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来，如今我们日常使用的工业用品，基本上都是西方人发明创造的，中华文明对近现代人类文明的贡献寥寥无几。但在少数西方学者眼里，西方科技的源头在中国，或者说至少一半源头在中国，站在中国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才有西方近现代科技大爆发。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下图）在《中国的天才》和《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书中指出：“长期以来，这些和许多其他的中国的原创成果，一直都被遗忘，或是蒙在鼓里。那些奠基现代世界的发明与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均来自古代中国。”
英国学者怀海德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中说：除了“原始艺术”之外，现代以前的西方没有科技，承认中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明”。
无疑，这些西方学者的言论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那么事实真是如此，还是西方学者为了卖书等商业利益的言不由衷地卖好言论？
其实，罗伯特·坦普尔说得有些保守，事实上中国对奠定现代世界的科技贡献可能比他说得还要大，首先不妨看一看我们熟知的现代产品。
从军事武器上看，现代军事是以热兵器为基础，但热兵器的火药、火炮（下图，世界上最早的火炮实物）、火枪、火箭等等，最初发明者都是中国人，西方是在中国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但没有中国人的发明，焉有后来的改造？
从工业能源上看，石油与天然气是现代世界的能源基础，但宋代时中国人就已经开采石油，沈括就曾敏锐地发现石油的价值，在《梦溪笔谈》中指出石油必将大行于世，最迟明代时中国就已有相关开采技术，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就有相关的示意图。关于石油，古人不仅只是用来燃烧，还用作润滑剂、防腐涂料、中药等。
从音乐领域上看，明朝藩王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是钢琴的基础，没有十二平均律就没有钢琴。让人遗憾的是，清朝康熙、乾隆等组团痛批朱载堉的成果，并将之弃之如敝履，于是朱载堉东方不亮西方亮。
从远航船只上看，指南针与船只水密隔舱是必不可少的，前者用于辨别方向，后者大幅度增强了远航时的抗风险能力。其中，水密隔舱技术始于唐代，成熟于宋代，元明清时中国船只普遍采用这一技术，比如著名的郑和福船。另外，陀螺仪可以确保中心保持在水平位置，在航海中使用这一技术可以确保指南针的平稳，由此不受风浪颠簸的影响，但陀螺仪技术还是中国人发明的，大约西汉时就发明了。
从农业革命上看，古代中国农业不仅耕种技术先进，而且器具也领先全球，如今我们熟知的播种机，其实就是中国人发明的。汉武帝时，一个叫赵过的农业专家发明了耧（lóu）车（见下图），实际上就是现代播种机的原型，后来传到西方后引起西方农业大变革。约翰·霍布森在其书《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说：在农业方面，“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直到20世纪才到达12世纪中国（宋朝）的水平。”
可以说，古代中国科技几乎涵盖了现代的几乎所有领域，除了我们最为熟知的四大发明之外，被传到西方的，又被西方加以改进的其他中国原创发明不知凡几，只是如今鲜为人知罢了，落后时间长了，很多中国人就以为这些都是西方对人类的贡献。
罗伯特·坦普尔在书中说：“有许多在现代看来是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东西，而它们则都是中国起源：从造纸到瓷器，从机械钟到马具、炼钢，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长期以来，这些和许多其他的中国的原创成果，一直都被遗忘，或是蒙在鼓里。然而近年来，中华民族作为科技发明的天才这一特质，越来越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事实上，何止西方人被蒙在鼓里，连很多中国人都不明所以，总认为中国对世界科技发展几乎毫无贡献。
除了直接的技术之外，古代中国人还有很多科学理论上的发现，其中一些理论可能就被西方学者改头换面提出，变成了以他们名字命名的理论，而这些理论也就成了西方的伟大成就，接下来就以数学为例谈一谈。
勾股定理是周朝商高提出的，即“勾三股四弦五”，史书上有着清晰的传承记载，但西方学者也有一个相同的定理，就是毕达哥拉斯定理，认为是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提出的。但古希腊的很多著作消失了千多年，突然文艺复兴后几乎集体出现，让人非常不解。
杨辉三角是二项式系数在三角形中的一种几何排列，在他的《详解九章算法》（1261年著作）书中有过论述。但400年后欧洲人帕斯卡“也”发现了这一规律，就被命令为帕斯卡三角。如今，中国人称之为杨辉三角，但西方称之为帕斯卡三角。问题在于，帕斯卡真的是独自发现的吗？
祖冲之的儿子叫祖暅，与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大数学家，他曾提出一个涉及几何求积的著名命题，并推导出球体积公式，《缀术》中记载“缘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唐代李淳风注《九章算术》时提到过祖暅的开立圆术，中国人称之为“祖暅原理”。1635年，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提出类似理论，与祖暅相差1000多年，但如今国外将这一发现称之为卡瓦列利原理。那么，卡瓦列利真的没有剽窃祖暅原理吗？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见下图）是一位“中国通”，他发现了二进制与微积分，这是数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发现。其中，关于二进制，莱布尼茨说是先发现了二进制，然后再看了伏羲八卦图，所以之后又写了一篇文章《二进位算术的阐述一关于只用0和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字的意义》。关于微积分，中国几千年的数学研究早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比如17世纪微积分创立时期出现的导数，王文素在16世纪已率先发现并使用，可以说17世纪时中国已经具备了发现微积分的所有条件，只差临门一脚，但由于清朝的缘故，中国没能继续深入下去，这时莱布尼茨研究出微积分有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
事实上，宋元明时期，中国数学远远领先世界，杨辉三角、“正负开方术”、“大衍求一术”、“大衍总数术”、“垛积术”、“招差术”、“天元术”、“四元术”、弧矢割圆术、组合数学等等让人炫目，在世界数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的杰出成果，这些发现已经让中国数学到了质变之前。与之相反的是，西方这一时期有何数学成果？让人诧异的是，之前数千年内西方没什么大的发展，但在晚明中西方交流之后，包括数学在内的各种西方发明发现层出不穷，整个西方的智商仿佛来了一次三级跳。
罗伯特·坦普尔在书中说：“作为三千年来无可争议的发明与发现大师，中国人……在工程、医学、技术、数学、科学、运输、军事和音乐等领域的贡献，（在18世纪）激发了欧洲的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
有人会辩解，以上讲述的一些技术，西方人最多只是略微参考一下，对他们后来的发明创造作用不大，但这种观点忽视了任何技术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起步，很多技术本身没什么难度，只是一层窗户纸，一旦捅破了窗户纸，了解了基本原理之后，接下来的改进其实难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还有人会说，以上讲述的一些技术，西方人未必参考了中国古代成就，极有可能是他们独立创造出来的，但古代东西方交流频繁，西方的确从中国获取了大量发明创造，大致情况见下。
首先，古代中国的很多技术，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了西方，最典型的是马镫、造纸术，马镫是北方游牧民族西征带到了西方，而造纸术是唐朝传播到黑衣大食，再传播到了欧洲。
其次，到了明朝中期之后，大量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西方一些科技的同时，也将大量中国书籍翻译到了西方。我们都知道“西学东渐”这个词，但这么说其实不全面，因为文明都是互相影响的，更何况中国这么一个领先世界数千年的庞大文明，因此在“西学东渐”之余应该还要加上“东学西渐”，中国古代大量发明创造都是晚明到清初传播到了西方，进而改变了欧洲文明进程。值得深思的是，西方传教士来华，带来的只是零星的欧洲科技，对中国的影响很有限，但传教士将大批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传到西方，两相比较，似乎西方学到的中国知识更多，似乎“东学”对西方影响更系统、更全面。
第三，除了以上两种相对自然的技术扩散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比较恶意地“窃取”了，最典型的是清朝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别有用心地窃取了瓷器制造技术，利用康熙的信任四处出没景德镇瓷器工坊，并将收集到的制瓷技术传回法国。
最后，看一看《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评价，他肯定了西方科技源于古代中国：“中世纪千余年间欧亚大陆上最惊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西欧从贫穷落后和默默无闻中崛起。中国人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先进的工艺...…西欧人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发展它们，并将其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致更大的技术进步。”
一直以来，西方宣传他们的科技文明是建立在古希腊文明基础上的，迄今还有很多中国人深信不疑，但相信随着中国越来越强，真相也会越来越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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