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检方、警方明确表示“不够罪”、“不立案”的情况下，莆田商人张某龙开启运作关系。为立案、抓人，他多次以“买石头”的方式行贿警察，合计高达200多万元。
案立了、人抓了，还没等到开庭，这起“人情案”“金钱案”就彻底暴露了。受贿的刑警队长被判刑了。张某龙“全身而退”。
中央三令五申并且出台《意见》力推“受贿行贿一起查”。张某龙的行贿行为，该不该追责？
另外，借助“特殊力量”启动的“人情案”“金钱案”，有无必要及时喊停和纠正？该案办下去，最初“不监督”“不立案”的检警办案人，要不要追究渎职责任？
这样离奇的一起虚假诉讼案，可谓是，刑警队长一人受贿，公检法三机关“集体背锅”。
9月13日，知名普法自媒体“法度Law”披露，莆田商人张某龙为立案，多次给予警察钱款共计两百多万元。张某龙还有另一个身份——福建省莆田市政协委员。
笔者注意到，上述消息源自《南方周末》日前刊发的一篇报道《一场有争议的虚假诉讼：为立案行贿警察两百余万元》。
据报道，事件的原委要追溯至十多年前。2011年至2012年，常居北京的张某龙借给同在北京的老乡李某林4100万元，但李某林没有按期偿还本息。
打官司胜诉后，张某龙也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执行案款的大部分，却被法院分配给了另一位债权人李某香（1.5256亿元执行款，李某香获得9140余万元）。
由此，张某龙认为，李某林和李某香合谋，在搞虚假诉讼，目的就是逃债。
那么，李某香与李某林之间有怎样的债务关系？《南方周末》报道提到，2011年3月至11月，李某林多次向李某香借款。李某香本人或通过委托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先后向李某林本人或李某林指定的公司转账8笔，共计1.365亿元，并约定了利息。
到2013年，李某林陆续偿还了2000万元，并向李某香出具“承诺书”，表示在年底前应还清的本息仍有1.3亿余元。然而，即便签了还款“承诺书”，李某林仍然没有按时偿还本息。
2015年6月，李某香将李某林诉至法院，要求偿还借款本息共计1.4794亿元，并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查封、扣押李某林财产。一个月后，在法院调解下，二人达成民事调解。
案件材料显示，张某龙之所以认为李某林和李某香合谋搞虚假诉讼，系因该二人有亲戚关系，在法院即将对李某林的执行案款进行分配之时，李某香起诉李某林，短短两个月内不但达成调解，而且使法院作出了执行裁定。
不过，李某香的亲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某香与李某林是福建莆田的老乡，还同属一个宗族，但已出五服。（笔者备注：在家族角度下，五服指的是以父系家族为基础，将亲属分为五个不同的层级。）
据报道，此后，张某龙多次以李某香和李某林涉嫌虚假诉讼为由，向法院、检察院提出异议，但均被驳回。他又向检察院申请监督，而检方认为，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二人间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调解的事实。
2019年7月，张某龙向公安机关报案。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刑侦支队调查后认为，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虚假诉讼，决定不予立案。
依法追讨损失遇阻后，张某龙开始动用人脉资源。北京的饭局，有着神奇魔力。饭局上，不仅能结交一些退休高官和“装家”，还能认识一些“贵人”。
2019年10月，在朋友张罗的饭局上，张某龙认识了能帮自己立案、抓人的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徐雷涛。
案卷材料显示，席间，张某龙要把报案材料拿给徐雷涛看，徐雷涛说“不用看了”。随后，徐当场打电话叫来时任刑侦支队副支队长侯某利。
在徐雷涛的询问下，侯某利说，是有一个虚假诉讼的案子在办，但没有立案。徐雷涛说：“怎么没有立案？证据不是挺充足的吗？回去再查一查。”
当年12月，张某龙接到公安机关的《立案告知书》。为维系关系，不久后，张某龙等人又约徐雷涛吃饭。
2020年3月，张某龙再次找徐雷涛催问办案进展，徐让张转账20万元到其银行账户。徐雷涛解释，受疫情影响，公安机关无法外出取证。
几个月后，徐雷涛打电话喊张某龙到一家餐厅吃饭。席间，张某龙见到了负责办理他案子的警察王某等人。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侦查后期，徐雷涛还数次直接给办案警察打电话，要求赶紧抓人。
2021年1月，李某香、李某林被刑事拘留。
案子立上了、人也抓了，张某龙是如何“报恩”的？2021年4月，徐雷涛将自己的一块石头作价28万元，卖给张某龙。据徐雷涛落马后供述，那块刻有寿星的“和田石”，他买时只花了1万多元。
两个月后，徐雷涛又把另一块石头“卖”给张某龙。张心领神会，给徐转账40万元。后经鉴定，这两块石头价值2.24万元。
在徐雷涛把第一块石头“卖”给张某龙的2021年4月，原本的案外人李某新也被卷入这起虚假诉讼案，被丰台警方刑拘，理由是李某香与李某林的“虚假诉讼”行为，是受到李某新的指使。
“卖”掉第二块石头之后，2021年6月，徐雷涛把张某龙叫到办公室，说主犯李某新的犯罪证据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我还有一块原石，你要是有闲钱就买下来，我家里缺钱。”徐雷涛叫价192万元。
2021年7月至8月，张某龙为了“买”这块原石，先后两次给徐雷涛送了152万元现金，还为徐雷涛还了一笔40万元的外债。
2021年7月29日，丰台区公安分局以李某新、李某香、李某林涉嫌虚假诉讼罪，向丰台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同年8月25日，丰台区检察院向丰台区法院提起诉讼。
不过，上述案件还未开庭，徐雷涛已于2021年9月被查办。
这样一起行贿警察、意图使他人陷牢狱之灾的“人情案”，后经法院多次延期、检方重新指定管辖、退回补充侦查、分案重新公诉，至今没有结果。
而收钱后干预、制造这起“夹生案”的刑警队长，已因犯受贿罪、行贿罪、徇私枉法罪被判刑十三年六个月。
作为关键当事人，行贿者张某龙至今“安然无恙”。这合理吗？多位律师向“法度Law”进行了分析。
广东师夷律师事务所刘沛文律师介绍，对于行贿警察金额高达两百多万的情况，属于情节严重情形，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属“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的”七种从重处罚的情形之一。不过是否追责及追何种责，还应考虑行贿的目的、手段、后果、是否主动交代等因素。
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新型犯罪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燕大法学教室》刑事法编辑、北京律师法学研究会研究员郝赟律师表示，在本案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成立行贿罪，应当从主客观情况出发综合认定。只有当行为人控告的事实确为虚构（即客观上所谋取的利益不正当），且其主观上对此明知却仍实施诬陷行为（即主观上出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行为人才成立行贿罪。
刘沛文律师还提到，一旦发现政协委员涉及违法行为，政协组织通常会启动调查程序，如果情况属实，可能会采取内部纪律处分，如通报批评、劝其辞去委员职务，严重时甚至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同时，政协组织也会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和处理。
司法人员办“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其后续沦为“夹生案”，甚至会成为冤错案件。一人受益后“违法立案”，公检法三机关“集体背锅”。此类现象令人唏嘘！
另外，为立案、抓人而行贿警察者，如若没有任何法律责任和后果，这是公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公道吗？
笔者摘引部分报道内容，只为梳理事件脉络和讨论离奇现象。读者若想进一步了解此事，可检索品读《南方周末》的报道全文。在此，向报道此事的南方周末记者翟星理、实习生刘妍及责编钱昊平老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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