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智：礼法是圣人创制的，那谁来教育圣人呢？|刘学智|孟子|宋明|张载|朱熹|荀子

2024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学智撰写的《中国哲学的历程》一书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发行，再次引发了人们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对“中国哲学”特征的关注与思考。

刘学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导，陕西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他自20世纪80年代初从事大学教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着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其研究的范围较为广泛，涉及儒、释、道及关学等多个领域。起初他特别关注的是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思考和对中国哲学特征的探寻。30年前，刘教授专著《中国哲学的历程》中文版出版。

在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的办公室，我们开始了与刘教授的访谈。

“人们常说胡适是第一位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人，其实，谢无量早已于他4年前已有《中国哲学大纲》问世。”刘学智介绍说，“30年代至50年代前后，有关中国哲学研究的著作已为数不少，如钟泰、范寿康、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人的中国哲学史论著等，其成就卓然。我撰写的《中国哲学的历程》，只是在先贤和时贤研究基础上撰写的一部特殊形式的中国哲学史而已。”

文 | 钟一

摄影 | 若琦

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

谈起往事，刘学智的声音稍显低沉。“60年代到70年代初那段时间，因形势所迫，我不得不放下书本，回到家乡。在农村什么活都干过，为了多挣些工分，还做过掏粪工。但正是在这种处境中，我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意义，思考人生的价值——它能否帮助我理解生活的复杂性，从而走出人生的困惑！我曾一度陷入茫然。”或许，这句发自内心的诘问，为他以后研究中国哲学埋下了伏笔。

“我的履历很简单，履历表上只有两行：长安县细柳中学任教；陕西师范大学学习和任教。仅此而已。”刘学智如是说。

经历过那个特殊的五六十年代，不过，刘学智认为自己还是幸运的。虽然失去了最佳的学习时机，但毕竟还是赶上了末班车，30岁时考上了大学，与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学弟学妹们同堂听讲。他时不时幽默地自嘲：“说实话，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哲学专业训练，中国哲学基本上也都是靠自学。但幸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张岂之、赵吉惠、赵馥洁、裴大洋等先生的殷切指导和学术熏陶，我很感激先生们。”

▲刘学智教授

1982年初，刘学智在陕师大学习期满，留校任教。这一年下半年至第二年，他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进修。刘学智回忆：“这是我进入中国哲学学习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大师云集，我曾受到冯契、丁祯彦、曾乐山、施炎平等多位先生的熏陶，那里学术氛围非常浓厚。”他多次聆听著名学者冯契先生的演讲，还得到冯先生和古籍所潘雨廷先生的当面指导。在与这些学术大家们的交流与讨论中，让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这也为他后来研究中国哲学奠定了基础。

“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读书读到眼睛都模糊了。记得宿舍里有个年纪较大的同学，因我和镇江师院的一位学数学的同学总是读书到深夜，打扰了他的休息，常引起他大发雷霆。”因错失了年轻时读书的时机，只有“笨鸟疾飞”，别无选择。刘学智说。

进修回来后，刘学智深度融入陕西学界，以谦诚的态度向张岂之、赵吉惠、赵馥洁、陈俊民、裴大洋、田文棠等先生求教，并得到他们的殷切指导。刘学智说：“我学无常师，但身边无不有师，这是弱点，也是优点。其弱点是没有得到专职导师一以贯之地指导，然其优点则是没有形成门户之囿，可兼取众家之长，从不同的老师那里得到多方面的启迪。”

刘学智的求学历程，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也是他个人与哲学这门学科不断磨合、交汇的过程。

“中国哲学是以‘境界形上学’为特征的哲学”

在刘学智的学术生涯中，他从早年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思考，进入到后来的“理论性”探讨，再到如今的“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整体思考，他的学术思想不断深入且逐渐趋于成熟。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哲学的研究常囿于“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所谓“对子哲学”的套路，他认为这种倾向事实上把中国哲学的理解简单化了。当时的许多哲学论文多限于谈论某思想家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是主观唯心论还是客观唯心论？这种标签化的研究方法，显然受到当时苏式教科书教条主义方法的影响，显得非常僵化，缺乏对中国哲学自身特点的把握和思考。

刘学智认为，这些争论脱离了中国哲学的实际，“哲学不应该是简单的标签化，而是要关注中国哲学思想本身的逻辑发展和思维特点。”他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找到自认为合适的路径，这正是他写作《中国哲学的历程》的背景与初衷——他试图跳出以往的思维框架，从更宽广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

他认为，中国哲学是以道德理性为本位的，关注的是社会和人生，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身心的适应与和谐，从而其认识论往往被融入道德修养论之中，而没有形成像西方哲学中那样发达的对象性认识的传统，由此所形成的哲学也与西方哲学那种实体的或认知的形上学不同，常表现出价值的或境界形上学的特点。“中国哲学是以价值论为核心，以‘境界形上学’为特征的学问，它通过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来帮助人们寻求人生的终极意义。”刘学智概括说。

与西方“主客二分”“天人分立”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主客统一”“心物合一”等，这种本体论上的“二元同一”“一多不分”特点，使思维超越了对世界本体的逻辑追寻，而代之以直觉体悟式的整体把握。

基于这些认识，刘学智发表了《中国古代哲学没有不可知论传统》的论文。该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文汇报》等10多家报刊转载或转摘。

以上述看法为基础，刘学智考察了“天人合一”这一命题，指出“天人合一”有形上、形下之分，这一思想在古代虽然早已有之，但汉唐多倾向于在形下意义上讲“天人合一”（如“天人和谐”论）。

刘学智说，宋代之后的理学家则是在《孟子》《中庸》《易大传》等道德心性论的意义上讲“天人合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这个命题的最早提出者是张载，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理学家大都认同这一说法，所谓“天人本无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人与天地本一体”（朱熹）、“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王阳明），都主张天道性命的“一体”论。历史上道家也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如“道法自然”（老子）、“人与天一”（庄子），但这突出的是“天人和谐”，与儒家建立在心性论基础的“性道为一”其思维路径是不同的。在涉及张载哲学时，刘学智认为，张载的哲学不能简单局限于“气”论，实际上他是在“虚—气”论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贯性与天道为一”的“天人一体”的思想体系，这对此后的理学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的历程》中，刘学智对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的比较研究颇有新意。“我认为，孟子和荀子的人性理论其逻辑起点是不同的，这也是他们最终走出不同修养路径的原因之一。孟子性善论的逻辑起点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认为每个人天生都有一种仁爱之心，这是他主张天赋道德论的基础。”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都是天赋的，“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由此走向“性本善”论。这样，人生的修养路径就是“尽心、知性、知天”，就是“反求诸己”和“求放心”，走出了一条内向性自我反省式的修养之路，把内心本有的善向外扩展，就是“仁民爱物”“仁政”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理念。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其“性恶论”的逻辑起点是“人生而有欲”“生而有好利焉”，如果“顺是”发展必然走向恶。所以他强调后天的礼法教化，所谓“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

“因二者的逻辑起点不同，于是导致了他们的修养方法和理论路径也不同。孟子主先验道德论，荀子主后天教化论。”刘学智说。孟子的说法虽不一定正确，但理论上尚可以贯通；荀子的说法其理论矛盾较多，他强调礼法对人后天道德性的塑造，但他又认为：“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也就是说，圣人与凡人之性是相同的，礼法又是圣人创制的，那么谁来教育圣人呢？这就陷入了难以自洽的矛盾。

“儒、释、道三教塑造了中国哲学的独特面貌”

后来，刘学智又特别关注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研究，这也促使他思考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如何从大视野看待中国哲学的发展演变。

为了系统梳理中国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刘学智与张岂之先生合作，主编了《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六卷本），该书涵盖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我除了负责全书的主编工作，还直接撰写了《魏晋南北朝卷》（第一作者）和《隋唐五代卷》，每卷大约50万字，花费了6年时间，工作量非常大。”刘学智说。这两个时段的学术史涉及儒、释、道三教，其内容较为复杂，为此他花费了不少精力。

研究佛教则源于一个契机。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台湾辅仁大学编纂《哲学大辞书》，聘请他参与佛教方面条目的撰写，为此他查阅了大量佛教经典。当时没有电子文本，全靠自己翻阅《大藏经》等佛教典籍。“我为这部词典撰写了十多万字的条目，从而敦促自己对佛教的研习，这为我后来进行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刘学智如是说。

通过这些研究，刘学智深深地意识到，如果不研究佛教和道教，不研究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关系，就无法深入理解此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比如张载思想的形成就与道教有很大的关系，朱熹的思想则深受佛教华严宗的影响，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则与禅宗有着渊源的关系。魏晋以后的许多思想家，其思想形成大都受到了佛教或道教的影响。”他认为，“儒、释、道三教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独特面貌。”

在此研究的基础上，2006年，刘学智在研究生中开设了“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的课程，先后发表了《当〈老子〉与佛教相遇——佛教视角的〈老子〉诠释》《儒道释交融与理学的形成及特点》《关于“三教合一”与理学关系的几个问题》《心性论：三教合一的义理趋向》等多篇论文。2011年还成功地申报了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儒释道三教关系史研究》，该项目已经结项。

在《中国哲学的历程》一书中，刘学智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进程进行了简明地勾勒，指出从先秦到两汉，其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诸子并立”到儒道互补、儒道合流之思想格局转变的过程。

▲刘学智教授

黄老之学是较早体现道、儒相融和各家思想综合发展的学说体系；到两汉时，佛教传入，道教生长，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则逐渐形成儒、释、道三教鼎立和交融发展的思想格局；对于隋唐时期的三教关系，他接受了任继愈先生的观点，认为该时期是儒、释、道“三教鼎立，以佛为主”，到宋明时期，则转变为“三教鼎立，以儒为主”的思想格局。他指出，这一时期三教关系的发展，是从外在的“调和”走向思想上的深度“融合”；唐宋以降，三教“交融”逐渐走向“三教合一”。

刘学智指出，“三教合一”不是说三教合为一教，而是说儒、释、道三教在保持各自门户的同时，不仅相互吸收和相互融通，而且其融通有了鲜明的思想归向，即归向“心性”。他常引《性命圭旨》所说：“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炼性’，释曰‘明心见性’。心性者，本体也。”也就是说，三教合一，是三教在吸收其他各教义理的同时，都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成果，即佛教形成了禅宗，儒学发展为新儒学即理学，道教则出现了全真教。

进而刘学智指出：“若进一步考之，三教发展的动态过程以及各教的较为确定的归势，不难发现，自唐以降，佛教由禅宗而革命，道教至全真而转向，儒学到阳明乃大变，其寓于变革转化中的思想意趣不越‘心性’二字。‘三教合一’即伦理目标一致，旨趣归向心性。”他认为，这正说明“主体由外在探索转向自心识见的趋向带有某种必然性。”

“关学研究是我近十多年来关注的重点”

2008年，总计2300万字的《关学文库》出版，刘学智是总主编之一。

关学是陕西历史上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重要学派，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关学文库》是对800年来关学文献的首次系统整理和研究，是陕西近年来首部大型文化工程，它的出版不仅对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承陕西的关学思想文化有重大意义。由于担任此书的总主编，刘学智对关学的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入。

刘学智说，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在吸收了佛教、道教发展成果基础上形成的高级形态。如果不了解理学，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哲学后来的走向和归宿。而张载创立的关学，则是理学中一个重要的有全国性影响的地域性学术流派。

过去人们常说周敦颐“为儒者宗”，是理学的奠基者，但刘学智通过研究发现，张载其实是理学真正的奠基者、开创者。他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宋明理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和重要命题，在张载那里已经提出或见其端倪；理学“性道合一”的心性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张载那里已见雏形；张载批判佛老的态度此后成为理学家的基本理论立场；张载提出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和“变化气质”的工夫论，“德性之知”“见闻之知”“心统性情”“立诚”“尽性”的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也多为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理学家承继和阐发。他认为，事实上，张载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因受历史上二程弟子的影响，过去是被大大低估了的。

早在1991年，刘学智就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张载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关于“气”的讨论，其实“心性论”和“性道合一”才是他思想的核心或关注的重点。刘学智认为，要重视古人所说张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的体系特点的认识，要重视对张载《横渠易说》的研究，同时要注意把《易说》与《孟子》和《中庸》的心性论结合起来，关注他所说的“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的命题在他思想体系中的意义。

对于学界曾一度流行的用“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框架来套解中国哲学的做法，刘学智一直持怀疑的态度。他说：“我并不否认历史上存在‘唯物’与‘唯心’的争论，但这并非影响中国哲学特征的突出问题。”

刘学智认为，中国哲学更多关注的是价值与境界的问题，他称之为“价值的形上学”或“境界的形上学”。因此他认为，研究张载的思想，不能简单地贴上“唯物论”或“唯心论”的标签，而要深入到他思想的内在逻辑和价值体系。事实上，刘学智对张载及关学的研究一直贯穿这一方法和理念。

我们的探讨再次回到《中国哲学的历程》这本书。刘学智说，这本书有一个特点——注意了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

比如从汉代哲学对宇宙演化和结构的探讨，到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思考，最后发展为宋明理学的心性本体论体系，他认为理学是把儒家伦理本体化的学说。

该书特别注重以中国哲学自身的思维特点研究中国哲学，注意以中国哲学发展各个时期的哲学问题为主线，既分章爬梳，又浑然一体地呈现中国哲学的思想发展历程。该书特别注意揭示各历史时期不同哲学体系之间、不同流派之间以及前后相继的思想家之间的思想联系和发展脉络。

▲刘学智教授

目前，刘学智已年逾七旬，他仍在自己钟情的领域不懈地耕耘。他正在进行的工作有《关学文库续编》的编纂；承担《儒学百科全书》中隋唐卷条目的编纂；在完成了《关学文丛》第1辑的主编工作后，又在进行第2辑的编纂；他还在带领科研团队进行《乡约文献辑考及乡约文化与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研究》的国家重大课题的研究。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看来，忙碌的工作才是他的常态。