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作为人民军队的奠基人之一，其对军队的创建与壮大贡献卓绝。
自人民军队成立之日起，周恩来便站在党的领导核心，面对着曲折多变的形势。
在那段艰难岁月，工作繁重复杂，他始终倾尽全力，保驾护航人民军队的发展。
无论是解决重大难题，维护军队的团结与发展，还是直接指挥战斗，协调作战，抑或是坚守国防安全，推进军队现代化强军目标，周恩来都以其独有的智慧和毅力，确保了革命和建设的连续胜利。
周恩来总理能否调动军队？当年我军各级干部任命制度详解
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中，提起创立军队，不得不提到周恩来。
1922年冬，周恩来在巴黎《少年》杂志上，用“飞飞”这一笔名发表了《评胡适的‘努力’》。
在文章中，周恩来犀利地批评了胡适那种对军阀统治抱有幻想的“好政府主义”，并坚定地指出：“非要有极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以血肉之躯铸就了坚定的誓言，挥舞着革命武装斗争的大旗，宣告其护卫革命的坚决决心。
1933年的七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草拟了一纸决议，明言中国工农红军自南昌起义始便奠基组建。
八月一日亦由此而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纪念日。
在南昌，周恩来以主要领导者的身份出现，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人民军队的创立者之一。
四一二后的第二天，上海城内掀起了二十万工人的波澜壮阔罢工。
周恩来与赵世炎步履匆匆赴闸北青云路，参与十万群众的大会，而后与他们一同踏入了群众的游行队伍。
可惜，那场游行很快被背叛的军队血腥镇压，上海陷入一片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
周恩来在这片风雨飘摇的土地上，显然是难以久留的人物，他在秘密安排好上海党的组织工作后，不得不在五月的后半月踏上前往武汉的路途。
当时的武汉与长沙，同样局势凶险，战火翻滚。
周恩来虽然错过了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共五大，但他依然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之后，被推选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到了二十五日，许克祥在长沙引发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周恩来不仅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而且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部长。
二十九日，常委会议又决定由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一职。
从此，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直至1976年辞世。
周恩来自担起中央军事部重任之际，未曾懈怠，速召聂荣臻、王一飞等资深将领为左右手。
他们一边筹划军队的日常组织、联络及政治动作，一边又细心指导湖南、广东农民运动及武汉武装工人纠察队的行动。
此间，汪精卫仿蒋介石之先例，完成“分共”部署后，于七月十五日公然与中共断绝关系，更是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情形岌岌可危。
周恩来借鉴以往经验，提出以湘鄂赣三省为战略中心，动用叶挺、贺龙部队掀起武装暴动的策略。
7月18日前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初步批准了以“东征讨蒋”为口号，选定九江、南昌等地为集结重地，暗中准备时机。
起义军力量以国民革命军第20军（贺龙带领）、第11军第24师（叶挺指挥）及朱德早前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为骨干。
同时，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指挥即将到来的起义。
周恩来特别指派聂荣臻前往九江，以做好前线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告诫其“发难之时，须严依中央指示”。
随后，周恩来与陈赓携手秘密前往南昌，一到便开始忙碌于起义的筹备，紧急听取了当地及周边江西的敌情汇报。
27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专门成立前敌委员会，再次确认周恩来为书记。28日，周与贺龙面对面详谈起义的决定及行动计划，贺龙坚决表态：一切行动听从中共指挥。
30日，以中央代表身份的张国焘在连续两天的中共前委会议上提议，除非起义有充分的成功把握，否则不宜轻动。
然而，周恩来与其他前委成员坚决反对此观点，甚至周恩来一度以辞职相威胁，终于使张国焘妥协，同意按多数意见行事。
八月初一凌晨，南昌城内响起了革命的第一枪，象征着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激烈战斗拉开帷幕。
这场持续数小时的战斗，殊为激烈。
驻南昌的国民党军被全歼逾三千人之众，缴获枪支逾五千支，子弹超过七十万发，以及数门大炮。
拂晓时分，起义部队已完全控制了南昌城，旭日东升，新的一页随之翻开。
在那日，中国共产党人与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共聚一堂，召开了联席会议，随即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周恩来被推选为该委员会的一员，还担纲了参谋团委员的重任。
那晚，周恩来主持了参谋团会议，审时度势，筹商南下的行军路线。
随后的八月二日，中共前委对起义部队进行了初步的整编。
到了三日，革命委员会便任命了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及军长等职务。
从此，中国共产党拥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人数达两万。
八月三日，起义部队分批撤离南昌，南下途中，虽然客观和主观的困难使得损失惨重，但残部中的一部分在海陆丰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于1928年初在湘南再起波澜，后与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汇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四军。
综上所述，若说周恩来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实在是毫不夸张的确凿之言。
军队等级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整个人民军队的干部等级制度便摆上了议事的桌面。
等级制度为军队建设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它涉及到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制度化管理，还要在军内调整各色人等之间的利益关系，且对激发官兵的积极性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人民军队曾局部评定过等级。
在1939年及1946年，两次全军性的军衔制度试点已然开展，那时八路军驻蒋管区的各地办事处工作人员，以及派往1946年“调处执行部”的我军代表都被授予了相应的军衔。
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原计划中的全军授衔工作并未能如期展开。
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部队为了合理区分新老干部战士的津贴待遇，不得不自行进行等级的评定。
从1945年至建国之际，冀鲁豫军区、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供给部以及晋绥军区等，均有先后进行过这样的评定。
直至1952年，这一切才逐渐走向规范，全军统一评定了级别，正式建立起一套军队的等级制度。
1951年2月15日，中央军委部署了全军的评级工作。
中央军委规定,凡人民解放军所属陆、海、空军各兵种，所有部队、机关、学校，由军级至排级全体干部均进行评级。
任职三年的班长，及具有五年军龄之警卫员、通信员、电话员、侦察员、卫生员、驾驶员、老战士等均可参加评级。
该指示设置了正军级以下的15个级别，要求各部队1951年上半年选择各种类型单位有重点地进行试评，取得经验后再行普评。
1952年3月14日，中央军委再次发出《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规定全军的等级设23级。
6月29日，总干部部规定，班级应“明确正副”，使军队级别扩展到24级。
军委主席副主席级(一等一级);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二等一级);军委委员级(等二级);正、副、准兵团级(三等一、二、三级)
正、副、准军级(四等一、二、三级);正、副、准师级(五等一、二、三级);正、副、准团级(六等一、二、三级);正、副营级(七等一、二级)
正、副连级(八等一、二级);正、副排级(九等一、二级);正班级;副班级;战士级。
以上一等一级至九等二级，为政务院1952年3月颁布的《军队干部津贴费标准》中规定的排序，如按此顺延，班级和战士级即应排为十等第一、二级和第十一等。
那么，周总理身为军委副主席，等级上仅次于军委主席，他是否有权力调动军队呢？
答案是否定的。
坚持党的领导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以其对革命的卓绝贡献，赢得了全党上下的一致赞誉。
他在军界亦享威望，自然而然，党中央便委以他军委副主席的重任。
但在新中国的政治架构下，虽然周恩来为军委副主席，实则其职权中并不包括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力。
周恩来的角色，更多的是在于协调和监督，以及在军政决策中发挥其深邃的政治智慧和影响力。
可以说，他的威望并非来源于能直接调兵遣将，而是源于他那凛然正气与卓越的领导才能，这在党内外皆是公认的。
即便周总理手中未必握有调动军队的大权，他的影响力与威望却依然不可小觑，这也正是他作为革命领袖的非凡魅力所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军队之调动是一事不容小觑，因为任何个人或组织均无权擅自为之。
要知道，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精髓所在，是党和国家得以显现政治优势的根基，也是建军育军的灵魂所系。
1927年的九月二十九日，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抵达江西的永新县三湾村时，所面临的局势可谓是危如累卵。
部队减员至不足千人，组织结构松散，思想之混乱不堪，更无党的基层组织掌控军心。
雇佣军的思想犹如瘟疫般侵袭着战士的心志，连番作战失利加上持续行军，斗争之艰苦使一些意志薄弱之辈动摇不定。
面对这般岌岌可危的局面，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前敌委员会议。
此次会议上，他决策对起义部队进行一番彻底的整顿和改编。
由原先的师级规模缩编为一个团，同时建立起党的各级组织，实施党代表制度。
由此确立了从连级到班排的党的支部，以及连以上的党代表，营团则设立了党委；并在连以上建立了各级士兵委员会，推广了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实现了民主制度的初步。
这一转折点，被称为“三湾改编”，其不仅从组织层面确立了党对军队的坚定领导，更标志着工农革命军队朝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方向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便开始了其酝酿过程。
其实，它早在南昌起义时就露出了曙光，之后在三湾改编时奠定了基础，而至古田会议时，这一制度终于定型，成为铁的纪律。
红军初创时期，我们的党已经深知，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军队便容易成为无根之水，无本之木。
从那时起，我们便在军队中设立了党的组织、政治机关及党代表。
到了三湾改编，毛主席以其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举措实际上强化了党的领导核心和集体领导的作用，使党的领导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的行动指南。
古田会议后，这一系列关于党领导军队的措施，被系统化、具体化并制度化。
到了1930年，红军首部政工条例的制定，更是为这一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和制度支撑，彰显了毛主席的指导原则：“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
由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被确立为一种深入骨髓的信念，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无权擅自调动军队。
这种调动不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权力，而是党和人民赋予军事领导机构的集体权力。
行使这种权力，必须严格遵守和服从我们党的决策机制和组织纪律，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权利的行使，更是一种责任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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