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在唐代是个存在感不强的少数民族势力，一直受大唐军队的庇护，为唐王朝牧马养羊二百年，直到唐王朝末期才开始有了走上棋盘的资格。但这么个连黄巢起义军都打不过、实力弱小的民族，百年后却建立了威震西北的西夏国，屡次击败大宋军队，成为宋王朝的心腹之患。
（这张图未必符合史实，党项人汉化程度没那么深）
【“弃暗投明”的党项】
党项是汉代西羌的一支，自汉、魏、晋包括南北朝时期，中原北方政权一直都在不断的打击羌人势力，强盛的羌人部落纷纷被消灭，本来弱小的党项族就成了仅存的“强大”羌人势力了。
当然，这个强大是相对的，党项各部落人口应该不少，包括拓跋部在内的党项八部能有几十万人口；占地面积也不小，但却处在吐蕃、吐谷浑、中原政权之间，是个标准的受夹板气的地方。
最早在唐武德九年（626年）年底，那时的皇帝已经是李世民了，党项族和周边各族到长安朝贡参加新年团拜会，这是党项在唐代史书上的第一次出现。
当时党项各部受其北方的吐谷浑控制，但党项本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势力，有些与汉人打交道比较多的部族就能和大唐建立联系，这次入贡并不能代表全体党项人的意志。
这样的势力最受唐王朝欢迎，分散就容易被控制，安置起来也相对容易。
吐谷浑统治下党项人的日子过得并不好，随着唐王朝在西北的扩张，党项人就成了西北各羌族当中的带路党，率先归附了大唐，到贞观六年，“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
（圆圈为党项初始居住区，五星为庆州，方框为银州灵州，大致位置）
也正因为有党项等西北各势力的投靠，李世民才具备了彻底解决青海吐谷浑的条件。贞观九年，李靖、侯君集等人奔袭两千里，吐谷浑灭国，通往西域的大门被打开了。
其中党项拓跋氏的一支，在贞观初投靠大唐之后，被李世民封为西戎州都督，并赐姓李，这是党项族最早获得的汉族赐姓。“（拓跋）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旧唐书》）
原来党项各部内附唐王朝之后都是原地安置的，后来吐蕃强盛，党项各部纷纷向中原靠拢，分别被安置在庆州（现甘肃省庆阳市附近）等地，并设立了很多羁縻州，后来比较集中的居住区域是灵州、夏州、银州一带，也就是“长安正北约300公里的鄂尔多斯沙漠以南的长城边缘地带草原”，“今日宁夏和陕西的交界”等区域（《剑桥中国隋唐史》）。
内附的党项人以放牧为生，由于地理位置与关中比较接近，唐朝商人能够比较方便的与党项人进行贸易，逐渐党项人就成了唐王朝马匹和牛羊的重要供应渠道之一。
党项人可以牧马放羊换取中原的各种手工业产品，就不用像其他游牧民族一样需要骑着马挥舞着弯刀才能获得，这是党项人在唐代二百多年间一直相对安稳的最主要原因。
唐王朝也给党项人提供了足够的庇护，安置区域都是在大唐西北腹地，甚至为“护党项”设立了专门的军镇。二百多年虽然有些反复，但总体上来说，唐王朝对党项的民族政策取得了预想中的效果。
留在原地的党项人都归附了吐蕃，吐蕃人把他们称为“弭药”，这个称呼一直陪伴党项人几百年，直到党项人建立了西夏国。
【安史之乱后，党项人只是吐蕃的小跟班】
党项成为大唐顺民百多年，安史之乱后再一次出现，这次就成了大举入侵大唐的吐蕃人的跟班。
由于党项人的居住位置接近关中，所以比其他游牧民族更熟悉关中情况，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党项寇宝鸡，入散关，陷凤州，杀刺史”，之后仆固怀恩等大唐叛徒勾结吐蕃入侵，党项在其中也很是活跃。
但跟班就是跟班，党项人造成的危害远远不能和吐蕃人相提并论，《旧唐书》说党项人“自至德以后，常为吐蕃所诱，密以官告授之，使为侦道，故时或侵叛，寻亦底宁。”意思是党项人受吐蕃人威逼利诱才成了入侵大唐的带路党，最后还是安稳了。
除了党项之外，类似的还有吐谷浑、奴剌等族，他们都是最早归附的一批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也都比较靠近中原腹地。但这些势力实力都很弱小，且内部亲唐势力占主流，所以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
到了唐代宗时期，西北局势开始好转，党项人协助吐蕃的行动也有所收敛，这就使吐蕃和党项人之间产生了矛盾，吐蕃多次攻打党项，“掠党项羊马而去”。
唐王朝也不想把党项人彻底推到吐蕃人一边，所以并未对党项进行大举清算，只是通过贸易手段进行限制，唐德宗时期规定“商人不得以口马兵械市于党项”，断绝了党项人军事物资的来源，你们就老老实实养羊吧，打仗的事儿唐人负责。
【中晚唐党项成为大唐“国患”】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由于地方官的欺凌，党项再次“引吐蕃入寇”，被当地唐军击退。史书上认为这个事件具有代表性，并评价党项已经成为大唐的“国患”。
当时，当地地方官叫田缙，“（田）缙前镇夏州，私用军粮四万石，强取党项羊马，致党项引吐蕃入寇故也。”“自田缙统夏州，以贪狠侵扰，党项苦之，屡引西戎犯塞。”
虽然党项人怨声载道，但地方官的贪鄙行为并未受到控制，到了唐文宗时期，“籓镇统领无绪，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羊马，不酬其直，以是部落苦之，遂相率为盗，灵、盐之路小梗。”
这段时间也是唐王朝的一个低谷时期，长安城里各种事情不断发生，边境的这些事情根本排不上号。
觉得自己受欺负了的党项人不再找吐蕃当后台了，而是自己上了。由于武装力量薄弱，“器械钝苦，畏唐兵精，则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开始了自身军事武装力量的建设。
唐文宗太和末期的河西党项第一次叛乱，当时的天德军节度使刘沔“屡诛其酋渠”；之后开成年间“党项杂虏大扰河西”，刘沔率领吐谷浑、契苾、沙陀等部族万人、马三千匹，直接杀到了党项人聚居地银州、夏州，“大破之，俘获万计，告捷而还。”
党项人当时的战斗力与唐王朝正规军差远了，一点儿也没有后世威震西北的战斗民族的风采。
这是因为地方官的错误导致的又一次重大事件了，之前武则天时期河北的营州都督府都督就引发了契丹和奚族的反叛，天宝年间南诏的反叛也起因于地方官的处置失误，每次都给唐王朝带来重大损失。
之后的唐武宗时期，党项人仍然不安分。
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九月，“时党项叛，命亲王以制之。”这也是比较少见的情况，说“叛”，但没有反叛的具体后果，至少说明当时党项人并没有大肆袭扰边境各州；而唐武宗任命亲王主持对党项的处置，这个规格有些超标了，明显表现出不想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态度。
为了配合安抚工作，唐武宗会昌六年正月，唐武宗下令“诸道兵讨伐党项”，这两年史书上仍然没有党项人具体反叛的行动记录，说明党项人闹归闹，但还是有分寸的。
讨伐令下了之后，紧接着的第二道命令清楚的表明了唐武宗的态度，“征党项行营兵士，不得滥有杀伤”，把党项人都杀光了谁去放羊？
但这场仗没等开打唐武宗就去世了，继位的唐宣宗更是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甚至连宰相白敏中都被派到西北主持工作，前后数年才逐渐缓和了与党项人的关系。
党项人毕竟是内附唐王朝的少数民族，其反叛的性质和农民起义类似，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说“国患”实际上有些言过其实。
【黄巢起义，党项人正式走上棋盘】
当年秦人也只是周王的养马人，后来有了勤王护驾之功才成了诸侯国。
党项人虽然不是汉人，也走的是同样的路线。黄巢起义时，党项拓跋部的首领拓跋思恭占据了宥州，就是当年为了“护党项”而专门建立的城市，并自称为刺史。
这时的唐僖宗已经没有精力去管这些事情了，拓跋思恭也算对得起这个官位，出兵勤王与黄巢交战。
实事求是讲，当时党项人的战斗力也就是一般般，士兵人数也不多，中间还因为损失过大逃回了夏州，“思恭以锐士八千频与贼战”，屡次被黄巢击败，其弟拓跋思忠在长安战役中阵亡于朱温手下，当时的朱温还是黄巢的手下，率领的是农民军。
最后黄巢起义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党项人没功劳也有苦劳，唐僖宗封拓跋思恭为夏绥银节度使、夏国公，并赐姓李，这是后来西夏国国号和李元昊等人姓氏的来源。
当年李世民给拓跋族族长赐姓李，根据《西夏书事》记载，此人就是拓跋思恭的始祖。唐王朝一头一尾两次给党项人赐姓李，都落在拓跋一家人身上了。
即使是国公了，党项仍然只是占据西北数州之地的一个小势力，和被封为郡王的沙陀李克用等人根本没法比，在收复长安战役中，拓跋思恭只是受雁门节度使李克用节制的人马之一。
这段时间党项人表现出极度的忠君爱国，无论唐僖宗有什么昏聩的决定，让打谁就去打谁，虽然未能揽狂澜于既倒，但也付出大量的辛苦和牺牲。
但自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开始，党项人学精了，为什么送死的都是我们？为什么皇帝总是让我们去攻打不可战胜的敌人？在唐僖宗再次召唤党项人出战的时候，拓跋思恭，这时叫李思恭，就开始观望逗留，不再把族人战士的性命扔在中原的血肉磨盘当中了。
之后的党项人，或者说大唐夏绥银节度使李思恭，已经像一个汉人节度使一样了，服从皇帝的命令，但不会为皇帝的命令损耗自己的实力。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李思恭死去，他的弟弟李思谏（拓跋思谏）接替了夏绥银节度使的位置，这是党项人占据西北夏州等地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统治权世袭。
一直到这时，党项仍然没有资格逐鹿中原，并不是党项人有超人的智慧和判断力，而是无论和谁打都是失败，之前打不过黄巢和朱温，后来打不过藩镇王贸贞，王贸贞被朱温击败后，朱温的一支偏师就轻易就打败了党项人，“自是夏州服于梁”，党项人成了朱温的手下，一直到唐王朝灭亡。
五代时期，党项一直保持对中原政权胜利者的服从，并不积极参与中原血战，如此下来近百年，未经战火的党项控制地区得以修生养息，并由于一些偶然因素才有了北宋时期西夏国的建立。
最后还要吐槽一下党项人的战斗力，唐代党项一直不是一个擅于战斗的民族，无论对手是唐军、黄巢农民军还是藩镇将领，党项都没有取得过酣畅淋漓的胜利，更不用说当时强盛一时的沙陀李克用了。而到了北宋，党项西夏几乎压着宋王朝打，不知道是唐代普遍战斗力高还是宋朝战斗力太差，或者是党项人突然觉醒了战斗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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