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的最高学历，是曾在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读过3年半书，没等拿到毕业证书，就因为大革命的失败，受到国民党右派的通缉，而不得不中断学业，逃到武汉，加入了人民军队的行列。
从此以后，粟裕再没有机会到正规学校里接受系统的教育了。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学习。这种学习，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身负领导重任，还是受迫害受打击，从没有停止过。
靠的是自觉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不仅从书本里学，更注重从实践中，从斗争中学。
在井冈山时期，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层指挥员(连级干部)，就十分注意学习毛主席倡导的建军思想、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和指导作战的技巧。
粟裕在叶挺部队才开始接受军事训练，而且接受的主要是旧式训练。上了井冈山，旧的一套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不能适应红军的要求了。这就要求他重新学习。他对毛主席倡导的一系列建军原则如党指挥枪、军事民主、官兵平等十分拥护，身体力行。
粟裕重视发扬军事民主。他指挥作战，总给人料事如神、奇兵不断的印象。谁能想到他在战前花了多少功夫去调查、研究、商讨啊！转战苏北的时候，天天要行军打仗，没有多少大块时间用来调查研究。他就倒骑在马上，与跟在后面的官兵边行军边讨论。行军结束，讨论的问题也胸中有数了。久而久之，他竟练就了高超的倒骑马的技术。
他还善于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也是在井冈山时期，粟裕的一个通讯员爱赌博，批评了几次不改，粟裕生气了，就罚他脚跟并拢，双手举起，两腿半弯曲下蹲。这是旧式军队里常见的体罚方式，身体再强壮的人，也支持不了多久。他以为给通讯员吃些苦头，就会改掉赌瘾。谁知不然，过了不久，通讯员又去赌了。
这件事促使粟裕进行认真的思考。光是批评、惩罚，看来没有什么效果。必须换个方式。粟裕找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摆事实、讲道理，苦口婆心劝诫了半天，通讯员被说服了，流着泪发誓再不赌博。以后果然改了。
粟裕从此总结出一条经验：对于自己的同志，舌头要比拳头灵，思想工作最重要。
在福建上杭时，粟裕率部担任毛主席的警卫任务。当时周围是强大的敌人，毛主席又值患病之时，但他坚持读书和写作，室内的灯光常常是经夜不熄。毛主席的勤学苦练给粟裕很大的教育和震撼。
在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中，粟裕更是身体力行了毛主席的指挥意图，对毛主席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钦佩不已，并学到了其中的精髓。在此后他自己独立指挥战役战斗时，总能灵活的加以利用。他的许多得意之作，比如黄桥之战的先打强敌，七战七捷时的在根据地边缘歼敌、孟良崮战役时不打敌之侧翼而打敌之中央，都是灵活运用毛主席战略战术的成功实践。
新四军活动的地区，集中在江浙沪一带。这里是中国的教育、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地区。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纷纷投奔根据地，加入到抗日队伍的行列。
如何对待这些满怀爱国激情的读书人，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当时党和军队里，工农出身的干部比例比较大。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对知识分子存在着轻视和不信任的情绪。
粟裕不这么看。他认为，军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单靠勇敢是不够的，还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加入，对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有益无害。为此，他要求所属部队，对知识分子要贯彻正确的方针，那就是：热情欢迎，以礼相待，委以重任，保护关怀，来去自由。
在他兼任师长的新四军一师，营连级干部60%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一师在新四军各师中战斗力最强，战功最大，与粟裕的知人善用有很大关系。
粟裕非常重视技术兵种的建设。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民军队只有步兵和有限的炮兵。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我军的缴获越来越多。粟裕敏锐地认识到，利用敌人的装备，建立各技术兵种，对我军的长远发展极其重要。华野不仅有步兵、炮兵，还先后建立了工兵、装甲坦克兵、测绘兵、技术侦察兵等兵种。
新中国成立后，粟裕先后担任了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要职，致力于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他主张，陆军要裁减兵员，而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发展炮兵、装甲兵、工兵、通信兵、雷达兵、防化兵。早在五十年代，他就预言，今后的战争，将从以枪战为主变为以炮战、导弹战为主。因而，制空权和制海权在未来战争中将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粟裕的身体不太好，战争年代，先后6次负伤，特别是头部曾两次中弹，留下了终身头痛头晕的后遗症。但他工作起来。却比健壮的年轻人还下力气。解放战争时期经常是头戴散热器指挥作战。解放后，担任了高级领导职务，按规定，他是可以在家办公的，但他不仅坚持每天上班，而且经常加班加点工作。
特殊时期，他主持的军事科学院受到冲击。军科院是科技人员高度集中的地方，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库、人才库，为了保护科技人员，粟裕不怕得罪人，冒着风险顶风而上，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1976年1月，年高多病的粟裕对形势感到极度的忧虑和悲愤。他决定写一部回忆录，通过对自己戎马一生的回顾，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规律和特点。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回忆录整理成《千万里转战》和《粟裕战争回忆录》两书。
这两本回忆录不是单纯地回顾历史，而是充满了分析，显示了作者对战争的理性思考，可读性、思想性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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