众的职务，完全是凭借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多次被评选为劳动模范，身居高位后也始终保持谦逊，不去参与那些起伏的运动。
到1985年，张富贵自觉跟不上时代且身体出现健康问题后，又主动辞去职务，用另一个身份继续为国家做贡献。这样纯粹的人，真是革命的好干部！
张富贵1913年出生于山东文登的一个贫苦家庭，他的童年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在他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为能有口饭吃，也远赴他乡去给地主家做长工。
唯一庆幸的是，张富贵有个善良的伯母，她是个寡妇，多年孤苦伶仃，眼见无人管的小富贵要被饿死，她便承担起了母亲的角色。
在旧社会，一个独居女子经济条件好不到哪里去，只能勉强生存。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张富贵从7岁开始就要下地干活、13岁去给地主家打长工，苦了好几年一分钱没攒下。
伯母认为这样下去一辈子一眼就能看到头，于是托关系让张富贵去学瓦匠，三年学徒时间仍然没有工钱，还常常要去帮工头种地。所幸学成之后，日子总算有了些起色。
1928年，张富贵已经25岁，放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晚婚的，伯母忙前忙后，总算为他说好了一门亲事。只是，为了结婚，家里向地主借了110块钱，从此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地主家的钱岂是那么好借，光是滚起来的利息都让人吃不消，为应付那些讨债人，张家只好将仅有的两亩田抵押出去，日子过得举步维艰。
所幸，1940年他们终于迎来转变，概因八路军来到文登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政策。
原本一贫如洗的张富贵不仅赎回了自家的田，雇工报酬也增加到1200斤，这是他从未感受的幸福。
谁是真心为百姓好，百姓自己也知道，张富贵感觉这样的日子有奔头，便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他带领五户农民，办起全县第一个互助组，大家取长补短，让粮食产量翻番。
这是非常好的表率，引起了组织的注意，他很快被推举为先进代表，向周围村镇传授经验。在他的帮助下，文登迅速建立起120个互助组，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1944年，张富贵成功入党，还当选为全县首个劳动模范，从此他就跟“模范”两字紧密相连。1945年，张富贵当选为胶东区首位农业劳动模范；
1950年他作为山东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农兵英模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当选省劳动模范；抗美援朝时期，他带领社员一次性捐粮3000斤，被评为拥军优属模范；
1950年和1979年他都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这些荣誉，相应地也让张富贵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从九大到十一大，他连任三届中央委员；1971年至1978年，他都是山东省委委员会；后来还兼省革委会副主任。
很多人提及革委会，印象都不太好，但张富贵可不是通过暴力手段走上来的，他纯属个人成绩过于出色，而成为了一个领域的代表。
并且身居高位后，张富贵没有忘记初心，除了本人坚持下地干活外，为家里也制定了很严厉的“三忌”家规：生活忌特殊：好事忌抢先：待人忌冷淡。
他的女儿曾想着父亲是全国劳模，自己如果不读书了，那就托关系找个班上，反正不能在家种地。张富贵听说后，立即苦口婆心劝导，最终让女儿回乡做了平台社员，也是劳动能手。
在评工记分阶段，张富贵一家人都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挣的工分在全村榜首，收入也数一数二，可是他家的生活总是保持一般水平，省下来的钱和粮食都用来帮助了别人。
张富贵的这些付出，大家都看得到，许多人都挺崇敬他的一心为公。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非墨守成规的人、积极拥抱时代的改变。
1978年，张富贵以十一届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会议传达的精神，他非常赞同，逢人就讲这次全会开得好。
回到地方后，张富贵向群众讲解了思想解放的过程，并带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说：过去想富不敢富，早搞责任制的早富，晚搞的晚富，不搞责任制难富。
虽然他还很有热情，但连年的劳作压垮了身体，1985年张富贵主动辞去身上的领导职务，从此极少出现在大众眼前，1994年，张富贵病逝。
一个原本吃饱饭都是奢望的农民，却可以通过不断努力成为副省级干部、列席中央会议，这种靠双手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旧社会想都不敢想。
新中国的确拯救了很多劳苦大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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