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邦：与时代对话，为人生而舞
为人生而舞，这是中国现当代舞蹈先驱者吴晓邦艺术人生的坐标。
战争年代，面对破碎的山河和受难的同胞，吴晓邦决心用舞蹈倾诉中华民族儿女的不屈意志。上海、重庆、广东、延安……他奔走各地，探索出一条属于“新舞蹈艺术”的道路，摆脱旧舞蹈形式的束缚，将舞蹈汇入时代主流，席卷阻碍中国走向科学和民主道路的旧思想、旧信仰、旧风俗、旧习惯势力，成为打击侵略者、鼓舞人民斗志的精神力量。
“一腔热血和一颗丹心交织在一起，才能产生出那样神奇的力量。”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吴晓邦高高地举起了“新舞蹈艺术运动”的旗帜。
燎原战火激励走出艺术桃源
1906年12月18日，吴晓邦出生在江苏省太仓县沙溪镇的一个贫农家庭，未满周岁时被吴姓人家抱养。
1924年，吴晓邦随养母移居上海。1926年，吴晓邦考入持志大学，并秘密加入了共青团。由于他积极参加爱国进步活动，经常向学生们宣传进步思想，引起了学校的注意。《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作者，南京图书馆馆长、教授陈军告诉记者，为了避免惹出麻烦，1929年，家里把吴晓邦送到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
留学期间，在早稻田大学大隈会堂，吴晓邦看到了该校大学生创作的舞蹈《群鬼》。这支舞蹈展现了一群“吸血鬼”“饿死鬼”“冤死鬼”为了各自的目的在“地狱”里寻找出路而“群魔乱舞”。创作者以鬼拟人，影射日本当时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物。
“《群鬼》给我印象很深，使我从此对舞蹈产生了兴趣。它是我立志献身舞蹈事业的启明星。”吴晓邦深受震撼，下定决心要用舞蹈去唤醒民众。他入学日本高田雅夫舞蹈研究所，系统学习芭蕾。吴晓邦离开日本时，曾向高田雅夫表示：“今后一定要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舞蹈。”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戏剧界人士在卡尔登剧场召开紧急会议，以中国剧作者协会和戏剧联谊社名义发起成立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并决议组织13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活动，动员群众实行全民抗战。吴晓邦很快成为抗日救亡演剧四队的一员。
这一经历成为吴晓邦艺术生涯中最大的转折点。他曾回忆：“过去几年里，我完全沉溺在个人的舞蹈活动中，几乎与世隔绝。但是这燎原的战火像在焚炙着我的心，激励我走出那艺术桃源，奔向抗日行列。”
在一次江苏无锡的演出中，演剧队的队员们指挥着街头群众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吴晓邦被现场的情绪所感染，当场根据《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意境即兴编排了舞蹈动作。舞蹈排好后，吴晓邦只向剧团借了一件深色上衣、一条黑色的裤子和一条腰带，赤着脚就去演出了。他从中国武术散打中借鉴的冲拳、踢腿以及呐喊式的仰头问天动作，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从此，在抗敌的前线和后方，总少不了这个一身黑色布衣、腰系大红绸带的身影。
吴晓邦后来回忆道：“我接受了抗日烽火的洗礼，才彻底丢掉了在学习时期的那些未成熟的‘美梦’。我迎着革命斗争的风暴，踏上了现实主义舞蹈的广阔道路，真正地跨进了生活的大门。”
在时代脉搏上尽情起舞
1941年，应陶行知的约请，吴晓邦前往重庆，任教于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对吴晓邦抵重庆很关注。
在陶行知家中，周恩来问吴晓邦对以后工作生活有什么设计和想法，并表示希望他能考虑在合适的时机前往延安任教，因为那里有个鲁迅艺术学院。吴晓邦脱口而出：“好啊，延安也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就这样，吴晓邦与周恩来有了延安之行的约定。
同年6月，从南美洲归国的著名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也来到重庆。中国舞蹈界被称作“南吴北戴”的两位著名舞蹈艺术家到齐了。吴晓邦和戴爱莲举行了一场名为“新舞踊表演会”的舞蹈专场演出，地点就在重庆抗建堂。
演出开始，大幕徐徐拉开，灯光一下子汇聚到舞台中央。吴晓邦表演了《丑表功》《血债》《义勇军进行曲》等代表作，戴爱莲则表演了《思乡曲》《东江》以及几个世界著名芭蕾舞片段和芭蕾小组合，还特别展现了南美的土著舞蹈。将演出推向高潮的是吴晓邦、戴爱莲联合表演的《红旗进行曲》与《合力》。
1941年6月19日，《新华日报》刊登评论文章《关于新舞踊表演》，指出这场舞蹈演出的意义：“民族舞蹈，现在由少数的中国舞蹈艺术家在不断努力中创造建立。今天这样理解它，它不仅是抗战史实的记录者，还是热情的宣传形式。我们非常同意，这种新的舞蹈在不断努力创造中，一定有它光辉灿烂的前程，与我们新中国的前程一样地向前迈进。”
吴晓邦在回忆录《我的舞蹈艺术生涯》中，特别对《新华日报》的这段文字加以引用，还专门谈到这篇舞评对他们的意义：“这一评价给我们多大的鼓舞啊！”
1945年6月，吴晓邦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和夫人盛婕一起来到延安，在延安鲁迅文艺学院教授舞蹈。
1945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吴晓邦开始给鲁艺戏音系的学生上课。每天早晨6点半到8点，他带领50多个学生到广场空地上做基本训练，除了星期天和上课时间因雨暂停外，从未间断。
“当时，我教的是现代舞基训，学生们感到新鲜，表示乐意学习。我经常结合戏音系学生学习表演上的需要，举出很多动作上的例子，说明戏剧上的表演与舞蹈上的动作与姿态之间的共同规律和各自的特点，理解有关手传意、眼传神的关系，练习身体中躯部位的重要性等等。”吴晓邦在《我爱陕北秧歌舞》一文中回忆。
吴晓邦后又在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内蒙古文工团、东北联军政治部宣传队、沈阳鲁艺等艺术学校和艺术团体任教，并展开新舞蹈艺术活动，1948年创作出受到部队战士热烈欢迎的《进军舞》。
曾在四野特种兵文工团、总政文工团歌舞团任舞蹈演员、教员、编导的高椿生，在其编著的《解放军舞蹈史》中写道：“吴晓邦创作的《进军舞》随着解放大军的前进步伐而舞遍了全国：东北战场、平津战役，大军南下进入武汉、广州，进入海南岛，直至天涯海角。《进军舞》的创作和演出，标志着部队的军事舞蹈创作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新中国开辟舞蹈艺术“新天地”
吴晓邦在抗日救亡演剧四队活动时曾向自己发问：“当我置身于人民之中，接触到现实的战斗生活后，才看到了塔外的天地是多么广阔。我忽然感到像一个笨拙的小学生站在这些工人、农民和战士面前，我该向他们表演什么呢？我又如何将自己的艺术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呢？”
后来，吴晓邦所倡导的新舞蹈中的“新”一直蕴含着一种无产阶级的、人民的立场。他所认为的“新”的意义就是站在劳苦大众的一边，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旧文化的禁锢。
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名誉院长于平表示，在舞蹈创作领域，之所以说要将“新舞蹈”精神发扬光大，首先是强调吴晓邦赋予它的内涵：其一，是反映现实生活、扩大创作题材的范围、追求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其二，是沿着现实主义舞蹈的广阔道路，去开辟舞蹈艺术的新天地；其三，是突出人性、人情中情感与理念的表达，更直接地表现我国人民的现代生活。
1985年11月10日《新华日报》
1985年11月10日，《新华日报》刊登了记者专访吴晓邦的文章。面对舞蹈创作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的提问，吴晓邦回答：“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舞蹈创作，这是我们宏观上的奋斗目标。舞蹈作品要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舞蹈工作者，特别是编导的思想和艺术观要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要切实加强典型的塑造，这是突破过去舞蹈创作陈规旧习的关键所在。”
江南时报记者 钱海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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