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底蕴的国度，九州大地之上的许多省市在古时都另有其名，后来只是迫于现实，才在万般无奈之中抛弃了自己的古称。而在这些抛弃了自己古称的省市当中，又以雍州，也即现在的陕西，改名改得最为严重。
不说那个曾经是十三朝古都，数千年来一直有着“长安”之名的西安，单看它周遭那一圈市县，其实就不难发现这事究竟有多“触目惊心”。
如果非要用个例子来说明的话，西安市下属的周至，无疑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周至古称谓之为盩厔，取自“山曲为盩，水曲为厔”，有“好山好水”的意思，但改成周至之后，就啥也看不出来了，要是用电影里的台词来形容，甚至还多少有那么点“平平无奇还有点土”的意思。而至于国家为啥要给他们改名，这其实还得从64年郭沫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起。
一篇文章，改变14个千年古称
1964年，郭沫若着手写了一篇名字叫《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的文章，并把它发表在了我国的国民报纸《人民日报》上。
在这篇文章当中，他以自己曾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为依据，从各个角度论述了文字改革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了“希望中国也能改革文字”这么一个观点。
而在这个观点之后，他也给出了相应的改革方案，如果用郭沫若本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文字改革中有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好些地名当中有生僻字，请把它们全都换掉，改成相同读音的常用字”。
总的来说，如果就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彼时郭沫若给出的建议其实是有“一刀切”的嫌疑的，但奈何那会儿有一位名叫胡乔木的政坛大佬也碰巧和郭沫若持有相同的观点。
前者在看完郭沫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之后，心下大喜，他二话没说，直接就给当时正担任西北局书记一职的刘澜涛写了一封信，并在信中详细描述了郭沫若的观点和建议，以及自己的一些想法。
至于这些想法是啥，实际上也很简单，一言以蔽之，其实就是把地名生僻字较多的陕西作为试点省份，按郭沫若在文章中提出来的改革方案，“稍微”调整一下陕西省各市县的地名，看看效果如何。
而刘澜涛这边看完信件之后，心中对此也是颇为认同，双方一拍即合的情况下，他很快便联系上了时任陕西省书记的张德生，并联合张德生，召集了许多在陕西省工作的干部，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改名大会”。
至于大会的结果，那自然也是不言而喻，有半数以上的与会者投票支持换掉陕西省各市县地名中的生僻字，通过了“将陕西省作为改名试点省份”这个决议的同时，也直接影响了陕西省14个市县的命运。
此后一段时间，盩厔变成了周至，郃阳成了合阳，郿县成了眉县，鄠县成了户县，葭县成了佳县，邠县成了彬县，雒南县成了洛南县，沔县成了勉县，醴泉成了礼泉，汧阳县成了千阳县，鄜县成了富县，栒邑县成了旬邑县，商雒成了商洛，洵阳县成了旬阳县。
这十四个原本已经使用了千年之久的陕西古地名，如今就这么彻底变成了过去，而至于其后续所造成的影响，则更是一直传到了京城。
郭沫若降低中国文盲率的宏愿
就如前文所说，“陕西各市县改名”这事造成的影响非常之大，与之相关的消息很快就随风一路飘到了北京，也飘到了“第一个扇动翅膀的蝴蝶”——写出那篇文章的郭沫若的耳中。
而郭沫若作为“文字改革、地名变更”方案的提出者，见自己的建议被贯彻，心中自然也是非常高兴，毕竟，他想这事实际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是往前追溯的话，其实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已经有这个心思了。
想当年，郭沫若去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他亲眼见证了日本为了降低国民文盲率而做出的一系列努力。而在这些努力当中，又当属“简化文字”这项起到的作用最为显著。
如果用郭沫若本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改良之后的日本字既方便又好学，明显降低了日本的文盲率。”
而“文盲率”降低，对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郭沫若心里清楚得很，也由此许下了一个“学成归国以后，一定要推动中国的文字改革”的宏愿。只不过，可惜的是，等他后来学成归国之后，却好巧不巧地赶上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不安的那个时间点。
毫不夸张地说，以中国当时那个社会条件，他根本就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
万般无奈之下，郭沫若搁置了自己的计划，掉头投身革命，从一介文人转职成了一名革命斗士，后来甚至还被当局通缉，被迫逃到了日本，一直到1937年才又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
但第二次重归故里，郭沫若却依旧没能完成自己的理想，因为，他这次又碰上了抗日战争。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他再次搁置了自己的“汉字改革”计划，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自己的抗日之旅。一来二去，一直等到新中国成立，他才等到这个实现梦想的良机。
文字改革开始，理事会成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觉得时局稳定了，便把自己这么多年来思考的“文字改革”方案总结了一下，写了一份报告，递到了主席跟前。
而更巧的是，当时也正为国内居高不下的“文盲率”发愁。在这种情况下，两方一拍即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便就这么成立了。至于方案提出者的郭沫若，则更是直接成了这个理事会中的常务理事之一。
后续几年的时间里，郭沫若和理事会中的一众大佬，共同定下了“把繁体字简化”，和“给汉字加拼音”等文字改革方案，为降低新中国国民那高达80%的文盲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开辟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而前文中提到的那个更改陕西省市县地名的事情，其实也只不过是郭沫若“文字改革”计划中的一环。
如果是从时间线的角度来看，说它是最后一环其实也没什么问题。毕竟，改完地名之后，郭沫若的整套文字改革计划差不多也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至于其成效，虽然不如汉字繁化简和注音这两项来得明显，可也的确是给陕西当地的百姓提供了一定便利。总揽全局，这次“陕西省市县改名事件”当中唯一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可能也就只剩下一个“古称没落”了。
小结：
总而言之，郭沫若之所以会写那篇文章，并推动陕西的地名改革，其背后也不是没有原因。要是换个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是一件于国有功的事情。毕竟，彼时的中国若是想要利用自己的“人口红利”，就必须降低国民的文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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