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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众所周知，与直辖市、计划单位市不同，省会城市是省行政领导机关所在的城市，也是全省的政治、文化、经济、人口、交通等各方面的中心城市。
也就是说，这个城市以行政管理为主要职能，在城市中还设置了诸多各级行政管理机构，以省级管理部门为首。
经济中心是指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在经济方面起到组织、领导作用，同周边地区经济联系密切、能够影响、带动经济发展的城市。
文化中心自不用谈，它等同于一个省会的“对外会客厅”，极力展现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向外散播着该区域的文化魅力。
而人口、交通等方面无疑是基于这些基础上建立、发展。
至于为什么要着重表明政治、文化与经济，则是因为这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经济是坚实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
要知道，政治这样的“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且根源于经济，直接管辖地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文化则同样以经济为基础，在经济的推动下蓬勃向前。
只有经济为其他两者奠定了发展的物质条件基础，两者才能得到有效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中，社会文化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状况，而经济和政治同样决定，影响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在文化与政治的双重良好发展下，经济这一基础要素也会得到相应提高，达到三者较为平衡的状态。
由此可见，成为省会城市究竟需要多么苛刻的要求条件。
此外，省会城市除了这些必备因素以外，历史文化底蕴、风水地势地貌等也是它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从古至今，省会城市一直都是地区的重中之重，很少出现变更、迁改的情况，即便出现什么异状而不得不进行变动，也几乎是微乎其微的。
毕竟，想要将地区中心进行转移，相当于牵一发而动全身，颇为繁琐困难。
但是，偏偏有这么一个省份，竟在短短55年间更换了11次省会，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么，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它又为什么要不断迁都呢？
一、行省制
行省制度起源于元朝，后在明清两朝得到极大发展，是13世纪以来我国主要的行政模式，直接影响了我国现在的行政体制。
作为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元朝为进一步壮大国家实力、推动国家发展，在中央与地方的结构的不断调整、完善中，探索出了行省制度这一产物。
它是一种具有两重性、又长期代表中央权力区分各地，为中央收权的同时让各地方保留部分自治权利，可谓“权力大而不专”。
“行”起初是唐宋时期官职中职务兼代的俗语，通俗来讲，就是上级兼管下级的意思。
“省”原本是“皇帝宫禁”的代名词，在汉魏之时主要用于中枢组织的“办公地”，是皇帝视政的地方，后被转用于“宰相官署”，同样是旧时办理公务的政府机关。
因此，“行”、“省”二字综合而言，便是古代中央行政机要机关，奉命前往地方办公、或临时在外部设置的分支机构。
元朝“行省”的前身是魏晋、隋唐时期的“行台”，其同样是各地无异于中央、自成行政系统、代表中央的政务机构。
不过，由于行台制度曾在唐朝初期遭到废除，这才让元朝的行省制度成为当前省会制度的渊源由来。
元代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民间百姓简称为“行省”、“省”。
因由该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所以又称“都省”，具有“两重性”与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这也是元代行省制的一个基本特征。
元代行省改变了前代视其为“临时行政单位”的制度，将它设为了“常设地方行政机构”，更是在随着时间发展中不断完善出现了“宣慰司”——在距离省治较远的地方，设置的行省派出机构，并增置了相应官职分别治理。
到了明代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的每个战略地区，都沿用了元代的行省制度，设置了相应中央分理机构。
在明朝建立以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又将“行省”进行改革，使其权力范围缩小，仅处理民政，更名“承宣布政使司”。
还一并设置了“提刑按察使司”掌管刑狱、“都指挥使司”掌管军政，且规定出现大事、要事时必须三司共同会商。
缘于个人见解与此前先例，朱元璋已经清晰地意识到“权大而专权危政”，因此特意为三司设立了两位话事“政史”，共同工作。
此时的明代“政使司”与元代“行政”虽然略有差异，但在行政划分的角度并无本质区别。
因此，百姓仍然习惯将其称之为“省”，仅多了一个俗名“藩司”。
可以说，明代政使司是元代行省制的进一步发展，更加合理、完善且相对成熟，为清朝的行政区划奠定了良好基础。
清朝时期沿袭了明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在明确将其设立为正式制度的同时，根据当前国家现状进行了更改——由于清代拥有特殊军制，都指挥史司被废除，三司改为二司。
不过，为了进一步加强权力的集中、确保中央对于各区域的稳定地位，清代的两司已经不再是省区域的主要负责人，增设了许多相互制约、管辖、监督的相关机构，如专门设置了跨省专职领导的官职等。
二、河北省
在1928年以前，河北是清朝的“直隶省”，直到那时才改称为“河北省”，其省会在历史上就经历了多次搬迁。
最早，河北省的直隶总督府设置在保定。
因其1870年以后的直隶总督开始兼任，便开始了夏天在天津、冬天回保定的“两头跑”工作模式，总督府也随季节更变。
这也为天津以后成为省府埋下伏笔——北洋政府时期，直隶总督在天津办公。
到了河北省成立以后，省府官员又将省会迁都到北平，但在两年后又迁回天津。
1935年，省府又将在天津安顿不久的省府搬到保定，确定了保定成为河北省省会。
只可惜，保定却没能守住这份“荣华富贵”——新中国成立以后，1954年，河北省省会再迁至石家庄。
令人惋惜的是，50年代中期，虽然得到中共中央华北局与政务院的批准，石家庄已经在城市规划中描绘了成为省会城市的“蓝图”，规划了省级行政单位的地理位置与相关建筑。
但为了集中一切财力物力人力，推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便导致石家庄受到经济状况制约。
省会变更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1958年，全国人大采纳了1956年时的提议，将天津作为这座历史上归属河北省的城市正式划入河北省范围，并将省会迁址该地。
不过，由于1966年时，美国对越南矛盾日益尖锐、战争急剧升级，我国与苏联的关系也迅速恶化。
考虑到天津市地处沿海区域，一旦爆发战争定将成为两军交战的“主战场”，对于我国的军事指挥与全局部署很是不利。
于是，保定再一次获此殊荣，在1966年又成为了河北省的省会。
1968年初，考虑到当时的“特殊形势”，保定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的计划一拖再拖。
眼见相关规划遥遥无期、无法短时间内快速达到预期效果，也鉴于石家庄地处重要交通枢纽，便于形成省份的各领域发展中心。
因此，1968年2月，位于石家庄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
这也就意味着，石家庄正式成为河北省省会。
不过，在石家庄一跃登上省会宝座以后，曾有部分反对意见表示，保定的工业发展是可以伴随时间发展而繁荣昌盛的，因此提议再次迁都保定。
但这一建议得到了我国领导人“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了”的批示。
自此，在经过11次变动以后，河北省终于拥有了稳定的省会，时至今日也没有变动。
2014年底时，《中国国家地理》曾公布一篇报道。
一位河北保定的副处级官员在当时曾表示，河北省会之所以经历如此多的坎坷曲折，都是因为“乱拍板、各种运动瞎闹造成的”。
在经过记者诸多访问以后，他发现，保定人民仍然还在对于自己身为“省会人民”的历史念念不忘，令人啼笑皆非。
不过，这种民众认同感的不足同样会将当今的石家庄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这种境遇，放在我国其他任何一个省份想必都不会存在。
文章中表示，之所以保定人民会出现如此排斥的情绪，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与河北省会的不断变迁、与石家庄成为省会的历史年限较短有关——石家庄是我国年龄最小的省会，其省会历史当时还不到48年。
参考资料：
四处流浪的河北省会 | 中国国家地理网
【志载冀往】河北省省会的变更_澎湃号·政务_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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