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物鉴定界主要有两类专家，一类是学院派，基础知识学得很扎实，判定一件文物的真假，主要依靠的是现有资料的对照。另一类是实战派，常年在一线古玩市场用眼力辨真伪，不断积累“打眼吃药”的教训，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这两种专家各有所长，总的来说学院派更适合做学术，而实战派更适合做田野调查。不过在现在的环境下，已经鲜少有专家愿意在民间寻找宝藏了，面对一件非常罕见的文物，能有魄力断定为真品且力排众议的专家，基本已经见不到了。
而以前这样的顶级专家非常多，比如说“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马承源先生，他甚至在假货泛滥的古玩市场，三次出手，就为国家挽回了三件国宝级文物！
曾经担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先生，年轻时也只是一位普通的文物爱好者，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他著作等身，出版了80余部青铜器专著和论文，逐渐成为学界权威。
而他不仅是学院派代表，更是一代实战派高手，近50年的文博工作，帮助国家找回来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
上世纪80~90年代，在国外古玩商的撺掇之下，沉寂多年的盗墓活动又开始猖獗起来。那时候古董等于金钱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数十万的“土夫子”铤而走险，把全国各地的古墓遗址挖得千疮百孔。
香港古玩市场
据相关统计，数以亿计的文物被挖出来，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向了国外，经过苏富比、佳士得等拍卖行的“洗白”，成为富豪们一掷千金的藏品。但还有另外一部分文物因为各种原因，流向了民间鱼龙混杂的古玩市场，如果没有专业人士去发现它们，就有可能成为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承源每次碰到“疑似赝品”的文物，都会认真对待，不放过每一个求真的机会。第一次是在1992年，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传来消息，说当地古玩市场出现了一套14枚编钟，很有可能是内地被盗流失，但铭文是后刻且读起来不通顺，有伪造之嫌。
马承源和编钟
不管真假先去看了再说，马承源得到信息立即赶到香港，见到编钟之后，他断定肯定是真品，并委托朋友东拼西凑了将近100万港币，重金全部买下带回上海。
一回去就受到了各方专家的质疑，大家都说“马老看走眼了”，这些编钟又“新”铭文又是后刻，肯定是现代产物。但马承源相信自己的眼力，他认为这些编钟之所以锈蚀程度看着很“新”，是因为刚出土没多久，铭文后刻不代表是现代所刻，而铭文不通顺是因为这14枚编钟还不是全套，只要找到剩下的连起来读肯定就通顺了。
这就是顶级专家的料事如神，后来山西晋侯墓地又出土了两枚编钟，刚好和马承源购回的14枚编钟凑成一整套，355个字的铭文完整讲述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稣率兵随周王巡视东土、征讨叛乱部落和事后赏罚的故事。
再后来山西晋侯墓被盗案逐步调查清楚，那14枚编钟果然是被一位当地人盗走卖到香港的。这些调查取证需要很长时间，但马承源只凭借自己的眼力，顷刻间就挽回了国宝，如今也成为上博的镇馆之宝。
越王者旨於睗剑
第二次是在1995年，马承源在香港古玩市场的一家店铺里，发现了一把宝剑。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正面为：戉（越）王戉（越）王；反面为：者旨於睗。
又是一把越王剑？而且一样的吹毛断发，一样的历经千年不腐不锈，这个“者旨於睗”是何许人也，竟能拥有如此神剑？别人不太清楚，但马承源这位青铜器专家可太了解了，“者旨於睗”正是越王勾践的儿子。
这样一把能媲美越王勾践剑的宝物，竟放在古玩店里无人问津？据古玩店老板介绍，原来这把剑听说出自浙江，80年代就被挖出来了，仅以2万元的价格卖给一位古玩贩子，几经辗转才流到了香港，但因为无人识货，都觉得这把剑看着太新，因此摆在店里很长时间了。
细节图
店主随后话锋一转：“也是不巧，以前没人识货，现在一下冒出两位高手同时看了出来，另一位是个日本人，已经花150万预订了。”
他还真不是说假话，那位日本人是个专业古玩商，抱着必拿下的决心过来的。马承源一想到如此国宝可能又会流失到日本，言辞恳切的请求店主不要卖到国外，自己回去凑钱，店主答应了，但有时间限制。
马承源一回大陆，便四处求人，甚至登报呼吁，最终杭州钢铁集团站了出来，出资136万元港币买下越王者旨於睗剑，并成为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历经2400多年，此剑亮泽如新，寒芒泠泠，风采依旧，如果没有马老，它可能会静静的躺在某个日本富豪的展示柜里，再也不示人了。
第三次是在1996年，同样是收到朋友的信息，马承源赶到香港荷里活街，一件透雕交龙纹的绝美青铜器显现在眼前。它不仅是一件制作精美、工艺复杂的春秋时期器皿，上面的12字铭文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吴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
吴王夫差为一名女子铸造的器物！而且并没有按当时的惯例，注明女主人的家族、姓氏、用途等信息，那么很可能这位女子的身份低微，会是谁呢？能被夫差宠爱，且是民间女子，符合这两点的也只有一个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
尽管是不是西施尚有争议，但青铜器是毋庸置疑的真品，古玩贩子开价高达150万港币，多次拯救国宝的马承源和他任职的上海博物馆，已经非常拮据，拿不出这么多钱。后来马承源只得请求何鸿章先生慷慨相助，从此又为上博增添了一件国宝。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马老将一生都献给了文物，不贪名利，不求荣华，哪怕遭受再多的质疑，也要将文人学者的信仰坚持到底，坚决不放过任何一件“存疑”的文物。不管是来自官方还是民间，有多少人说成假货都不会放弃，只要坚持认为是真品，就会拿出切实的证据去考证出来。
在马老人生的最后几年，还在为着“上博简”的真伪问题尽心尽力，尽管这场学术之争还是以马老的胜利而告终。但他也被闹得精疲力尽，再加上其他原因患上了抑郁症，最后在选择在高楼一跃而下，从此文物界少了一位真正的专家，让人无比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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