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是由很多因素构成在一起的。如日本的军国主义、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遭到日军疯狂报复、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首都其特殊的历史地位以及九万中国军队滞留在南京城内等等一系列的原因构成。但是除了以上这些因素以外，最容易被忽略的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日军在占领南京之时，他们的心里活动及心态变化也是构成南京大屠杀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场数十万人的大规模屠杀，需要成千上万的官兵去执行，需要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举起屠刀、扣动扳机。他们除了具有“效忠天皇"、“执行命令”、崇尚“武土道”精神等基本素质之外，还有哪些复杂的心态，帮助了他们去实行恐怖的行为？还有哪些具体的战场环境，客观上驱使他们走向疯狂？这是在研究与探讨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时，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层面。而本文将通过一些当年曾经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的日记以及回忆录为大家分析，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时日本士兵的心里活动是怎样的，而这些心里活动对南京大屠杀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强烈的复仇心理
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军民的抵抗和反击。他们也会有人战死，这是必然的事情。侵略者人员的伤亡，带来了侵略者复仇的欲望和心理。
日本师团大多士兵来自相同的地域。因此，在同一支部队中的士兵，往往都互相认识，甚至是来自同一个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士兵的战死，更加会激起部队中亲情复仇的心理。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第4中队上等兵增田六助回忆说：“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我的弟弟战死了。所以我一见到中国人，就想到他们是杀死我弟弟的凶手。”
日本《每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曾目睹几个日本士兵，一边高喊着“这些家伙经常袭击我们！”一边举着尖镐对准一些俘虏的头砸了下去，闪光的镐尖扎进头颅，鲜血顿时冒了出来。他写到：“不得不承认，每当看见眼前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就会腾起一种对敌复仇的欲望，脑海中就会闪出嗜虐心理。”
日本士兵普遍存在的复仇心理，正好适应了日本军国主义要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充分发扬其“威武”，以逼迫中国政府和中国军民投降求和的需要。
畸形的民族优越感
日本士兵还深深地受到“大和民族优越”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在中国战场上，把中国人看作是猪、狗，甚至连牲畜都不如的动物。正因为如此，什么人性、良知等等人类应当具有的品德，便一概谈不上了。
1936年5月，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在长春向关东军负责谋略工作的参谋田中隆吉中佐进行采访时，田中粗鲁地说：“坦率地讲，你和我看待中国人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你把中国人看作是人，而我把中国人当作猪，无论怎样处置都可以。”
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对此深有感慨。他说：“正因为军队首脑有‘中国人是猪’这种想法，就会下令‘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是中国人统统要杀掉，房屋全部烧毁’，在指挥官的影响下，下级士兵们形成强奸、掠杀、胡作非为的风气也是必然的结果。”
怀有民族优越感的日军士兵，在处置战败了的中国人时，完全像宰杀、分割动物那样，野蛮而残忍。
对比上述事例，更为离谱的是，有些日本士兵在民族优越感的驱使下，竟丧心病狂连军马被流弹打死，也要杀若干名中国人来报复的地步。居住在上新河棉花堤的张春山、钟诗来、钟声三位老人,于1984年提供证言，揭露了日军“杀人祭马”的野蛮行为。其证言写道：“日军有一匹马在战斗中死亡，为了祭奠这批战马，日本士兵逼着一些中国人在棉花堤挖坑将马埋葬。埋葬以后，日军把埋马的中国人杀死九个，把人头砍下来，放在马墓旁，还竖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某某大队军马。”
对于日军的民族优越感和他们蔑视中国人的心理状态，日本华裔学者林伯耀先生在《围绕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分析。
他说：“日本士兵本身蔑视中国人，丧失了为人之心。士兵们在早期开始就具有天皇至高无上的日本民族的精神优越感，与此相应，脑子里被灌输了中国人只配成为掠夺、榨取、统治对象的劣等民族思想，对中国人抱着强烈的蔑视感。抱着优越感的日本人，对劣等的‘支那人’施行任何狠毒的行为都可以。因为，‘支那人’不是人，是‘苍蝇’、‘东西’，最好也不过是‘猪’或者‘狗’那一类的东西。由于这种蔑视观，日本士兵的人权感完全是麻木的，再通过让新兵刺杀活生生的中国人的训练，新兵被锻造成了魔鬼。”
变态的冷漠、麻木与疯狂
战事的拖延、战争的残酷、战场的艰苦铸成了日本士兵性格的变态。他们因失去了对追求幸福生活、家庭温暖的信心，而变得冷漠、暴躁、麻木与疯狂。
进攻南京的部队，都刚刚经历了淞沪战场的恶战。其中的一些士兵本想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后就回国与家人团聚。但是淞沪会战刚刚结束，他们又接到了继续进攻南京的命令，这样就使得其中很多士兵内心产生了不满的情绪。
日本士兵处于这样一种心态下，他们便会采用一切粗暴、野蛮的方法，来宣泄内心的绝望与愤怒。而最方便的宣泄对象就是被侵略的中国军民。
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9联队士兵福田治夫对此有同样的感觉。他回忆当年在南京屠杀平民的暴行时说：“那时的士兵像发了疯一样。谁也不想参加战争，但是接到命令后我们必须服从命令。”
发疯了的士兵，能够做出人世间一切不可想象的坏事。他们既会因战争残酷与绝望而疯狂，也会因一时的胜利而陶醉、发疯。
原日军第3师团步兵第34联队分队长曾根一夫，于12月14日在南京城郊幕府山附近，目睹了血腥的一幕。这里的日军部队，把除了年轻的女子以外的所有人全部杀害，在轮奸了这些年轻的女子之后，她们又被全部杀掉。曾根一夫后来写道：“对于我这种经历过无数次残酷战争场面的老兵来说，都觉得这种场面血腥残忍。”
曾根一夫还认为：“随着杀人数量越来越多，留存在日本士兵心中的人性也越来越淡薄，杀人则会使他们产生前所未有的快感。”
总之，侵略战争的发展，无数日本士兵的心态逐渐发生了改变。他们在南京通过杀人、放火、强奸来宣泄内心的不满，并在其中寻求刺激与快感。
除了上述日军的心态变化对南京大屠杀产生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日军进军迅速，粮草跟不上供应的问题。这也是导致南京大屠杀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地征发粮草的后果
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曾经以粮草、给养供应不上作为理由，为日军军纪败坏及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进行狡辩。
松井在解释军纪败坏的情况时说：“由于追击战之激烈迅速，我军的给养和其他补给不够充分”。
虽然松井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归咎于粮草供应不足，但是客观地分析应当承认，日军在攻击南京的战斗中，粮草跟不上供应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这一现实情况，也的确给日本部队的行动和精神状态增加了一些复杂的因素。
日军13师团第103旅团旅团长山田栴二在其12月15日的战场日记中写道：“各部队已无军粮，陷入困境。”
军队不可一日无粮草。这种征发粮食的事，给进攻南京各部队的日军士兵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的士兵酒井伍郎在回忆进攻击南京情况时说：“因为粮草不足，所以去征发。征发不到物资，就到农民家去要米等东西。自己拿两三天的消耗量。副食品也完全没有。没有办法去农民家征盐，盐是最好的。接着偷猪和鸡，用盐煮着吃。11 月、12月很冷的时候，结着脂肪、雪白雪白的，相当好吃。士兵总是越来越聪明，我们就靠征发为生。"
原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东史郎也在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夜幕降临时，命令我们到后方征粮。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把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部带走，一粒米都不放过。”
日军就地征发粮草之举，几乎与烧、杀、淫、掠的暴行都有直接、间接的联系。
首先，征发是不给钞票的，这不是一宗买卖，而是明目张胆地抢劫；其次，在抢劫粮食、食盐等物资的过程中，增加了日军作战部队与中国平民百姓的接触，增加了用中国女子来发泄兽欲的机会，造成了大量的奸淫事件；再者，在抢劫粮食、奸淫妇女的过程中，遇有不顺从者，则杀人、放火，既惩戒不从者，又宣泄了“胜利者”的淫威。
正如日本学者笠原九司所说：“日军现地征集粮食的做法，本身就是抢中国居民的粮食吃，而抢夺粮食又很容易诱发其他的残暴行为，其一是强奸；其二放火；其三是杀害民众。”
征发粮食作为命令下达，使日军的抢劫暴行合法化。在抢掠中，日军的心态也随之改变。原来对抢劫行为的罪恶感消失了。这个缺口一经打开，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于一切暴行的罪恶感的消失。
原日军第3师团步兵第34联队分队长曾根一夫在战后发表的回忆文章中，对此进行了揭露和剖析。他写道：“向南京进攻的部队，从上海附近出发五六天后，就和兵站部队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时候，仅能做到战斗上不可缺乏的弹药补给，而在粮食方面就无法供给到前线战士的手中。不论战斗精神如何旺盛，饿着肚皮的行动实在令人非常难受。以永不退却的精神标榜的日军作战指导者，却不让战斗部队休息，反而下达‘在当地征收粮食，以谋自活’的征收命令。征收命令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这与抢夺当地居民的粮食无异。过去也曾发生过征收行为，但是在下达征收命令以前大家总是怀有罪恶感。
自从命令下达后，罪恶感就荡然无存了。日本士兵变成了滥杀无辜、打家劫舍的强盗。这个征收命令，使下级士兵发狂，不但抢夺粮食，并且强暴了中国妇女。”
可以认为，日军实行的粮食征发的措施，不仅本身既是明目张胆地抢劫，而且在这一过程当中还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暴行。在粮食征发的过程中，扭曲了的士兵的心态，则又帮助了日本军国主义去实现其扩张和征服的野心。
由此可见，粮食征发的后果，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发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综上所述，日军在攻占南京城之前以及在占领南京之后，其心态的变化对于南京城内的大屠杀有着怎样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心态的因素与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其他因素一起，构成了数十万中国同胞殒命南京城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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